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等红军女战士，有知识，有文化，能吃苦，不怕困难，关心他人，无私无畏，行军时表现得很坚强，受人尊敬。
由于天气寒冷，行军相当艰苦。不少战士连鞋子都没有，赤脚踩在泥泞的路上，冻裂的脚板渗出血水，把冰凌都染红了。为了防寒，战士们不时地使劲地跺脚。康克清看到有个战士不住地咳嗽，有点走不动了，就赶忙跟过去说：“同志哥，把枪给我背吧。”“不不不，那怎么行！”这个战士不好意思地连连推辞。“同志哥，不要客气喽，跟上队伍要紧。”可这个战士无论如何也不肯给枪。康克清急了，硬把他的枪夺过来背到肩上。
又走了一会儿，康克清见一个女战士走路也很吃力，她又把这个女战士的枪拿过来自己背着。
康克清，这个从小吃苦耐劳的丫头，今天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她肩上背着三条枪，仍然身子不摇，脚不晃，大步流星地走着。她心中想的是战友，把战士们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作为一名新的红军战士，她胸中装着革命的大目标。今天，要去敌人后方作战，反击敌人的第三次“会剿”，她无比兴奋，无比激动，信心百倍，以极大的毅力向前迈进！
官兵平等的模范
1929年3月下旬，朱德和康克清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
康克清同朱德结婚后，战友们都为她而高兴。
可也有一些人，觉得她地位变了，相处时就客客气气，不像过去那样亲热了。这种情景，使康克清感到特别苦恼。她忘不了朱德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是红军的普通一员。”
她决心以此自勉，用行动证明自己虽是朱德的妻子，但更是一名红军战士。
1930年，党中央作出决定：将红一、三军团联合起来，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不久，康克清被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特务团三连任指导员。
特务团三连，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警卫连，它的任务是跟随总司令部行动，保卫总司令部的安全。
在特务团三连当指导员不同于在司令部机关，对康克清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特务连的战士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个个虎虎有生气。有不少战士还是高小学生，也算得上红军队伍里的知识分子了！而康克清则是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的指导员，工作中的困难自然会不少。但是康克清有志气，不怕难。她分析了自己的有利条件：参加革命时间比战士们长，革命道理比他们懂得多，政治觉悟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做管理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当然，更重要的一条，是自己经常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可以直接聆听他的教诲和直接得到他的帮助。想到这些，康克清心里踏实多了，加上特务连的战士们个个热情高，人人要求上进，这更使康克清增添了做好工作的信心。
为了做好工作，康克清在到连队任职之前，自己就定了四条原则。一是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战士们做出好榜样；二是严格要求战士，不论政治思想、军事训练，都要从严要求；三是关心战士，针对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帮助解决困难；四是抓好全连的生活，把伙食搞好。
康克清第一天到特务团三连上任，战士们一见来的指导员是女的，心里感到奇怪，有的人还在一旁窃窃私语。就说连长吧，对新来的女指导员也投以不信任的目光。康克清觉察到了这一切。
她想：我什么都不用说了，一切看行动。我一定要用行动来赢得同志们的信任！
康克清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行动的。本来，她可以和朱德住在一起，生活上受到应有的照顾，但她没有那样做。到特务团三连上任的第一天，她就把行李从总司令部搬到了连队，和战士们吃住在一起，自己打洗脸水，自己洗衣服，自己打背包，生活上不让别人照顾。虽说总司令部近在咫尺，她也严格遵守制度，等到星期六才回到朱德那里。
有一次，部队行军到达吉安，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就发起了高烧。康克清得知后，立即赶到朱德身边，给他熬药，用湿毛巾冷敷，一直忙了大半夜，朱德的高温才降了下来。第二天，她仍按时返回连队，照常工作。战友们非常关心总司令的身体，到了晚上，都一个劲地劝康克清回去照顾总司令。为了让她回到总司令身边，大伙儿还把她的行李捆了起来。这样，都以为她几天不会再来了。谁知天一亮，康克清的身影又按时出现在操场上。战友们打心眼里都敬佩她。
每逢行军，康克清和连长都配合得非常好，按照两人的分工，总是连长在前面带队，康克清在后面照应，防止有人掉队。有谁不舒服，走不动了，她就帮助扛枪，背背包。康克清出生于贫穷家庭，从小吃苦，炼就了一幅强健的身体，个子大力气大，好多男同志都比不过她，战士们在她面前都竖起大拇指，夸她是“女大力士”。
康克清在工作中一直按自己订的四条原则行事。平时，她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既严格要求战士，又从生活上关心战士，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自己的指导员为康大姐。
