“朴素方正”，既寓意太行山的天然、胖儿的本色，又为他的人生道路规划了超凡脱俗、永臻至境的意义。这实在是一个绝好的名字！
卓琳迅速将儿子拉到刘伯承面前，说：“快！快谢谢伯伯。”
还没等胖胖反应过来，一只小手已将他的头冲着刘伯承深深地按了下去。顿时，引得满院子的人朗声大笑。原来，这只小手是从在一旁玩耍的刘太行那里伸过来的。
此后，胖胖有了正规的名字——邓朴方。
翻开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邓小平》画册第275页，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展现在人们面前。
那是上海解放后，邓小平、卓琳、陈毅、张茜带着两家的孩子照的。“挺着将军肚”的陈毅坐在正当中。他的左边坐着张茜；右边坐着邓小平，怀里抱着两个孩子，身边还站着一个孩子。邓小平的身后，面带微笑站立的便是卓琳。
这时的卓琳，才33岁。
1949年5月26日，邓小平率领渡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乘火车抵达上海。陈毅等同志前往火车站，迎接邓小平一行人到圣约翰大学休息。后来，邓、陈两人先后迁往上海湖南路262号原周佛海的公馆。
这是一处花园别墅，一幢小洋楼房掩映在浓荫丛中，邓、陈两人分别住在楼上和楼下。
不久，他们的夫人和子女来到这里。尽管邓小平、陈毅仍旧十分忙碌，但开始有了稳定而又温馨的家庭生活。邓、陈两家，相处得比一家人还和睦。有一天，他们忽然来了兴致，把各自的夫人、子女都叫到一起合影留念，使今天的广大读者有幸目睹当年两家人和睦相处的动人场面。
邓小平和陈毅同是四川人，他们的交往已经有几十年了。
他们初次相识是在1930年8月间。当时，邓小平在上海任党中央秘书长，陈毅从福建前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后来，他们一起在中央苏区的不同岗位上战斗过。1947年，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共同率领人民解放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取得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次战役的总前委中，常委就是他们3个人。虽然他们年龄不同，性格不同，但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着。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陈毅从华东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从此，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们共同协助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工作。到了1957年后，邓小平、陈毅两家在中南海里又比邻而居，卓琳和张茜之间、孩子们之间往来就更多了，愈加亲密无间。
1967年初，邓小平被正式地宣布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邓小平和卓琳谪居江西，邓、陈两家分离。
时间流逝，到了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
闻此噩耗，邓小平、卓琳及全家人十分悲恸。
1973年初，邓小平复职，和卓琳一道回到了北京。
一回到北京，就听说张茜因心情悲痛而身患癌症。他们很快带着孩子，去301医院看望张茜。
此时相见，真让人感慨万千，万般话题不知从何说起。
躺在病床上的张茜送给卓琳一张照片，那是她和陈毅在石家庄谪居时照的。照片上陈毅已经重病缠身，身体消瘦，而张茜也已鬓添白发。夫妻两人身着军服，并肩而坐，深沉地微笑着。
卓琳双手接过照片，内心十分悲伤。她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收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两张照片，有着说不尽的深情，共同诉说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
辛勤的园丁
重庆，山峦起伏，雾色苍茫。
奔腾不息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在这里，江水从山脚下流过。
这座被称为“山城”、“雾城”的城市，是祖国大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犹如西南地区的心脏。
1949年12月1日，伴着喜庆的锣鼓声，解放大军进入山城。山城人民迎来了解放，古老的城市获得了新生。
这时，邓小平已经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重庆一解放，他即携带家眷，坐上一辆吉普车，驶入西南局机关所在地——鲁家岩。
在这里，邓小平日理万机，和刘伯承、贺龙等同志一起，领导着西南军民歼敌、剿匪，实行土改，恢复生产，建立人民政权，修建四川第一条铁路线，组织大军进藏，促进各民族和睦生活，清除战争创伤，重建幸福家园等项工作。工作是辛劳的，生活也是十分充实的。
夫人卓琳，没有闲着，也忙个不停。
当时，进驻重庆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弟没有合适的小学上学，卓琳便将筹办子弟小学的事承担下来。
给小学生讲课，对于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只是，由自己亲自筹办小学，这种事她可从来没有做过。
卓琳生性泼辣、爽快，认为既然答应了筹办学校的工作，就要尽力做好，并且马上就办，不能拖延。
于是，她每天到处奔波，选校舍、招学生、请老师，忙得不亦乐乎。
她的工作没有白做。不久，她便建起了一座人民小学，并且亲自担任了校长。这是一所专门为部队及西南局的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开设的学校。招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的牺牲了，有的仍在前线作战，或因工作繁忙而无瑕管教他们。
