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县级党政机关，是解放后建立起来的，以后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可以说基本上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建设起来的，并不是中心位置的经济职能机构，也是按照有计划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要求设置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中心工作是要搞经济建设，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整套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和机构很不适应，所以产生了种种矛盾。有的同志指出：我们目前的这套管理机构和制度是干中心工作的，没有权，而有权的又不干中心工作。拿在县里最有权威的县委常委会来说，其组成成员，一般都是书记、副书记、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经检会书记、武装部长等。而主管计划、工业、财贸、农业等经济部门的副县长，却往往不是常委，至于计委主任、经委主任、财政局长、工业局长、农业局长、银行行长等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一般连县委委员也不是。这种县级管理体制和格局，显然不能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县级机构需要改革，需要转变职能。
第四，扩大县级权力，改善县级领导、改革县级机构，需要中央统一决策。
早在1980年，四川省就开始了广汉、新都、邛崃三个县的县级综合体制改革试点，以后山东、辽宁、湖北、江苏、福建、江西、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都陆续开展县级体制改革的试点。原农村政策研究室还直接主持过几个县级体制改革试验，分地区开过若干次县级体制改革试点的经验交流会议，发过不少改革试点经验的文件。四川、山东、湖北省还专门成立了县级经济研究会，但是除了山东、四川、江苏等省取得了县级体制某个方面改革的成绩外，大部分省的县级体制改革试点都渐渐停止了，有些省在试点县取得的某些方面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推广不开。
因为县级综合体制改革，涉及国家整个人事制度，政治、经济体制，中央地方条块关系，财政、金融部门利益，干部职级，人际关系，矛盾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单独一个县改不行，就是单独一个省(市)改，也不行。这是这些年县级体制改革所以未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原因。从各地试点的10年经验和教训看，县级综合体制改革，必须由中央决策，统筹安排，统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进行，才能解决这个难题。
现在，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重点已逐渐集中到县级这个关键部位。完善和加强县级领导，已成为当前巩固和发展农村大好形势，保证农业发展上两个台阶，做好农村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用全力去研究它、解决它，以推动农村各项工作。建议中央把完善和加强县级领导，作为农村各项工作的关键来抓，把县级综合体制改革，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来抓，列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1992年第2期《中国农村经济》)
农业要警惕再走扭秧歌的老路
自从1953年我国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之后，至今农业已有4次大的起落：就粮食来说，一回多了，一回少了，很不稳定。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作为扭秧歌，多了多了少了少565-)。少了少了多了多(5656161-)，这个比喻很恰当，形象地反映了30多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曲折路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改革，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连年增产，粮棉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正当1984年秋冬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多了，棉花多了的时候，1985年粮棉空前大减产，从此陷入了连续4年的农业徘徊，1988年再度减产，引出全国性粮棉供给紧张，农业为基础的道路再次得到认同，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再次重视农业，增加了投入，倾注了力量。
1989年粮食增产3.4%，恢复到1984年的产量。1990年、年又连续丰收，从各地的报道看，今年的收成也好。粮食、棉花又多起来了，国库饱满，由西到东、从北到南都在喊卖粮难！卖棉难！市场粮价暴跌，跌到了国家定购价以下，跌到了国家保护价以下，跌到了1987年前的市场价格以下！
