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杨家的大门前，不紧不慢的响起。
200响的鞭炮燃过，早就等在跟前的孩子们，立即一窝蜂的跑过来，争先恐后的去捡落在地上未炸开的小鞭炮。
在孩子群里，这些没炸开的鞭炮简直等同于硬通货，骑马打仗的时候拿一颗出来，能当半个小时的骑士。
没有捻子的鞭炮也有各种各样的玩法，既可以倒火药出来摆图案，也可以两只鞭炮对燃。
锐妈则在院子里主动拆开另一挂200响的鞭炮，散给家里的亲戚孩子。
一群熊孩子比拿了年钱还开心，不等跑出院子，就用手里香点燃了往空中扔。
鞭炮在天空中的声音是最大的，也只有胆子大的熊孩子才敢这样做，他们看着引信点燃，并不立即扔起来，而是确定了引信的快慢，再决定立即扔出，还是稍等片刻。
扔的早了，鞭炮会落地，就炸不出大声了，扔的晚了，倒霉的自然是自己的爪子。
一般的鞭炮在手里炸响不一定会出事，比如红小鞭之类的小鞭炮，在手里炸开只是微痛留灰，但有些鞭炮的装药量大，就很是危险。比如著名的“啄木鸟”鞭炮，单个鞭炮炸起来的时候，能够看到小小的橘红色的火光，放大个几百上千倍，就与电影里炮弹爆炸的景象别无二致了。
不过，与大人们希望的不同，孩子们喜欢的都是威力巨大的鞭炮，因为单个鞭炮的玩法实在是太多。
弄一个小土堆，将鞭炮竖着放进去，看鞭炮将土堆炸裂炸开炸飞是最初级的玩法，类似的还有炸冰炸雪炸木头。
熊孩子一点的是将鞭炮点燃了扔进水缸或者脸盆下面，因为声音有加成，效果比扔空中还好，就是麻烦了一点，还有挨骂挨打的可能。
再熊孩子一点的还能炸猫炸狗炸虫子，猫比较灵活，见识过一次就不往跟前凑了，狗也笨不到哪里去，乡村土狗的智商给哈士奇上课是没问题的。虫子的供应量相对充足，问题是工作量大，冬天想凑些虫子也不容易。
当然，牛圈猪圈偶尔也是会响起鞭炮声的，这种通常伴随着皮鞭抽孩子的声音，向来为众多小伙伴喜闻乐见。
总而言之，拆开的鞭炮带来的乐趣是无与伦比的，但主要是孩子们享受这个，大人们最多就是享受一下拆送鞭炮的快乐了。
比如杨锐，他现在就只能站在老妈身后，看她给亲戚孩子分配鞭炮，然后深切的叮嘱：“不许炸屎！”
托拜尔斯听着他一遍遍的重复，而翻译总是不工作，忍不住问：“杨锐究竟在说什么？中国咒语吗？”
“中国没有咒语。”翻译小声的说了一句，有些尴尬，但还是在托拜尔斯的要求下，将“炸屎”给翻译了过来。
托拜尔斯立即想到了自己最近几天去过的旱厕，再联想到前两天炸鱼的景象，不禁感慨：“杨锐先生真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
杨锐的故事，以及反向PCR的技术，在美国引起的轰动，就像是能源部把NIH的旱厕给炸了一样。
并不过春节的美国人，在刚刚听到托拜尔斯的消息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观望的态度，但是，当杨锐的论文——《反向PCR的技术革新》寄送到了《自然》杂志之后，凡是与人体基因组计划能牵扯到的部门，全都变的不平静起来。
尽管杨锐的论文尚未发表——以CNS此等顶级期刊的尿性，一篇论文排期到三个月以后都属于快节奏了，断然没有寄送到就当期安排的道理。
一般情况虽然是这样的，但杨锐的论文，特别是他有关PCR的论文，却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程度。
任何科研圈子都是一个小圈子，这一点从学术会议的规模就可以看得出来，不说数学和理论物理这种显而易见的超级小圈子，就是相对比较庞大的生物学圈子，总人数也不可能达到4位数，可以说，在CNS级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生物学家，在世数量都不一定有四位数之多，再刨去那些离开了科研界的，打酱油的，年纪太大记忆力衰退的，剩下的也就是三五百人。
再分散到一个个科研领域中，人数自然就更少了，随便什么级别的科学术会议，只有学者们懒得来的，没有想来的人太多容纳不下的。
