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停火，但两派是谁也不服谁，拍桌子叫板，那样子像是说不合随时又要开打，恢复生产成了一句空话。不上班我也没闲着，老顾爱人生的二小子好像是专门来跟人捣乱的，出生弄得人措手不及，这半个多月也没消停，三天两头生病，老顾爱人在月子里不方便出门，我请中医、看西医，还赶着阿婆去挖草药，差不多成了男“月嫂”了，还是免费的。老顾爱人心里过意不去，想拍电报回家搬救兵，可邮局还没正常营业，正好推销员办了调动要回江苏老家，她就和他们商量跟他们做伴回上海老家。推销员三个孩子大的不到六岁，小的不到一岁，举家搬迁锅碗瓢盆杂七杂八的东西又不少，他两口子已经够头疼的了，再搭上她不是更要命？可她说的在情在理，人家也不好拒绝，就说：“做伴不是问题，反正顺路，问题是你到了上海后怎么办？如果是出差我中途下车送你到家没问题，可这回我们带着这一大堆东西和孩子……”老顾爱人倒无谓，说：“不是有嘴吗，到了那开口求人帮个忙，没什么问题。”话说到这份上，不答应也不行了。我在边上听了好像没我什么事似的，就插口说：“那样行吗？要不我就陪你走一趟吧，反正现在也不用上班。”她说不用，推销员听了却说好：“有他帮忙那我们就放心，俗话说得好‘送佛上西天，好事做到底’，他照顾你那么久也不差这一段路，你呢，就当趁着这个机会请他到上海玩一趟好了。”到底是在外面跑世界的人，这话说得让人想不同意都不行了。
那时候火车没现在名堂多，什么“朝发夕至”、“特快”、“普快”，那时候就分快车慢车，快车只停靠县级以上的站，慢车是见到车站就停，如果坐慢车到上海还不得几天几夜，跟蜗牛似的还不得把人给累死。我们买了慢车票到县城火车站下车换乘快车。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对象同一天坐车回来，我们俩一来一去的就又没有见上面。其实我说走这一趟时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听老顾爱人说她要回去，我第一反应是这下我可以去找我对象了，听到后面我又担心她母子二人不安全，再听到后面我不去都不行了。这世上有很多事就是这样，你本来想这样，可偏偏就不能这样，到了最后到底会变成怎么样你怎么也想不到。就像我们走这一趟一样，原来我们只是担心她到上海没人接，可谁也没想到这在半路上就遇上了麻烦了，这麻烦还不小。
麻烦是在鹰潭火车站遇上的。什么麻烦？红卫兵上北京串联哪。鹰潭火车站是中转站，南来北往的车都要在这会合，应该是冲着这个原因，也不知打哪儿来了那么多十来岁的小子丫头，天不怕地不怕地趴在铁轨上，也不管你的车是往南的还是往北的全都拦下来，把旅客赶下车他们自己上车然后逼着调度把他们往北京送。这不瞎胡闹吗。那时候火车还多是单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辆接一辆往北京开，那半道上还不得来个火车大碰撞？就算调度肯发车也没有哪个司机愿意开呀。就见着一辆辆火车进来不见一辆火车出去，人越聚越多，全乱一锅粥了。
我们算是早到的在候车室里还占了椅子休息，后来的就只能在地板上凑合，再后来的只能到外面睡马路去。晚上还好点，白天太阳底下待不住，外面的人全往候车室里挤，大热天的几天没洗澡，那么多人挤一块，那空气，换现在那叫“空气质量指数”，还能好得了？不好也得老实待着，就怕好不容易占的地盘被别人抢去。饭是我和推销员轮着去买，一天三餐都是买馒头再打点开水将就应付。吃了就得啦，我们身体好还方便点，挤一挤跨一跨就过去了，老顾爱人就麻烦了，得推销员爱人陪着一路求人让路。为了省事，老顾爱人一天只吃一顿，她还要奶孩子呢，吃那么少怎么受得了。可她性子倔，劝也没用。
没地方玩，热得全身起痱子，孩子先受不了了，成天哭着喊着要回家，这不是找打吗，大人本来就烦躁着呢。我们本来是想一直待到通车，现在看孩子这样，也担心再拖下去老顾爱人身体要吃不消，就改变主意不等了，另想办法走。推销员走南闯北的对路比较熟，他说先去南昌看看，兴许能走得通。我们就收拾了出发。推销员是调回去工作，为了省两个钱全部家当都打包了当行李背，这下可好了，大包小包一大堆再加上三个孩子，就恨自己不能三头六臂了，只能让老大老二自己走。大的孩子还能懂事点事乖乖跟着走，老二才三岁左右，走两下跟不上就满地打滚了要人抱，他爹妈哪有办法，只有狠下心自己走，巴望孩子哭两下自己再爬起来走。看得出孩子是真累，小小年纪跟着熬几天也不容易。我手上抱着老顾的孩子，身上背着包裹，老顾爱人说把她的孩子绑她身上那样我就可以腾出手去抱推销员的孩子了，我想那哪成，万一她摔倒了孩子还不得给她压死，我就蹲下来让推销员孩子爬我背上，孩子爬我背上我站起来又赶紧蹲下来让他先下来，孩子以为我不背他了死活不撒手。哪是不背他呀，我不是背两个包裹吗，他趴在包裹上脚一用力，包裹的带子交叉勒得我喘不了气了。我让他爬高，骑到我肩膀上这才算完事。