历史的经验是，当出现全国性的从高层干部到基层群众都认为粮食多了的时候，也就是从上到下都对抓农业松口气的时候，接着出现的是粮食突然又少了、棉花又突然少了。我们是个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源紧缺、人口众多、对粮棉等主要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的大国，抓农业是一年也不能放松的。邓小平同志说过：
“农业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
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眼下有种种迹象表明，粮食棉花这两种主要农产品有可能再度减产，农业有可能再走扭秧歌的老路，多了多了少了少！(1616565-)！殷鉴不远，不可不早做预防！
一粮食仍是大局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有的同志比较乐观地认为，农业减点产有好处，可以减少点库存，也可缓解卖粮难的压力！有部分农村工作同志和农民群众也认为，粮食是该减点产了，减产粮食就值钱了，就重视农业了。但是，从当前11.7亿人口这个国家的大局出发，这个想法是很危险的！
第一，我国的农业家底并不厚，虽经40年的努力，农业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相当脆弱，经不起大的天灾和人为挫折。拿粮食来说，虽然已有2400亿斤的库存，(其中国家储备700亿斤)人均约为205斤。可供全社会消费约6个月，超过了粮食安全线。这是长期积攒的家底，来之不易，粮价稳定靠它，人民生活稳定靠它，社会稳定也靠它。如果经济有力量，这个家底还应攒厚些。东邻日本，食品主要靠进口，整个20世纪80年代，粮食库存人均都在400斤以上。
第二，问题是这2400亿斤国家库存，靠得住靠不住？
亿斤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堆在一起，是一座特大的粮山。这些粮食，实际是分散在全国近10万个各种不同的粮库里，按照传统的粮食管理体制，粮权集中在中央，按理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因为现行财政体制是分灶吃饭，省、地、县三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都有一定的机动权限。出于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利益，常常会有实际已经动用，但账面未动的现象，出现账库不符的问题。
年全国棉花账面库存6000多万担，后来清库核实，只有4000多万担，就是一个历史例证。
粮食问题上，我国曾多次出现过的连锁哄抬的现象，值得警惕。当粮食多的时候，有几个省报粮食多、粮食涨库的时候，各地都跟着报粮多，报涨库，就是那些该调进粮食的省市，也借口仓容等原因，推迟调进粮食，等着粮食降价。而当粮食少的时候，调出省等着涨价，有粮也不肯调出；调入省则怕出现供应问题，即使库存粮食在安全线以上，也派人四出采购，全力抢调。
我国粮食购销体制正在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尤其要注意。
当前的问题是，全国都在说粮多涨库。而一些需调入粮食的省市和需用粮食的大企业，却在尽量推迟购粮调粮的时日，等着粮价继续下跌，还可以节约资金占用、节省利息，减少保管费用，减少存储粮食的风险。有的企业到了用多少调多少的地步。可这样就加重了产粮区的负担，也放大了卖粮难，存粮难的问题。
第三，这2400亿斤库存粮食，真正到调用的时候，究竟有多少可以调出的？有多少是市场能够卖得出去的？据我们了解，浙江省粮库里就存了80亿斤已储存超过3年的早籼米。这种陈米是人吃没有营养，猪吃不长膘的粮食。这种早籼稻产量高，质量低，前些年是农民专门为了完成定购任务自己也不吃的粮食。
浙江是需调入粮食的省，尚且积压了这么多。在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的库存中，这种超期储存的早籼米约有200亿斤，有的已库存3年以上，发黄变质了。
第四，我国现阶段的一个基本农情是小生产大市场。全国22566万农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际上是22566万个小的农村企业，都有生产、流通的经营自主权。小家小户，小规模农业生产面对的却是全国性的大市场。如何引导组织协调好这2亿多农户，同全国性的大市场联系起来，这是一门学问。迄今为止，我国的农民家庭，大部分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在某一自然和历史形成的区域内，各家农户，有相同的小块耕地，相同的耕作传统技术，类同的消费水平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同质性。历史的教训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常常出现互相仿效，同步振荡的现象。如某一地区，有少数农民养了兔，得了利，接着就是大范围的众多的农民跟着养兔，出现了“兔子热”，市场马上饱和，兔毛价暴跌，接着就是杀兔，不久兔子少了，兔毛价暴涨，出现兔毛大战如此循环反复，已有几次。类似的养貂热、种麻热、种蒜热、种瓜热等等也已经出现过多次。