因而，学校不仅承担起教他们读书、识字的启蒙任务，还负责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
根据卓琳的安排，学校按孩子们的年龄和原有的文化程度分班分年级，集体住宿，和军队一样实行军事化的供给生活。为了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学校想方设法，弄一些牛奶给孩子们喝，以便增加营养。每到周末假日，那些父母不在的孩子，常被领到其他孩子的家里一起吃饭、玩耍，使他们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卓琳的家里也常招待这些小客人。
学校创办初期，因为缺少老师，卓琳亲自走上讲台，给不同程度的好几个班级上课。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什么都教。
上语文课时，她从最基本的人、口、刀、牛开始，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讲解，引导他们去理解汉字的意思，为孩子们打开知识的窗户。
有时候，上起课来，她能连续站上几个钟头。
虽然她当时有孕在身，仍旧坚持为学生上课。即便后来生了女儿邓榕，一出满月，就又去工作了。
后来，学校里增加了几位教员，他们是从二野各部队抽调出来的。学校里授课的范围更广了，每天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
学校里的孩子，多数是在部队中长大的，比较调皮，不好调教。为了教育好他们，卓琳着实用了不少办法，费了不少心思。首先，她从自家的孩子开刀。女儿邓林、儿子邓朴方都是她的学生，有时上课不听话，不守纪律。每当这时，她总是板着面孔，狠狠地批评他们一顿，以教育大家。就连那只有五岁的二女儿邓楠，也被每日放到教室的最后一排，不管听懂听不懂，都得老老实实地坐着。
对于那些上课不好好听讲，又哭又闹的孩子，卓琳干脆把他们带到校长室，“任凭哭闹，不予理睬。”时间一长，孩子哭累了，自然停嘴了，再也不闹了。
卓琳的办法，果真管教住了这群孩子。每当她看到孩子们挺着胸脯，大声朗读的样子，心里就无比欢喜。她觉得，自已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卓琳对孩子、对小学校的生活有很深的感情。
乃至几十年后随邓小平访问日本期间，她对安排自己参观东京都千代田区番町小学，还十分满意，并高兴地与教师和孩子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习惯我最熟悉”
1961年金色的秋天，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峰峦迤逦的江西庐山召开。
8月底的一天，一辆伏尔加轿车停在庐山疗养总院267号小别墅的庭院里，邓小平神采奕奕地走下车。他是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夫人卓琳也以机要秘书的身分来到庐山。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生活管理员杨基友来到卓琳面前，询问邓小平喜欢吃什么菜，准备第二天早晨派人去取原料。
卓琳明白了他的来意后，笑容满面地报了菜单，有：豆角、茄子、青菜、辣椒，只有个别荤菜的菜名。
杨基有一听，有点不满意，说道：“卓大姐，首长工作很忙，你报的多数是素菜，营养跟不上，我们当生活管理员的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一位厨师在旁边也附和说：“是呀，那白菜叶子有点发黄了，首长也不让我们扔掉，用开水泡一泡，放一点盐、辣椒和味精，就着咽稀饭，我也快成了做斋饭斋菜的厨师了。”
卓琳微笑着耐心给他们解释说：“你们爱护首长的心意我很理解，我比你们更了解首长，他的生活习惯我最熟悉。这些菜都是首长最喜欢吃的菜，而且是很有营养的菜。”
夜幕降临，到晚上8点钟了。轿车载着邓小平从会场回到住处。桌上已经备好了饭菜，邓小平端起碗吃了起来。边吃边有趣地说：“会开晚了，肚子闹革命了，这饭菜吃起来好香。”
卓琳听了，微嗔地说：“你说好香，刚才管理员和厨师还提我的意见，说素菜多了，营养跟不上，弄坏了首长的身体，他们负不起责任。”
邓小平慨叹道：“他们是好意嘛。群众真好哇？”
想到连年的灾害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困难，卓琳十分忧虑，不安地问：“老邓，会议还没有讨论粮食问题吧？”
邓小平马上兴奋地回答：“快啦，讨论完工业问题就讨论粮食问题？”
卓琳用手撩了一下头发，微微仰起头，意味深长地望着邓小平说：“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你作为党的总书记，要多为党和毛主席分忧，为六亿五千万人民作主，把粮食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推心置腹地说：“毛主席在我们未来庐山前，就同周总理、陈云和我谈到粮食问题，明确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的意见，要把衣、食、住、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吃完饭，我就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
他草草吃完了饭，立即走进办公室，挑灯伏案，用铅笔在纸上疾书起一份“粮食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不能退过黄河”的发言提纲来。
夜深人静，时针指到1点，卓琳已经为邓小平桌上的茶杯里添了几次水。
直到把发言提纲写完，邓小平才直起身，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走到洗澡间，拧开水龙头，冲了个热水澡，准备就寝。
卧室里，熟知邓小平生活习惯的卓琳，早已将速可眠放在床头柜上。邓小平吞服了两片，不久，就进入酣畅的梦乡。
说说心里话