如果说，人类的生物学发展就是依靠这么几百个人来进行的，稍微是有些自大了一点，毕竟，科研阶梯大部分时间都是连绵不断的。但要说人类未来十年的生物学发展就指望这么几百个人，大抵是不会错的，剩下的几百万科研工作者，其实都是可供剥削的劳动者，劳动者们要是联合起来，自然是能毁天灭地的，但也就是毁天灭地而已。
时至今日，PCR的圈子在生物学中已经不是一个小圈子了，人体基因组计划越来越可能实现的远景是一颗硕大的胡萝卜，更重要的是，PCR的应用在生物体系内如此的广泛，以至于所有关注科研前沿的生物学家，都无法无视它。
自然的，也就无法忽视杨锐。
因此，当杨锐的论文送到了《自然》杂志的时候，不用发表，这份论文就已经从欧洲到美洲的流动了起来。
与PCR一样的简洁思路，与PCR一样的广泛应用，在第一时间，就征服了学者们。
达尔贝科更是联想到托拜尔斯的汇报，专程打电话到中国，不能置信的问托拜尔斯：“杨锐真的是在炸鱼的时候，想到了反向PCR的点子？”
“看起来是的，就是上个星期的事情。”
“炸鱼和生物技术？”
“他是从爆炸以后，环状的水圈，想到的反向PCP，将DNA环接起来再切，正好能切到以前切不到的片段。”
“天才的创意。”达尔贝科的眼睛都在放光，他声音里的兴奋，更是通过电话连线，传递到了万里之外。
托拜尔斯乐呵呵的道：“谁说不是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羡慕他，漂亮男孩和天才的头脑，我从来以为它们不会融合。”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漂亮男孩。”达尔贝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难得幽默了一句。
托拜尔斯愣了一下，连忙吹捧。
“你有向杨锐提过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事吗？”达尔贝科打断了杨锐的吹捧。
“还没有……”
“向他提一下，看看他的想法，我要你弄清楚两件事。”达尔贝科的语气严肃起来。
“好的。”托拜尔斯更加严肃。
达尔贝科想了想，道：“第一点，看杨锐是否愿意到美国来工作，我也许可以给他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独立的经费。”
达尔贝科没有说数额，也没有说具体的条款，这些是要他去谈的。
“我记下来了。”托拜尔斯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写的飞快。
“第二点，你要询问杨锐对人体基因组计划的态度，他的具体想法，倾向，还有，他对人体基因组计划的开发方式是否有想法……”达尔贝科说的已经是很高端的项目设计的问题了。
与各种大项目一样，人体基因组计划从开始阶段也是伴随着各种争论的，这就好像阿波罗计划，会争论是否要登月，会争论是人类先登月，还是先让一只狗爬上去，会争论是采用一次性的航天器还是可回收的航天飞机。时过境迁再回过头去看，这些问题还有争论的必要。
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争论也很多，比如说，是否有必要从开始就测绘人类？是否有必要从其他生物，比如微生物，或者人类同款的哺乳动物开始。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规模是否应该如此大，是应该以研发测绘方式为主，还是得到测绘结果为主，种种路线之争，在最终决定之前，还是非常复杂的。
托拜尔斯知道其中的重要性，严肃的记录，还特别用了暗号。
达尔贝科在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第三点道：“再问问杨锐是否愿意接受采访，还有，你和他多聊聊故事，完善一下。”
托拜尔斯心领神会，不等回答，托拜尔斯就挂掉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