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患上了严重的“民族自尊官能症”
一方面金融危机令西方伤筋动骨，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两者相加，促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出现强烈反弹。
中国拯救了地球
电影《2012》上映之前，坊间盛传《2012》的结局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最终拯救了世界。这个传言的宣传效应极为有效，因为这太令中国人吃惊了——在好莱坞大片中，中国人几乎从来都是配角，甚至大多数时候是丑角，这一次居然给予中国人这么高的地位，是真的吗？
大家将信将疑地纷纷走进影院想看个究竟。电影没让大家失望，场面很宏大，意义很深刻，而且，的确有诸多中国元素，有人边看边数，电影总共有11次提到中国。当男主人公冒死找到了人类大逃亡的路线图，在银幕上打开，现出大大的“CHINA”时，每一位中国观众除了好奇之外，也无不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听说在某些影院，还有观众集体鼓掌的。
为什么目标是“CHINA”？观众很快发现是因为那四艘巨大的诺亚方舟的制造任务光荣地落在了中国人的肩上，当屏幕上出现台词“看来，当初我们把方舟放在中国建是对的，因为只有中国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的工作”时，影院里发出阵阵笑声。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听起来是在夸奖中国，实际上隐藏着一种讽刺。不过，很多人确实觉得这是在夸中国，并且由衷地为此感到骄傲。电视台记者采访观众，不少观众说：“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伟大”，“是中国力量凸显的非常好的体现”，“中国是负得起责任的大国”，“这部电影反映出西方人心里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在转变吧”……总之，他们从《2012》里看到了中国的崛起。
不过也有人并不这么看。着名媒体人曹景行就说这是商业的需要，“现在中国是好莱坞大片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如果拍一些得罪中国的电影，比如以前也有一些，十年前他（指《2012》导演艾默里奇——笔者）拍了好几部这类以中国为敌人的敌战片，有可能在中国上映吗？当然就不可能。”
中国也用出色的票房回报了导演艾默里奇，突破了4亿大观。中国能不能拯救地球还有待观察，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人顶起了《2012》的票房，这是货真价实的。
事实上，冷静地回想一下电影情节，我们就不会如此激动了。在影片中，“诺亚方舟”确实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发现这场地球危机的是美国人（还有印度科学家），启动和主导拯救计划的依然是美国人，甚至“诺亚方舟”的指挥官都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无非承担了一个“农民工”的角色，一定要联系现实的话，那至多也只是印证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事实。说白了，这仍然是好莱坞的逻辑——中国只是美国人信得过的制造商而已，排除万难，拯救人类的英雄仍然是美国人。跟中国人有关的只是票房而已，舍此无他，何喜之有呢？
中国被谁
这又让笔者联想起2002年发生过的一件极为离奇的事件。据国内某媒体报道，到过美国西点军校的人，都会注意到校园内有一座雷锋半身塑像，其摆放位置醒目。在西点会议大厅上方，还悬挂着5位英雄的画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锋。近几年来，学习汉语又成为西点军校新的流行趋势。一位学员还在他的毕业论文中写道：“我最尊敬的将军是巴顿，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锋。”
这篇报道一时流传甚广，连官方媒体都予以征引。一些人就拿这个说事，有文章写道，“在我们雷锋的故乡——中国，在很多人忘记了雷锋的时候，美国西点军校却认为雷锋是最好的士兵，号召他们的学员学习雷锋”。
这则报道说得有鼻子有眼，不料事后却被证明是一则虚假新闻。西点军校专门澄清，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也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这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一些中国人正为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时，这则声明无疑给了他们一瓢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笔者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为此感到脸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长记性，因为类似“雷锋进西点军校”这样的事情，在我国屡屡上演。
说近一点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们屡屡看到报道说，马克思的作品在西方重新流行了起来。比如《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援引英国作家托尼·帕森斯的话说，如今欧洲的阅读时尚是“马克思”，因为“德国柏林墙倒塌后，世界一度对自由市场经济充满期待，但这么些年过去，大家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失去房子、失去家……新自由主义的‘幸福景象’，只是一个遥遥无期、很难兑现的诺言。金融危机使西方人重视马克思了”。
据他介绍，伦敦市中心的书店里、橱窗里都能看见马克思的着作，《资本论》、《资本论解读》、《共产党宣言》等着作摆放得非常醒目。“一个月的销量，就抵得上以前半年的。”
写这篇报道的记者非常敬业，他专门登录全球销售量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在图书检索中输入“卡尔·马克思”，相关书目信息就达53365条之多。他又援引其他媒体的报道说，《资本论》出版方德国卡尔·迪茨出版社社长施特隆普表示，阅读马克思，2008年在德国已成时尚。甚至有说法称，2008年《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百倍于往年，因面临就业问题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对马恩着作尤感兴趣。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也公开表示：“马克思的一部分思想真的不错。”另有报道称，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在看《资本论》。
的确，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英国的主流媒体《卫报》、《泰晤士报》等都先后以“马克思”为题大做文章。法新社写道：“如果马克思泉下有灵，恐怕也会暗笑。因为他的预言再度成为现实。”罗马教皇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喜欢冷幽默的英国人还改编了马克思的一些名言，在网络上传播。还有电影导演计划将《资本论》拍成电影。马克思家乡特里尔的观光游客近年来也急剧增长，当地马克思纪念馆馆长伯威尔说，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听到游客在交谈时佩服地表示，马克思的想法是对的。不少游客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几乎都是认为即使事隔多年，马克思当年的论断至今仍然有其生命力和有效性。
中国媒体类似此种的报道传达出一种印象：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模式失败了，他们开始向马克思学习。但是，事实如何呢？这恐怕又是我们一些媒体的臆想。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就告诉笔者，据他的观察，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炒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整个体制是相对立的东西，怎么可能在西方获得真正地施行呢！”
