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也从自己的角度总结了前30年的成绩。他的结论是，中国在不可能如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财富、转嫁矛盾的情况下，只好走向了“内向型自我剥夺”的道路，实现资本原始积累：20世纪50～60年代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名义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极大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这就是“中国经验”所在。
为了证明共和国前30年的辉煌成就，一个数字在文集中多次被提及——1952～198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6.25%。
韩毓海：国家能力的回归是最伟大功绩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一直坚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立场。最近他的兴趣转向了研究历史，并且卓有成绩，《五百年来谁着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持续热卖，4个月内已经重印了4次，印数达到5万册。因为这本书，韩毓海告诉笔者，北大历史系已经给他排了一门课，他准备到历史系上课去了。
韩毓海的文字与潘维的一样，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气质。这本书也体现了韩毓海的雄心——将中国的成功置于500年的世界历史框架下来考察。不可否认，他的推论是新奇的。他对笔者说，现在我们总强调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展过程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单纯地讲工业革命，不太容易看出为什么偏偏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毕竟要有一些廉价的农产品，工业的发展不可能离开农业，不能割裂农业发展工业。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产生，提出了政府尽可能少去干预商业活动的说法。但是韩毓海认为，欧洲其实恰好没走亚当·斯密的道路，而是走了马尔代夫的道路。马尔代夫和亚当斯密完全不同，他把经济理解为残酷竞争基础上的一种活动，因为资源供给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谓经济，所谓生存，就是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你死我活的竞争搏斗，这个构成了欧洲经济学真正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理论驱动下，欧洲走向了向外殖民扩张，从而为自身的工业化提供了资本原始积累。与此相反，韩毓海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起码在明朝就通过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出了空前繁荣的市场经济。然而，这种市场经济并没有使中国完成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原因在于明清封建王朝缺乏组织效率，丧失国家能力。
他认为1567年是世界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也是中国命运的大转折之年，这一年在中国是“隆庆元年”，明隆庆帝朱载垕同时开放了“海禁”和“银禁”，诏令“朝野上下率用银”。从此，中国开始通过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问题，从而放任内部的币制混乱、税制混乱，放弃自主的货币财政制度建设，将金融命脉委之于外国。与中国的衰落同时，西方则通过殖民战争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韩毓海对笔者说，在他看来，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是近500年来中国历史的根本问题，其原因有5点：①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与官员的流动性不同，胥吏例由本地人担任，且世袭蟠踞——笔者注”）；②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无所知，无法承担起推动中国历史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③豪门巨富与新兴外贸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④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落。税收无着落，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军队不堪一击；⑤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从这样的历史思维延续下来，韩毓海说，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实现了国家能力的回归，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同时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有限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一举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权威性。继而建立起我国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最终形成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
以“国家能力”为叙述核心，韩毓海认为他打通了贯穿共和国60年与近世500年之间的脉络。“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使国家得以有组织、有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的发展。”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救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这个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有组织地把财政剩余用于办国计民生的大事，包括有效地利用国家支持的金融信用的力量，有效地利用国家能力的‘象征系统’——货币和金融的力量。”
推崇国家的力量，支持国有经济，警惕私人资本，这是韩毓海与潘维等人的共同特点。他甚至不惜与大众舆论“为敌”，为国有垄断企业辩护。
笔者问他：与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民企相比，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比如电力、石油、电信等行业的职工享受着高福利待遇，甚至爆出一个抄表工年收入十万的高薪神话。这受到广泛诟病，舆论要求打破国有垄断。对此您做何种评价？
韩毓海回答：现在国有企业占了那么多的利润，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太高，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老板下手还不够狠，让国有企业的员工多拿点钱是错的吗？全国的老百姓在整个的分配过程中，都像他们一样才好。中国真正压迫私人企业的不是国企，而是外企。
五、孔子“复活”与文化民族主义复兴
“这一运动（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这是支持中华民族复兴的最深厚的根基。”
2010年1月22日，电影《孔子》公映。这部电影遭遇了不少事件，先是饰演孔子的周润发在宣传影片时说“看孔子不流泪，不是人”，激起网友愤慨，后又传言为了确保《孔子》票房，《阿凡达》提前下线，再度引发抵制。网络上发出“拒绝看《孔子》”的倡议。开映几天后，媒体爆出《孔子》票房惨淡，不过后来又听说《孔子》票房还是过亿了，导演胡玫也成了首个票房过亿的大陆女导演。
