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代表在此次上会前做了大量关于民营企业的调研，她的一个结论是，2009年，以浙江的情况看，国有资本对民间资本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但是前者也没对后者产生什么带动。
车晓端不仅关注浙江，而且关注全国民企的情况。而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她认为显然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从航空、钢铁、房地产到山西煤炭等领域，似乎有新一轮国进民退之势”。她在提供给笔者的一份建议中写道，民营资本的准入仍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垄断行业中民营企业进入比例不到20%，铁路行业仅为0.6%，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而在资金扶持方面，她说，信贷向中小企业倾斜并不明显，且成本过高问题依然突出。据悉，2009年上半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7.37万亿元，小企业贷款仅占总额的8.5%；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反映，70%以上的中长期贷款投向政府融资平台。目前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只占主要金融机构贷款的10%～15%，受到风险投资的青睐只有1‰。
“中小企业负担还是偏重。”她在建议中写道，中小企业目前在缴纳的税费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水利基金、残保金、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重大病医疗补助、生育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据相关专业事务所测算，一个年销售收入6000万元，员工500人的中型纺织企业，如果依法真实地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文件的规定缴纳税费的话，则应缴纳的各项税费总额约为795.3万元，占销售收入的13.26%。即使近年以来一些减负政策出台，上述比例也在10%以上。
此次“国进民退”发生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据孟元新《当前“国进民退”现象分析》一文的总结，这一现象发生于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比如在地产业，金融危机前，国企民企互有进退。2004年，A股上市房企基本为民营。2005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中，具有国资渊源的企业占到了60%左右，到2006年，A股市值最大的10家房企中，只剩下一家为民营企业。2007年，富力、合生创展等民营背景地产大鳄活跃在土地市场上。然而，进入2008年之后，国有资本大举进入地产业，在争夺地王的大战中，民企屡吃败仗。
在钢铁行业，5年前，国内钢铁的增量有2/3来源于民营钢企，但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许多民营钢企被国企或吞并或控股或举步维艰。2008年底，国有的山东钢铁集团以现金方式获得国内最大的民营钢铁公司——日照钢铁公司67%的股权，如愿吞并后者。在南方，另一家民营钢铁公司——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也被国有属性的宝钢集团所兼并。
在航空业，2005年，国务院出台“非公经济36条”后，奥凯航空、春秋航空、东星航空、鹰联航空等民营航空相继出现。航空业作为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却成了此次“国进民退”表现最为突出的行业，据称国内所有12家民营航空公司中，2008年仅春秋、吉祥和东海三家赢利，其余均亏损，说民营航空面临着几乎全军覆没的局面，毫不为过。2009年初东星航空公司申请破产，同年，中国商飞、川航集团、成都交投集团在成都签署合作协议，三方对民营的鹰联航空进行重组。
在金融业，信贷投放上呈现“国”、“民”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大型国有企业因为持有大量银行资金却苦于无处投放，另一边却是民营企业因为资金短缺而处境困难。银联信监测显示，2009年3月份，金融机构对私营企业及个体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9亿元，这个数据在4月份降为29.73亿元，且呈现出连续负增长趋势，民营企业处境日趋艰难。这与车晓端的调研结果相吻合。
在为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也同样存在这个趋向。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确定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两年约需投资4万亿元的政策，数据显示，4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近90%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企业几无参与；项目的所有者、参与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可以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仅属于政策国进民退的产物，而且更加速、带动了一系列国进民退的进程。
煤炭行业的“国进民退”引发的争议最多。2009年4月，山西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明确将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9月底前完成《进驻被兼并煤矿协议》签约仪式，提出“到2011年，全省矿井数量减少到1000处，矿井单井生产规模达到90万吨/年以上。到2011年，形成3个亿吨级和4个5000万吨级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集团煤炭产量占到全省的75%以上。”兼并重组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按照山西省的有关政策，此次小煤矿被并购的补偿分3块：资产、已缴纳矿山资源费1700万元的返还和其他损失补偿，加起来每座投资亿元以上的小煤矿只能得到5000万元的补偿；而且，补偿款也不可能一次性地付给被兼并企业。
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
2008～2010年的“国退民进”争议与2004～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争论有什么关系吗？表面看起来，国退民进争议有其偶然性，即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深入探究，其实它与第三次改革争论一脉相承，可以说是第三次改革论争的一个延续和深化。
2010年5月的一个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经济学家何伟向笔者详细阐述了这其中的联系。何伟是中国商品经济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退休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用一些代名词来称呼那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们。比如，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萧灼基教授被称为“萧股市”，而何伟则被称为“何商品”。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朱厚泽主持下的中宣部召集3位专家编写一册干部学习商品经济的宣传提纲，其中一位就是何伟。
虽已退休多年，何伟仍活跃于知识界，现为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私营企业研究会理事、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长，可谓“退而不休”。
眼前的何伟，虽一头银发，但气韵饱满、面色白皙，看上去不过六十来岁。不料当笔者求证他的年龄时，他一边伸手指比画，一边说，“我今年八十有五了”，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不无自得。
何伟告诉笔者，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之内。