1961年秋的这次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从8月23日开到9月16日。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问题，重点是讨论工业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进行了多次重点发言。他摆事实，讲道理，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尖锐、深刻地指出了一些违反客观规律的作法，大胆地阐述了其危害性。
深知邓小平性格的卓琳，对他爽直、认真、倔犟的工作作风有些担心。尤其是联想到两年前那次庐山会议“反右倾”中呛人的硝烟味儿，蓦然感到有股凉风吹入体内。
她决定尽快找时间和丈夫说说心里话。
这天，邓小平开会回来，吃完晚饭，走进卧室，倚靠在床边，拿起了一张报纸？门开了，卓琳将女服务员泡好的庐山云雾茶端进来，放在床头上。然后，轻轻关上了门，坐在丈夫的身旁，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放下手中的报纸，看了卓琳一眼。
多年协调的夫妻生活，早已使他们彼此十分了解。邓小平此时敏锐地察觉到卓琳的心思。他直率地说：“你不问，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你是心有余悸，怕我这个老邓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挨批，是不是？”
卓琳点了点头，关切地说道：“前车可鉴。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彭老总等人戴上‘右倾’的帽子。张闻天没有听夫人刘英的劝告，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也挨了批判。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上帽子回北京。”
对卓琳的劝告，邓小平不以为然地一笑，算是领受了妻子的一番苦心。他端起桌上的茶杯，打开盖儿，抿了一口茶，然后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风趣地说：“那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在批‘左’的时候用，一篇准备在反右的时候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
卓琳听了丈夫发自肺腹的真言，心里怔了一下，用手扶了扶眼镜，平静了一下心境说：“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
邓小平郑重其事地说：“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要说重一些，好引起全党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不是拆台。”
卓琳见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这样执意，也就不再多劝了，于是带着几分关切说：“你看着行事吧。”因为卓琳清楚地知道丈夫直率、真诚、刚中有柔，并且得到毛主席的信任。
想到这里，卓琳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夫妻情深
劳逸结合，是人们常说的一句健康格言。
卓琳十分关心和注意邓小平的身体状况。为了让工作繁忙、精神紧张的邓小平得到很好的休息，她想方法为他创造休息、娱乐的机会。
邓小平有午睡的习惯。每当吃过午饭，卓琳便将孩子们带到另外的房间，禁止他们吵闹，以便让他们的爸爸安静地睡上一会儿。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有“三爱”，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着作，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和中外文学名着；爱吃辣椒，连汤里也要放辣椒；爱打麻将牌、桥牌。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欢看的书籍；餐桌上，她总是给邓小平摆上一瓶爱吃的辣椒；有机会时，她则帮助摆开“战场”，邀请佳宾，到住处玩一玩麻将牌、桥牌。
1961年秋在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基本完成后的一天，卓琳就同当时也在庐山的二女儿邓楠一起邀请参加会议的李富春、陶铸、罗瑞卿、柯庆施四个老牌友，晚饭后到邓小平一家人住的267号别墅“摸砖”。
吃过晚饭，267号的门外就传来敲门声。
卓琳赶快走到门口，拉开了门：“李大哥、陶大哥、罗大哥、柯大哥，请进，请进。”一一将他们请进门。
邓小平早已端坐在麻将桌的席位上，幽默地说：“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罗。麻将能使人思想敏锐。你们四个人，富春、陶铸、瑞卿先进门有奖，先上桌打，庆施晚进来一步，要罚，坐在旁边看。”
几句话引得大家大笑起来。
随即，他们玩了起来。边玩边议论起这次会议的有关内容，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气氛十分融洽。
几圈之后，柯庆施换下了打输的李富春。牌桌上，邓小平常常是稳坐“钓鱼台”。
卓琳虽然不爱打麻将牌，却喜欢观看。她站在他们身后，不时高兴地为胜者助威称快，为输者鼓励打气，使得牌桌上更添一层热闹气氛。
夜深了，窗外的树林里传来猫头鹰的啼叫，卓琳望望高挂的月高，看了看手表，已经深夜11点钟了。她以征徇的口气问大家：“我到厨房让厨师给你们准备点夜宵？”
“太好了！我肚子是有点饿了。卓琳，你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罗瑞卿直爽地说。
卓琳微笑着回答：“每人一碗简单的面条。你和柯大哥个子大，食量大，另烧一小碗红烧肉。”
柯庆施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的红烧肉里要加点糖。”看来，他喜爱吃甜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