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光美第一次听到有关刘少奇的情况时，已经是1972年8月了。8月17日，专案组通知王光美：“你丈夫刘少奇已经在1969年11月死在开封了。
王光美乍闻噩耗，惊呆了。但她没有落泪，因为泪水已经被愤怒与悲痛烧干了。但当她见到日夜思念的孩子们时，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
就在她听到刘少奇死讯的第二天，平平、源源等几个孩子第一次获准去监狱探望妈妈。5年过去了，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见到妈妈，梦里千百回地呼喊着。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他们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5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色的头发，连腰也伸不直。
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王光美仔细端详着眼前的孩子们，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顿时，孩子们哭成一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光美终于获准出狱，重新获得自由。
纯真的友情
逆境中最能显示出一个人品格的高下，也最能显示出友情的深厚与可贵。
1966年12月，刘少奇与王光美夫妇已经身处逆境，许多人怕受株连开始避开他们，但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了宋庆龄派秘书送来的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
书是装在大信封里，信封上是宋庆龄亲笔写的“敬爱的刘主席、王光美同志收”，选集的扉页上也赫然写着：“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
同时，他们像往年一样，收到宋庆龄给孩子们的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见到那与往年一样的亲笔签名——“宋妈妈”。
一切，都同往年一样，似乎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王光美收到宋庆龄送来的东西，顿时热泪滚滚，她边擦眼泪边用颤抖的声音说：“如果宋副主席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患难见真情。王光美不由得回想起她与宋庆龄交往的一幕幕。
王光美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1949年开国大典那一天。宋庆龄已年近60岁，历经沧桑，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衣着整洁，举止端庄，步履轻盈，精神焕发。王光美从小就崇敬仰慕宋庆龄，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她反而不知说什么好了。她们只是握了握手，彼此笑笑。
从那以后，刘少奇经常和王光美一起，主动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也偶尔到中南海来访。她们的关系逐渐密切，书信往来很多。
1951年冬，王光美随刘少奇到南方。她们在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
第二天，宋庆龄邀请她们去家里做客，并亲自为她们煮了咖啡。在后来的交往中，宋庆龄几次说要教王光美如何煮好咖啡。还轻声告诉她：“我煮的咖啡香极了。”可那几年王光美常在农村工作，没能学成。
1957年4月到上海时，王光美又陪同刘少奇去看望宋庆龄。交谈中，宋庆龄很恳切地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
不久，又是在上海，刘少奇和周恩来去看望宋庆龄，对宋庆龄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在场的王光美注意到宋庆龄的心情很不平静，眼中含着泪花，她为宋庆龄感到遗憾。甚至还觉得有一丝歉意，但她清楚，党中央的考虑是正确的。
1963年，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行前，她写信向宋庆龄请教应注意些什么事情。宋庆龄虽身体不适，但立即自拟了一张单子，写了满满的许多注意事项，还派秘书向王光美解释。从礼节、服饰、言谈到生活细节都想到了，王光美非常感激。
50年代初期，刘少奇曾对王光美说：“宋副主席是位伟大的妇女，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强压，坚持革命，同全家都断绝了关系。我们应当多给她一些家庭温暖。她非常爱孩子。”
从此，他们的孩子经常给宋庆龄写信，还把图画、小手工艺品寄给她看。每到圣诞节和新年前夕，孩子们就自动给她制作贺年片，画画、写充满童稚的信。宋庆龄十分喜欢，来信说：“你们送我的东西，因为是你们自己制作的，都那么有意义，有趣味，漂亮，真是好极了。”大些的孩子经常向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甚至把日记寄给她。宋庆龄每次复信都很认真，充满感情，鼓励孩子们上进，还赠送每个孩子笔记本、糖果、小点心等礼物。
王光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6岁的平平写信给宋庆龄，报告了放假期间到农村参加青年开山突击队的感受。宋庆龄第二天就给平平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多字的信，赞扬平平做得对，并在信尾亲笔签了“宋妈妈”三个字。
王光美还经常带着孩子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总是把孩子拉到身边，亲切慈爱地问这问那，又亲又抱。孩子们也无拘无束，给她表演节目，请她看作业、成绩单，甚至学舌。
有时孩子学看大人谈话中的英文单词，那笨拙的发音，逗得她高兴得笑出声来，满屋子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在笑声中，宋庆龄充分感受到刘少奇、王光美通过孩子们带给她的无限慰藉和温暖。
每年，王光美和宋庆龄都互送一些照片或小礼物。每次出访归来，宋庆龄总把一些纪念品转送王光美留存。有一次，刘少奇和王光美去看望宋庆龄，刘少奇风趣地说：“您老送给我们东西，我没有东西回送，怎么办？多不礼貌！”宋庆龄笑着回答：“孩子自己做的小东西，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三人都爽朗地笑起来。