这不仅是第一次在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国有企业要干什么”这一问题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不仅在实际上，也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何伟说，也正因此，才有了其后的“国退民进”，才导致了政企分开，取消了几个工业部，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
“然而，这个定位却遭到了两个‘旋风’的冲击。境外的郎咸平刮了一个‘郎旋风’，大陆的刘国光刮了一个‘刘旋风’。”何伟说，两个“旋风”一刮，国资委就撑不住了，就要扩大国有经济，于是把国有经济的定位给改了，将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大大扩大国有经济占据的范围，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经营空间。“有了这一修改，陕西就可将陕北油田、山西可将小煤矿，以‘整顿’的名义，用低价、强制收归国有。引起民企怨声载道，政府公信度大受损失。”
表面看来，“国进民退”、政府投资看来是快速见效的。但是何伟不认为如此。他举了一个例子：前几年，从北海坐高速公路到南宁，高速公路上没有几辆汽车，中央一位高官到了省里跟负责的人讲，我走高速你们不用封路——他不知道其实本来就没几个人走。“修了高速公路没有汽车跑，修了铁路没有人坐，武汉到广州的高铁，价钱那么高，农民工坐不起，结果还是少数人坐，你说经济效益怎么样？飞机场建了那么多，中国最北部的漠河也修了机场，极少人坐。”
“不是靠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而是靠政府来配置资源，太铺张了。”何伟说，“现在说老实话，改革不仅没有继续深入下去，而且有些倒退。”
为什么会如此？恐怕其中不乏既得利益集团借“郎旋风”、“刘旋风”之“东风”，以扩展自身利益的因素。
借何伟所论，现在的国有垄断企业已经变异为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企分开之前，垄断企业的主体是政府，在政企分开以后，垄断主体是企业，它们代替原来的工业部对本行业进行垄断。此其一。
原来国有企业无自主分配权，在工资上是全国统一的，差距很小，基本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企业的利润全部是国家的，企业无支配权。现在的垄断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分配的自主权，利润不再上交国家，可以自主支配，于是出现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全国7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些企业的CEO（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有的年薪几百万、有的上千万，把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财产。他们以企业家身份获取高收入，又以公务员身份获取官员级别，退休后还获取省部级待遇，已成为官僚权贵阶层。此其二。
在政企分开前，企业是一个加工厂，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进行加工，产、供、销，人、财、物均按计划进行，企业无经营自主权。政企分开后，企业是独立法人，具有经营自主权，国家的计划对企业已无约束力，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生产，自主定价、自主销售、自负盈亏。企业在价格和政策上可以挟持政府。举一个例子，据《商务周刊》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444.5美元/吨，折合人民币3036元/吨。而现在北京成品油价格：汽油8300元/吨，0号柴油7630元/吨。石油出口价大大低于国内销售价，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此其三。
当然，国有垄断企业拓展自己垄断的理由十分冠冕堂皇，他们将“公有制为主体”变异为国有企业为主体，提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现在有人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名义下扞卫国企，实际上是扞卫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加重了我国改革的难度，延缓了改革的进度，为改革出了一道难题。”何伟说。
中国还需要再来一次摸石头过河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是主张存在中国模式的。“一座房子盖起来总是有一个模式”，接受笔者采访时，他这样说。他眼里的中国模式内涵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经济上是混合经济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国那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工业领域有一个很大作用。”
至于政治模式，他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从以前的皇权慢慢地发展到现在的党权。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有它优势的地方。“如果没有优势，你很难解释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经济是怎么取得这么大的进步的，政治是怎么稳定的。”
在他看来，中国政治模式过去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为什么成功，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党制度，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的动力。”
“而现在为什么政府改革又开始有点难了呢？那是因为它开放力度又不够了。”他说，政府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一方面很多利益容易被排挤在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从而阻碍进一步的改革。经济体制也一样。国家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有它的好处，它可以有效提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但是，如果‘国进民退’这个现象一直延续下去，到了国有部门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和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的时候，它的劣势就会出现。”
郑永年的方案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这个开放更多地不是针对国外，而是针对国内，实际上说的就是“改革”，通过改革以保持制度的开放性。“比如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新的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再比如说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就会与强势群体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功其实没有什么模式可言，说白了无非“摸着石头过河”。郑永年指出，其实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邓小平说的这句话。“他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方法是‘摸着石头’。”
与陈平教授相似，他也认为，今日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改革目标不那么明确了，不知道要去哪里。
“‘摸着石头过河’是要勇气的，因为你看不到水底下是什么，所以人们很佩服邓小平。”郑永年说，“相比邓小平时代，如今的改革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国家的财力比那时雄厚得多。然而，由于制度的开放性不够，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既得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做牟取私利的一个工具，每改一次既得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既得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