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人性论
[原文(1)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惰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视其品。(《韩昌黎全集》《原性》
[注释“主于一而行于四”，即谓上品的性，具有“仁、礼、信、义、智五常之性，如有其一能生动地发挥作用，其余四者都能随之而行。
“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一”即指五常中之一，“少有”即缺少的意思。“少反”作“稍反”解。即谓中品的性，虽具五常之性而并不缺少其一，但其中如有一稍为相反，则其余四者都会随之而混淆。
“反于一而悖于四”，“反于一”谓其中有一相反。即谓下品的性，虽亦具有五常之性，但其中如有一正相反，则其余四者都会随之而相反。
[原文()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同上[注释“动而处其中”，谓具有上品的情，在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中，受外界的影响而表现于外，都能恰如其分合乎中道，没有什么过分或者不及的偏向。
“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甚”即过分；“亡”即不及。谓具有中品的情，有时可能过分，有时可能不及，然而还能求其合乎中道。
“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谓下品的情，完全依照它的过分或者不及的情感任意妄行。
[原文(3)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同上[注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谓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扬子言性善恶混，都是从三品中仅举其一品遗忘其二品而言。
[原文(4)然则性之上下者，其终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
曰：今之言性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同上[解读韩愈的人性论，承袭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而加以扩充。依照韩愈的逻辑，认为凡具有上品性的，属于统治阶级，都是天生善的，所以这等人在实施教化以后，便可达到“就学而愈明”；具有下品性的，属于被统治阶级，都是天生恶的，所以对这等人只有用刑罚来制裁，才能使他们“畏威而寡罪”；具有中品性的，属于中间阶层，是可善可恶的，统治者可种倾向，情亦随之而变，情与性也是同样的。所谓“性之于情，说其品。
情之于性，视其品”。(《原性》
韩氏论人性，虽然有些不偏于善不偏于恶的主张，但实际上认为人性的“三品”，都固定在原有品的范围内而不能移动。他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照他的意见，下品的性，不可能进而为中品，更不可能进而为上品，下品的人只能利用刑罚来对待，使他们“畏威而寡罪”；中品的人，可兼用教化和刑罚来对待；只有上品的人可“就学而愈明”。这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同出一辙，完全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是唯心主义观点，所以是绝对不正确的。
韩愈把教育与刑法并列，作为巩固世俗大地主封建统治的重要武器，以教化作为教导人民的必要措施，并把它抬到首要地位。他主张的教育目的，还是绝对遵守儒家经典中一贯的中心思想，不外乎明“先王之教”罢了。“先王之教”是什么呢？他提出“仁、义、道、德”
四字。他在《原道》中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韩愈着重提出“仁、义、道、德”四字，作为“先王之教”的中心内容。这四个字载之于文字则为《诗》、《书》、《易》、《春秋》；施行的方法则为礼、乐、刑、政；实施的对象则为被统治者的士、农、工、商。究其实质，他的主要目的，无非要使大家明白人伦中“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五常”的道理，以巩固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与地位。
关于教学方法，从韩愈有名的《进学解》一文中，可看出他的主张。他首先提出为学的成功在于勤勉，失败在于因循。其次指出求学的方法，必须提纲挈领，找出重点，而更重要的在于夜以继日地苦心钻研。他也主张“因材施教”，要求教师教导学生必须象木工处理木材，各尽其用，毫无废弃，尤其重要的是教师本身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学问，好象良医储备各种药材以便随时用于治疗一样。
韩愈在有名的《师说》一文中，指出了教师的三大任务--“传道、授业、解惑”。他认为，具有能担负这三种任务的能力，就已具备了为师的资格。他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些见解是很宝贵的。
总之，韩愈在宗教问题上大力反对佛教和道教，破除当时社会一般人士的迷信思想，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他承袭了董仲舒推崇孔氏一派儒家学说的主张，高唱儒家道统，宣扬思、孟一派的学说和观点，使唐、宋以后思想家受了很大的束缚；在人性问题上，又主观地发展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提出拥护大地主统治阶级的说教，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他还指出人们求师学习的重要性，他的《师说》一文，是具有相当价值的。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引起了当时文学的重大改革，纠正了魏、晋以来烦琐空虚的学风，在教育上发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兼用教化和刑罚来对待。他认为上品之性天生是善的；但是，他又在《师说》中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7又认为人都是固定在原有“品”的范围内而不能移动，上品的性决不会转移为中品和下品，所以只要用教化；下品的性，更不能转移到中品和上品，所以只要用刑罚。他又以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说法作为证明。其实，孔子是说性是大体上相近的，只有因习染的关系才相远起来，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专指“习相远”而言的。“上智”是理想中的人物，当然是善的，不会因习染所移；“下愚”是指“困而不学”而言，如果人因愚而能“困而学之”，也可与“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同样达到“及其知之一也”的地步，这正说明学习的重要，都使愚者转化为智者。
韩愈以孔子“不移”之说来证明“下品”的性不能因学习改造转化为中品，硬说被统治阶级的子弟永远是属于下品而为恶的，这是绝对错误的。
(二)关于教育目的与作用
[原文(1)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韩昌黎全集》卷十八《答吕医山人书》
[原文()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免而无耻。”
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昌黎先生外集》卷五《潮州请置乡校牒》
[注释《论语》《为政篇》。
7“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谓欲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没有不通过学校教师来教导弟子的。
[原文(3)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或未尝闻鹿鸣之歌。(同上[注释“乡饮酒之利”，“乡饮酒”即古时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古制：三年大比，诸侯的乡大夫，献贤者能者于其君，将行之时，以宾礼待之，与之饮酒，即谓之乡饮酒礼。
“鹿鸣之歌”，“鹿鸣”，《诗经》《小雅》的诗篇名，是用以宴群臣的诗。据唐代制度，诸州贡士，行乡饮酒礼时，即歌“鹿鸣”一篇的诗，所以称“鹿鸣之歌”。
[原文(4)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归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昌黎全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
[原文(5)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7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昌黎全集》卷十一《原道》
[注释“火于秦”，即秦始皇从李斯议，收天下古今书籍，除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外，悉焚毁之。
“黄、老于汉”，汉文帝、景帝时，崇尚黄帝、老子之言。
“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即谓佛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至北魏、萧梁、隋代而益甚，翻译经典，即始于此时。
“不入于杨，即入于墨”，“杨”即杨朱，倡“为我”之说；“墨”即墨翟，倡“兼爱”之说，与杨朱“为我”之说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