时光荏苒。1978年底，王光美重获自由。孩子们立即禀告了宋妈妈。宋庆龄非常高兴，祝贺她们劫后欢聚。
不久，在一次集会上，王光美和宋庆龄见面了。她激动地握住宋庆龄的手，笑着，宋庆龄也笑着，她们什么话也没说，就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是啊，有什么语言能表达她们的情意呢？只有这同志式的握手。
1980年5月12日，王光美动身去河南迎接刘少奇骨灰的前一天，接到宋庆龄亲笔写来的英文信。一开头就称“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
在刘少奇追悼会上，她们互相注视了短短一刻，随即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王光美最后一次和宋庆龄谈心，是1981年5月15日早晨，她去看望病重的宋庆龄。她与在场的医务人员、工作人员一起，耳闻目睹了宋庆龄是怎样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望着宋庆龄那双晶莹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王光美感动得泪如泉涌，亲吻着宋庆龄说：
“亲爱的庆龄同志？”
5月29日，宋庆龄逝世。王光美悲痛万分，6月2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永恒的纪念》一文，以深情的语调，追忆了她与宋庆龄的交往，缅怀了她们之间的纯真友情。
“请给我笔和纸”
自由，是人生中非常宝贵的东西。没有自由，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当一个人从失去自由一下子又得到自由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
从此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入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几乎都被释放了，但王光美还在狱中。
平平和源源姐弟俩去《人民日报》社上访，找到了社长秦川。秦川想了个办法，把王光美的情况反映到上面去。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光美终于获准出狱。
王光美出狱后，被暂时安排住在北京西城区厂桥附近的中直招待所。
王光美穿一身再生布的劳动服，一无所有地被车送到了招待所。招待所副所长李维信迎了上来，“你好，王光美同志。”
王光美握住他的手，仔细打量着他，随即说：
“看着好面熟。”
“我是李维信呀。1952年就到了中南海服务处？”李维信讲了自己的情况。
王光美脑海中的记忆一下子变得清晰了，“想起来了，你是小李。”
李维信说：“房间已经安排好了，跟我来吧。”
在王光美到来之前，招待所已经接到通知，李维信特别为她准备了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比一般房间的条件要好。
来到房间，李维信问道：“王光美同志，您都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一定尽力帮助解决。”
刚从监狱出来，王光美身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行李，没有提包，甚至连洗漱用具都没有。李维信心里琢磨，恐怕最先需要的是洗浴用品吧。
王光美听了，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请给我笔和纸，麻烦你尽快帮我借支笔，多拿些纸来。”
李维信稍稍一怔，立刻明白了什么，说：“我这就拿来。”
有了笔和纸，王光美一下子变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十几年的反复思考，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强加于刘少奇和她身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的驳斥和澄清？都将通过她的笔端，向世人和社会诉说。
这一夜，王光美房间里的灯光久久未熄。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6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
闻听此讯，王光美心潮难平。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下，她的丈夫、国家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她自己也被关进秦城监狱12年。如今，祸国殃民的元凶就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她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正义路甲1号开庭。
王光美早早坐在了旁听席上。当她看见隔座的贺龙元帅夫人薜明时，便微笑着伸出手去，连声说：“高兴，高兴。”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心情涌上心头。
审判开始了。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押上了被告席。
泪水，不知不觉间打湿了她的眼睛。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相识的受害者的身影，在她眼前晃动；一句句正义凛然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她耳边回荡。她意识到，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国仇、民仇。
终于到了宣布判决的日子——1981年1月25日。
庄严的声音在特别法庭上响起：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
宣判结束了，王光美成了记者们争相采访的热门人物。此刻，王光美的心情已趋于平静，面对着众多记者，她沉稳地说：
“刘少奇同志的愿望现在实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等10名主犯的判决，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这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她深有感触地说：
“我国人民喜欢包公。多少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包公的故事，人们幻想能有包公那样的清官。真正的清官应该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政府和法庭以及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机关。这次判决，表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