1930年12月的头几天，西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大片大片的雪花满天飘舞。战士们穿得都很单薄，冻得直打颤，有的战士手和脚都冻裂了。
白天行军还好些，到了夜晚宿营就困难了。能找到一处避风的地方，让战士们睡好觉，成为指挥员的一件头等大事。每当行军到宿营地后，康克清总是先安排战士们宿营，看战士们睡得暖不暖，有没有稻草。而她自己则是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即可。一天晚上9点多钟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总司令部的两位副官有事来找康克清。他们在村里几排比较像样的房子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她。结果，问了几个战士，才知道她是睡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临时搭的一块门板上，身上只盖了一床薄毯子，上面压了件棉衣，屋子里四面透风，冷得像冰窖。两位副官看着总司令的夫人竟睡在这样差的屋子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要给康克清换房子，而康克清坚决不答应。她说：“战士们都是这样睡的。我既是指导员，也是战士，应该在这里睡。”
康克清工作劲头十足，处处为人表率。晚上经常是熄灯号吹了很久，她才入睡。用她自己的话说：“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战斗的生活，艰苦的环境，锻炼和考验着每一个革命军人。特务团三连的全体战士都为有一位这样好的指导员感到高兴。他们不约而同地称康克清是“官兵平等的模范”。
女子义勇队队长
1932年初，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将康克清调到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任队长。女子义勇队设在红军学校内，全队共有180多人，大部分是农村姑娘，一部分是攻打赣州时出来做支前工作的妇女，还有一些是红军家属。她们的年龄，大都在十八九岁左右。事先，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有关方面协商成立女子义勇队时，就曾提出要求：把这些妇女集中起来培养，是要使她们成为既懂军事又会做地方工作的妇女干部，然后再分配到各地的赤卫队和少年队中去做军事工作。
这对康克清来说，又是一副重担子。
康克清临出发前，朱德语重心长地告诫她：
“烈火炼真金，严将带精兵，治军必须从严。你要严格要求，才能带出一支真正女子义勇队”。
康克清最理解既是首长又是战友的丈夫的一片心意。她深深感到有一双坚实的臂膀在强有力地支持着自己，鼓舞着自己。想到这里，她充满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刚到女子义勇队的驻地雩都，康克清就听身后有人大声喊：“你可来了，我的康队长！”康克清回头一望，见是吴仲廉，便高兴地回敬道：“听说是你来当指导员，比我到得还早呀！”话音未落，两个人已经拥抱在了一起，就像一对久别重逢的亲姐妹。
吴仲廉是湖南宜章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与伍若兰(朱德的前妻，1929年初在战斗中被俘牺牲)、曾志等人一起毕业于衡阳女三师。在校学习期间，因成绩优秀，多才多艺，很有名气。她比康克清大三岁，人长得俊秀，既聪明又伶俐。
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康克清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认识吴仲廉的。当时吴仲廉担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负责誊写前委的通知、命令。
她的字写得好，工作积极，而且效率高。往往是前委会议结束仅一个来小时，她就能把会议决定抄写多份，并且发到部队。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最初也是经她的手抄写出来的。康克清很羡慕吴仲廉的才华，很赞赏她的为人。这次听说是她来当指导员，康克清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向她学习的好机会。而吴仲廉也是朱德带上井冈山的，对朱德总司令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向康克清询问朱德有什么指示，又问起朱德的有关事情。当康克清讲了朱德要她们严格要求，把女子义勇队队员训练好等情况后，吴仲廉高兴地说：“好！就按朱老总的要求办。”
康克清和吴仲廉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心把女子义勇队办好。女子义勇队当时设置的课程有政治、军事、队列和文化。康克清负责军事和队列操练。吴仲廉负责政治课和文化课。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志讲军事课，课后由康克清给队员们作辅导。后来女子义勇队随红军学校搬迁到瑞金，课程又增加了战地救护、普通卫生医药知识、急救包扎和伤病员护理等。政治课还增加了如何做农村妇女工作的内容。
烈火炼真金，严将带精兵，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康克清牢牢记住朱老总的嘱托，不论是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值勤放哨，还是夜间查岗查铺，都一丝不苟地要求大家，不允许有一点马虎和任何违犯纪律的行为。
