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交运站担任领导约莫三年光景，风平浪静。谁知到了一九七四年底近农历大年夜时，再起风波。
问题出在公社党委一个副书记，他要到JS常州去接一个亲戚，顺便要带点土产品，故调用了交运站的一辆三卡，车头上面装上帆布蓬能挡风避雨、搭乘人。谁知他们行驶在常州乡间途中停车时，有个农妇要求搭一段顺车，驾驶员没有同意，可农妇还是偷偷上了车。等到卡车开到农妇村庄附近时，农妇要求停车，大喊大叫敲桶蹬脚各种动作都做了，由于噪音太大，车头里的驾驶员和副书记也许真的没听清，农妇检车不停就急了，不顾什么危险跳车了，结果命丧黄泉。当卡车从江边接了人从原路驶回时，到了事故段，早有几十个村民把车拦了下来，并报了警。经常州公安局初步核实，农妇确是搭上了三卡，尽管原因种种，但除了人命案子，问题的性质起了变化。后又经SH市公安局接管办案，副书记即被刑拘，进一步审讯，结果是副书记利用职权调用公车游山玩水，造成人命关天的车祸。副书记被判刑入狱。花木公社出了如此大的问题，县委会特别重视，专门派出了工作队进驻花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什么三反是什么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工作队通过副书记的事件，发动群众来揭露公社领导班子内的其他问题。工作队专门把副书记押到花木来进行批判斗争，进一步揭发他的罪行。还好那天我正出差在松江叶榭。三卡是支部书记调配的，与我无关。可是一次在花木中学批斗副书记时，把我的入党问题也作为副书记的问题来揭发批评，因副书记时党内分管组织的，说他包庇我。虽然我是坐在下面，但我好像也成了陪斗对象，大有要把我清洗出党之势。当然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对象时允许入党的，关键是看本人表现。花木公社能在全县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们都说没有受到伤害，我是有功的，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但那时那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左得出奇的思潮一时占了上风，我只能默默承受。
运动后期公社领导班子经过调整后，一把手被调离了花木，建筑队和交运站又分开了。我又恢复到原来，被指定为交运站会计。但我的党籍总算没有受到影响。顺便提一下副书记刑满出狱后经过本人申诉复查后，属处理过当，被平了反，重新安排了工作。不过那时动乱年代已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