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眼下是全国性的卖粮难，都在喊卖粮难！市场粮价已跌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越是粮价低，卖粮的农户就越多，他们怕粮价再跌，连那些存粮并不多的农户也跟着卖粮。一片卖粮难的呼声！因为各种条件限制，这么多的农户我们也确实摸不清农户家里到底有多少存粮。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某一个信号出现，假如1993年夏粮减收某一个或几个地区买粮的单位和人多了，粮价略一上扬，农民就可能转而买粮。如果调控不当，接着就可能出现大范围的乃至全国性的买粮高峰。因为现在的农民既是生产者，也是经营者，相当一部分农民手中，也有了现金的积蓄。农民预期要涨价，不卖粮了，而且有一部分农民也参与买粮、存粮，市场上粮食很快就会买空，重新出现买粮难！前些年曾经出现过的粮食说没有就没有了的怪现象，其中一个重要根源，盖出于此！我国的农民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也不强，就某一个农民家庭来，进出粮食不过是几百斤上千斤，但因为农户众多，2亿多户，即使某一地区，也是几十万户、几百万户，一起卖粮，或者一起买粮，同向振荡，就是几十亿斤、几百亿斤！任何粮食市场也经不起这样的冲击。这个特点，我们应该有个认识。
二今年农业是个平年，而明年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流通，生产决定消费。粮食市场即使出现上述波动，如果农业生产是持续稳定增长的，粮食供给是充裕的，那也无碍大局，波动一阵，就稳定了。
今年夏粮丰收，总产2064亿斤，增加96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入夏以来，各地抓农业有点放松，早稻和夏播作物少种1500多万亩，田间管理也不好，加上多数地区偏旱(全国受旱2.4亿亩)和部分地区受洪涝灾害(7600万亩)全国秋粮减产，棉花因山东、河北、河南等生产区受旱灾等灾害，减产更大。就全国来说，今年农业是个平年。
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直到1992年10月底，全国商业部门，收购的定购粮，只有52.7亿斤。比去年同期少15.1%，只完成收购计划52.7%，比去年同期慢9.8个百分点。棉花收购3084担，比去年同期减少34.5%，只完成收购计划的35.1%，比去年同期慢18.5个百分点。截至11月10日，粮食收购只完成计划的54%，棉花是46%，食油是38%。过了收购旺季，粮棉油只实现收购计划的50%左右。这同往年是很不相同的。对这种异常现象，有关部门解释：一是资金不到位(部分收购农产品资金被挪作他用)；二是仓库不足，普遍涨库。还有个原因是，目前各地的粮食，棉花收购部门正在转变经营体制，一些新的政策措施还未到位，从本部门的经济利益出发，多数没有收购和存储粮棉的积极性。所以至今还有大量的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积存在农民家里，积压在集市上。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今年秋季收成并不好，特别是棉花减产幅度较大，但因为目前银根紧而各种用途很多，所以向国家预报的棉花、粮食产量比实际的多，好向国家多要收购资金。
总的说来，今年的农业形势还是好的，加上有前些年的积蓄，估计到明年夏收，供给还不会有大的问题。
问题是在明年，在以后，种种迹象表明，明年的农业生产，就很可能出现问题，这是值得我们警惕，需要未雨绸缪的。
第一，耕地急剧减少。乱占滥用耕地已形成了全国性的风潮，已到了不采取断然措施，不紧急刹车，就控制不住的地步了。1985年，曾出现过非农产业发展，乱占滥用耕地的高潮，当年占用耕地2400万亩，净减少耕地1500万亩。以后党和各级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使耕地锐减的严重形势得到控制。但从1991年以后，各类建设占用耕地猛增，1991年占用耕地870万亩，较1990年增加30%以上，净减少耕地350万亩。1992年入春以后，经济建设步伐加快，非农产业用地、占地大幅度增加。这已经大大超过原定的当年用地、占地的计划指标，大大超过1991年用地、占地的规模。更加严重的是，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和部门，从发展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把土地作为招商、聚财、生财的主要手段，竞相仿效、攀比，大上各类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大型商场和集贸市场、房产公司。现在的开发区，省市办、地市办、县办、乡镇办，有的村也在办，有关部门统计，到1991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个，现在各级各类开发区已超过8000个。仅浙江省就有401个开发区，其中经国家和省批准的只有12个。这些开发区，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周围，铁路、公路沿线，占用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高产粮田和菜田。近几年兴起的房地产业，因为利润极高，有的高达1∶40，这种巨额超额利润强烈吸引了国内国外的各种单位和个人，建立房地产公司，而实质主要是争占、抢占目前还廉价的土地。广东省今年上半年就有各种房地产开发公司929家(占用土地18390亩)，辽宁省1991年只有房地产公司260家，到1992年上半年已达400多家。港台和海外巨商，也都垂涎中国的地产，福建省今年7月到香港招商，共签订成片土地开发和土地批租项目32项，拟用地23565亩，总投资8.81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现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村镇，也纷纷以集体土地自发进入地产市场，用土地作为招商条件同外商和城市企业兴办各类合资、合营企业，更加加速了耕地急剧减少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