每天清晨，天还未亮，康克清就带领队员们出操。然后上政治课、文化课和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女子义勇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队员们一律齐耳短发，头上戴红五星军帽，身穿灰色列宁装，腰扎皮带，打整齐划一的绑腿，脚上穿用旧布和麻混合打成的草鞋，就连鞋上缀着的大红绒球都一样大小。操练时，在康克清的口令下，队员们时而迈着齐刷刷的步伐昂首挺胸行进，时而甩动着有力的双臂急速奔跑，时而唱着响亮雄壮的进行曲缓步慢行。一眼望去，英俊潇洒。红军学校的男学员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乡亲们见了也都止步不前，一个个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学校里组织的各种活动，分派下来的各项任务，女子义勇队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无论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还是内务卫生，这个队总是经常受到表扬，得到领导的赞许。
一天，女子义勇队从野外实弹射击训练回来。
康克清走在队伍的前面，胸脯挺得高高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微笑。
这次实弹射击，虽然总评只得了个良好，但对于这支大多数成员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姑娘的队伍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这是严格要求，刻苦训练的结果。
然而，就在队伍刚刚回到营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一个队员在擦拭武器时，不小心把枪机上的撞针搞断了。康克清听说后，非常着急，又很生气。枪，是多么宝贵啊！康克清心里很清楚。在白色恐怖下，有枪就能打敌人，没有枪就只能受欺负。现在，女子义勇队中每4个人才有一支枪，而且不少枪还不好用。为了搞好今天的实弹射击，这一部分好枪是临时从部队借来的。一支枪，如果把撞针搞断了，就不能击发，就打不响，连根烧火棍都不如了。谁知今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怎么得了呢！想到这里，康克清火冒三丈。她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厉声说道：
“去让那个战士的班长把她领来！”
“你要冷静些，我到队里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吴仲廉提醒一声康克清，然后离去。
吴仲廉走后，康克清不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火头更旺了。她想：还怎么向部队还枪？出这样的事，今后女子义勇队会在全校难看的。她越想越气，自言自语道：非得好好癠闯祸的人一顿不可。
不大一会儿，班长把那位弄坏撞针的队员带到了康克清面前。这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已经是两眼红肿，腮帮上还挂着泪珠。她双手捧着放在红布上的残缺枪机和断成两截的撞针，抽泣着对康克清说：“队长！你处分我吧！”
康克清本想狠狠地批评她一顿，可一看到眼前的情况，心中仿佛是被针刺了一下，感到很不是滋味，怒火已经不知不觉熄灭了一大半。她心里琢磨，这个战士知道自己做错了，现在又向我请求处分，那么，我是队长，难道对这件事就没有什么责任吗？进一步说，如果在大家擦拭武器之前，我就想到这一点，及时给大家讲清楚注意事项，提出规定和要求，作些预防措施的话，事故也不一定会发生。她，一个普通的队员，今天做错了事，又能负多大的责任呢？想到这里，康克清对站在一旁的班长说：“带她回去吧！要在班上好好检查。你们必须记住，一个红军战士的枪，就是她的生命！”
接着，康克清立即赶到校部。她首先向红军学校的领导汇报这次事故的经过，然后向领导作了检讨。她说：“出现事故的全部责任在我，是我事先没有向学员们讲清楚，我请求学校给我处分。”
当天下午，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找康克清谈话。刘伯承严厉地说：“康克清同志，这个事故是严重的。你知道，我们红军的枪来得多么不容易啊！”接着他诚恳地说：“只有严以律己，才能严以对人。一个好的红军指挥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自满和松懈情绪。你和女子义勇队的骄傲情绪，是产生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
有了这种情绪，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为帮助你接受这次教训，我赞成你请求处分的意见。”
刘伯承一席话，使康克清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为了使女子义勇队的领导和队员都能深刻接受这次事故的教训，也为了教育大家，红军学校的领导对事故进行了全校通报。康克清牢牢地记住了这次事故的教训，从此以后，她事事处处更加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
后来，朱德也知道了这件事。他亲切地对康克清说：“你勇于承担责任，这件事做得对嘛！还是那句话，严将才能带出精兵，只有对自己严格的人，才能对部下严格，才有威信呀！”
女子义勇队在更加严格的管理之下，又经过刻苦训练，最后进行毕业考试，每个队员的军、政、文各项成绩都达到了合格要求，红军学校给每个队员都发了毕业证书，并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这批毕业的队员，除一部分分配到红军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外，大部分都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分配到根据地各县、区、乡从事地方工作。她们当中的不少人，很快便成了工作中的骨干。
慰问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