类似的案例还有所谓“G2”的说法。“G2”是由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着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此“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着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得好：“中国被G2了。”
中国被谁G2了呢？一部分当然是西方人，但是恐怕更多的还是中国人自己。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振岗在美国访问了一个多星期，会见了美国的学者及官员，他有意谈及G2的话题，却发现美国学者虽然承认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几乎没有人认真谈论G2。“其实美国没有多少人讲G2，但在中国却炒得一塌糊涂。”
民族自尊官能症
中国的一些媒体似乎对传达海外的“媚华”之声特别感兴趣，不可否认，这些报道有的比较客观，但有些东西恐怕我们自己看来都觉得脸红。
比如，2009年11月12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在总统奥巴马访华之前推出文章说，奥巴马的这次访问对美国而言是选择了一个尴尬的时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经受住了世界经济衰退的考验，人们前所未有地强烈感觉到中国正在崛起。相比而言，美国似乎突然就变老了，变脆弱了，美国的国民情绪仍然低落，经济仍然没有起色。
“现在是美国表现谦虚的时刻，因为中国在一些重要事情上都做对了。”文章说，下面是美国需要向中国学习的5个方面：
有抱负。英特尔公司的执行副总裁马洛尼在中国东北出差时，看着周边的高速铁路建筑项目——巨大的混凝土支架，填满钢筋的桥墩——发出感慨：“我们过去也曾经这样大兴土木，但现在，你想做什么事情，却总是束手束脚。在这里，中国，他们放开手脚，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开展工作。”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在一些项目上花费的资金过多，比如高速铁路。但如果从独立的基础建设项目跳脱开来看的话，中国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前进的姿态。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麦克格雷格说，美国要向中国学习的关键一点是确定目标、定出计划，以整体为单位将国家推向前进。
照顾老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父母抚养孩子，孩子为父母养老，而美国老人很多都居住在养老机构中。2030年时美国的老年人口将可能从2007年的3860万增长至7150万，人们担心，养老机构会不堪重负。而在中国，养老是整个家庭的责任。老人与孩子们共同居住也为中国家庭带来了不少好处——祖父母可以在父母上班时照料孩子，这种家庭模式为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融合建立了纽带。
节约用钱。奥巴马访华期间很可能会提到，希望中国人大胆用钱，这种论调无疑是希望中国人在消费模式上接近美国人。事实上，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美国人要更节约一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美国人捂紧了钱包。美国人需要向中国人学习节约，如果美国人能像中国人一样，多存点钱，少花点钱，并且保持这种消费习惯，他们就不用为自己的未来担心了。
放开眼界。外国人觉得中国人视野开阔。很多身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活力，这并不是从目所能及的事情中发现的，而是一种姿态。你能感受到一个向前发展的国家所拥有的能量。
还有一条是在我国广受诟病的教育。《时代》的文章认为，中国注重提高教育质量。“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对教育的热情有点过头了。中国式的教育偏重记忆，这让很多孩子感到压力很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有一点却被忽视了。经过多年对教育的投资，中国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而美国只有86%。不要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实并不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是因为劳动力足够聪明。”文章援引一位前美国驻北京高级外交官说：“他们在基础学科上做得很好，特别是数学和自然科学。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孩子走在了我们孩子的前面。”
在我国，司法腐败以及司法不公，是一个社会公认的事实。每年的全国两会上，“两高”报告的得票率都垫底。然而，美国《赫芬顿邮报》2009年5月20日的一篇文章却提出“美国司法也应向中国学习”。“想想布什政府在解释使用严刑逼供时所表现出的傲慢吧。当对付全球反恐战争的‘敌方战士’时，华盛顿迅速将我们对国际条约的庄重承诺抛于脑后，并为实施酷刑审问创造条件。”文章对比中国：过去30年，中国已经颁布250项新法律，并且从白手起家后，一直在构建系统性的国家法典。
“中国共产党也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保护选民免受政府侵害。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允许公民起诉政府——1990年有1.3万人将政府告上法庭，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受理15万件以上的此类诉讼案件。与此类似的是，200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政府官员设定严格的行为规范。”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体制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总理已经告诉美国学者，中国司法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保证司法的“尊严、公正和独立”。换句话说，他所追求的是让人民享受法治而非受制于法律。“看来我们将要在美国使用这种诚实的猛药。”
单看这些报道，不明真相的读者还以为美国和西方都开始向中国学习了。“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在日本《产经新闻》2009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
但是，这样的赞扬对我们来说到底价值几何呢？“据我所知，我还没听说有几个西方人真的要学习中国模式的。”马振岗说，人家夸我们教育好，最多也就是说中国人重视教育。我看我们还是得多向他们学习，我们的孩子管得太死了，美国的孩子创造性更强，“我们对西方的赞扬存在严重地误读”。
我们为什么乐于传播以上这些东西？（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人工建筑是长城”、“中文将超越英语成为国际强势语言”等。）中国人在历史上是充满自信的——自信我们是中央帝国，自信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其他皆为异邦，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往来朝贡，天朝必给予赏赐与恩典。这种自信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甲午战争被身旁的小兄弟日本打败，才被彻底打破。
此后，中国走上一条革命的道路，不但革封建王朝的命，也革中华几千年文化之命。而在建设上，我国以西方为师——先是苏联，改革开放后则是欧美的市场经济，对自己的文化则失去了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