拍得好与坏暂且不论，这部电影让两千多年来，孔子第一次走出神龛，走出经典，以一个鲜活的荧幕形象而不是一个符号展示在国人面前。
电影开拍之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给予特别批示，让下面各部门协助拍摄，表示相信胡玫领导的团队是华人最优秀的电影创作团队，相信一定能够拍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好片。
为了帮助电影剧本准确把关，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森亲自组织专家开了6次不同层次的剧本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儒学和孔学专家、电影专家，还有电影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专家小组”的专家。
“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作为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要挖掘他的精神实质和精神内涵，更多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张宏森对记者说，“我们主张要找到儒家精神的历史价值，要有精神高度，道德情怀。既要防止对儒家精神进行戏说或人为演绎，同时还要考虑在今天阐述儒家思想的作用和意义，要有现代性，这是研讨会普遍谈到的一个问题。”
电影《孔子》的开拍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除国内媒体，国际舆论也反响强烈，美联社、BBC、卫报、独立报、综艺等各国媒体，都用整版甚至更大的版面报道这部电影。他们说，孔子“复活了”。
如同在电影里的坎坷遭遇一样，孔子在其身后的两千多年里，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政局的动荡，其地位也是几经沉浮。
孔子的两千年沉浮
在其身后的两千多年间，孔子时常处于政治旋涡中。
孔子死后400年间，儒学的运气一直平平，虽经孟子等人丰富发展，却没有引起多少重视，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时来运转，成为和皇帝齐名甚至高于皇帝的思想权威，“圣人”、“至圣先师”等一顶顶桂冠被戴到头上。
孔子的“圣人”形象维持千年，直到近代才受到挑战，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喜所告诉笔者，第一个打倒孔子的人是洪秀全。太平天国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
其后，孔子被康有为的维新派所用。康有为为了变法维新，把孔子改造成了一位改革的思想家。他的《孔子改制考》，全面阐述孔子的变法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甚至将西方一些平等、自由、民权的思想也安在孔子身上，孔子俨然变成了维新变法的鼻祖。
戊戌变法被镇压，孔子经维新派一番重塑之后，权威自然大大降低。
更大的挑战来自康有为之后的革命派。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地批判了孔子为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奴仆”。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
其后，随着袁世凯的逆潮流而动，孔子有过一次短暂的归圣。袁世凯称帝后，向全国发布命令，尊孔子为“万世师表”，所有学校都恢复“尊孔读经”，还亲自率领各大官员往孔庙祭祀。各地纷纷成立了孔教会，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孔子写入宪法，让万世“景仰”。
“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一命归西，新文化运动登场，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孔运动又开始了。”李喜所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
但是，孔子毕竟是中国文化一块坚不可摧的基石。由新文化运动促成的“五四”风暴刚过，复兴孔学即在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中悄然兴起，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恢复了孔子的尊崇地位，而且使孔学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现代新儒家。
这一轮孔子复位的背景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西方文明及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寻找新出路。梁启超等人1919年在欧洲进行了一年多的考察，很多着名思想家都劝他不必再从西方“取经”，应该回国好好研究孔子、孟子、老子，用东方文化来重建世界文明。
民国的混乱，巴黎和会的肮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使中国人发现了西方的弊端。1920年梁启超考察欧洲回国，称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将原本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主张不但要复兴中国文化，而且要使之助益世界。
于是，梁启超、严复等当年积极呼吁学习西方文化的激进思想家在“五四”后都有重大转向，极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东方新文明，渐渐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东方文化派。
“恰在这时，蒋介石利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于1934年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想用孔子倡导的行为准则去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结果十多年间收效甚微。”李喜所说，“孔子又一次被当权者拉进了政治旋涡。”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建国依归，自然没有了孔子什么位置。“文革”期间，经历“批林批孔”等运动，孔子更是被彻底砸烂。
孔子归圣之路
2004年9月28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悬挂着“纪念孔子2555年诞辰”的巨大横幅，两边的对联是“先师功德垂青史，儒学精华照五洲”。祭坛上摆放着牛羊猪祭品，香火缭绕。
“文圣吾祖，恩泽海宇。千古巨人，万世先师。”曲阜市市长江成肃立在孔庙大成殿前，诵读了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祭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祭孔子，曲阜市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参加了祭孔仪式，引起全球瞩目。
2004年之后，祭孔典礼渐趋复杂，规格逐年上升。2006年的祭祀大典运用诸多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建设了一条“朝圣大道”，使用仿古马车组成祭祀行进队列，在72面祭祀大旗的护送下，参加祭孔大典的主要领导和嘉宾乘9辆特制仿古马车从大成桥踏上“朝圣大道”。
2009年的祭孔大典由山东省政协前主席孙淑义主持，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恭读祭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揭示了由范曾题写的祭孔大典主题词，并在孔庙大成殿向先师孔子敬献花篮。
由“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彻底砸烂”到国家领导人出席祭孔大典，在最近二三十年，孔子走出了一条归圣之路。
祭孔一事典型地反映了孔子身后的际遇。曾亲自参与祭孔大典的一位孔子后人告诉《了望东方周刊》记者芦垚，“文革”结束之初，孔子后裔一般都在自己家中挂张孔子像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