任何触犯刑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办。”
这话说得多好啊！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当天，王光美又挥笔写下了《历史悲剧不能重演》这篇文章，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民心之企盼。她在文中写道：
特别法庭代表人民的意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作出了严正的判决。这件事，在我国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以法治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今天，特别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执行。我衷心拥护这个判决，赞成不立即把他们处死。因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经无关大局，不影响我们的事业。
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再给他们点时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对人民是有利的。马克思说：惩罚也是教育。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轻开杀戒的。这种作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捕无辜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安定团结。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好党，经得起各种考验。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问题成堆，还潜伏着危险。有人还妄想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我们决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危害。小平同志曾说，决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同时，也要冷静分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不善于区别，我们就会上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给历史作出公正的结论。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少奇的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
“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也就是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不能重演了！”
我们这些大难未死的人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永远同人民一起，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这样，才不愧对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算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这真是肺腑之言，至情至性，饱含着王光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共产党员也是讲感情的”
郝苗，是刘少奇的厨师。在长达18年的相处中，刘少奇、王光美一家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郝苗是北京郊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因生活所迫，他14岁就到北京一家饭店学徒，吃尽苦头之后，也学得一手好手艺。1949年解放后，经过党组织的反复审查，他被调到刘少奇身边当厨师。多少年来，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信任。
但是，当刘少奇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时，郝苗也受到了株连。1967年5月的一个夜晚，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被莫名其妙地抓走了。
为什么要抓他呢？这是江青指示公安部抓的。
江青说，“郝苗有特务嫌疑。解放前，他在北京一家饭店工作时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有关系。1946年在军调部当厨师时，王光美认识了他。中央一进城就把他要来了。他和罗荣桓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密切，有盗窃军事情报的嫌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左一个嫌疑，右一个嫌疑，根本的还是因为他是刘少奇身边的人。就这样，郝苗在秦城监狱坐了8年牢。
“四人帮”被粉碎后，王光美、郝苗都从监狱里出来了，两人再次见面，真是百感交集。相互间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
1984年，郝苗的老伴去世了。经人介绍，郝苗再婚。结婚那天，除了亲戚之外，还请了三位特殊的客人，其中之一就是王光美。
王光美的孩子们也经常和郝苗交往，有什么事也都对他说，关系非常密切。
1986年，郝苗患感冒，在家里忽然昏倒，被人紧急送往文津街的305医院。
王光美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马上带了所有在家的孩子一道赶来305医院看望，关切地叮嘱郝苗要好好休养，保重身体。
从病房里出来，王光美紧紧握住告诉她消息的那位同志的手，诚恳地说：“谢谢，真谢谢你啦，及时告诉我这个消息。”
“这是应该的。”那位同志回答。
王光美连连点头，说：“应该，是应该的。郝苗师傅为我们坐了好几年牢，我们不能忘了他，共产党员也是讲感情的？”
这种感情，是同志之情，是历久弥坚的人间真情。
“走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