好不容易到了南昌就发现这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我们就商量，既然铁路走不通那就只有走公路或者水路了。飞机？有，常看到天上一架来一架去，不过都是战斗机。那时候有民航飞机吗？不知道，有也轮不到我们小老百姓坐，我们想都没有往天上想。就是公路那时也不像现在四通八达，长途可以从福建直接到乌鲁木齐到银川，那时候走公路得一段接一段转车，一天还没几班车，就我们这样东西一大堆还拖儿带女的，估计没到家都累趴下了。还是走水路吧，虽然慢，好歹船上能有座位。这么一合计，推销员就带我们往九江去了。我这人不但是文盲还是“路盲”，在煤矿时我从来不敢一个人去县城，不然我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到了这没到过的地方，我更是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幸好有推销员带路。可是到了九江我们也没走成。船是有，但不卖票，说是船员都去支援红卫兵了。我想想也是，就许我们不上班，就不许人家不上班？老顾爱人本来是提着一口气强撑着跟我们东奔西跑，一看这水路也走不成她那就再也支撑不了了，病倒了。我们赶紧就近找一家旅馆住下来再慢慢做打算。那时候没身份证，旅馆都是国营的，看旅馆墙上写着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知道，住宿查得严，到服务台登记服务员非要单位证明不可，我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在半路下车住旅馆，哪有准备什么单位证明呀。推销员把工作调令拿出来，又把这路上的事和服务员说了，请她行个方便，她说她不能做主，就把领导叫来。领导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大妈，看我们这狼狈相，知道老顾爱人还在月子里，连声说“造孽造孽”，不但让我们住，还送了仁丹过来给我们去暑气。
那时候旅馆没现在讲究，什么标准间、单人间、套房，都没有，就一个大房间里左右两排床，还不分男女。服务员给我们的床位，两个在楼下，两个在楼上，楼下的不在一间房，楼上的倒在一间房，本来两个女的住一间房有事也好招呼，但老顾爱人上下楼不方便就只好和我住楼下了。放下行李我去水房打点水给老顾爱人擦洗，正好推销员两口子也在水房给孩子洗澡，我就搭把手帮忙，边给孩子洗澡边谈打算，听他们意思是想走公路，但担心老顾爱人身体吃不消，想住在这，等老顾爱人身体好一点再走，但又担心日子拖长了把盘缠给用光，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犯难了。我这人心里藏不住事，有点事就全都写在脸上了，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提水给老顾爱人时她就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就把事和她说了。她呆了一会儿然后哭了，说是她连累了我们。我说这也不能怪你，谁会想到路上会遇到这么事，早想到，谁还出来不是。她停了一会儿又跟我商量，说让推销员他们家先走，我陪她在这休息几天，等她身体恢复些我们再走，如果还没通车我们就回福建，如果通车我们就去上海。我说行，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是一个人，到哪都一样。她就让我把推销员两口子叫来把这意思告诉他们，推销员两口子哪里肯答应：“这时候把你扔在路上，叫人知道了我们还不让人戳脊梁骨骂死。”她说：“那怎么会，我这一路上已经够拖累你们了，再把你们拖在这，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再说了，我们盘缠用完了可以回福建，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办了调动的，只能往前不能后退，报到的时间快到了吧，你们总不能为了我把工作也弄丢了吧。事情有轻重缓急，该放下的就应该放下，这么做才能两全其美。你说是不是？”她最后一句是问我的。我连忙接上说：“她说的没错，你们就放心吧，她母子俩的安全就包在我身上了，不管是去上海还是回福建。倒是你们现在要辛苦了，走公路那么大老远的……”他们想想也不是没道理，就同意了，第二天他们一家就坐汽车走了。
我们在旅馆里又住了两天，老顾爱人身体刚好点，孩子又闹肚子了，我就奇怪，这小子就吃奶又不是吃什么隔夜菜怎么还老闹肚子？幸好走的时候阿婆送了不少草药，阿婆说这草药对孩子闹肚子还管用，可只长在山里，回去万一孩子不舒服医院又瞧不清楚可没地方找，让带点走。这下正好派上用场，不然这人生地不熟的，去哪找医生。幸好天热尿布干得快，要是天冷遇上这事不知该怎么办了。那时候哪有纸尿布呀，有也用不起，一个月工资就二十几块钱，谁舍得买纸尿布呀，把大人穿破的衣服裤子找还算好的地方剪下来拼成一个四方块，四角缝上带子就是尿布了，脏了洗洗晾干了再用。又待了三天，老顾爱人喊我收拾东西走，我的意思是再歇几天再走不迟，她不同意，担心盘缠用完，说到鹰潭火车站去，如果通车就继续往北走，如果没有通车就掉头回去。我看口袋里也确实没剩下多少钱，也只能听她的了。她记性比我好，同样第一次走这条道，她居然能一路指点着转车回到鹰潭火车站，还没通车，老顾爱人说我们去问问看能不能退票，虽然我们坐了车，但现在被甩在半道上责任不在我们，希望能退票。火车站的一个女服务员看了我们的火车票，说能退不过只能退一半，又说火车就这一两天能通了，劝我们再等两天。我们商量了一下这票只能退一半亏太多了还不如再等两天来的合算，就对服务员说不退了。服务员让我们跟她走，她说有不少旅客都和老顾爱人一样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要喂奶要换洗尿布，和人挤在一堆不方便，车站把办公室腾出来当临时托儿所，她带我们去。呵，真不错，按现在说法这应该叫“人性化管理”吧。我们边走边说话，我说：“车站里人好像没有我们走的时候多。”她说：“是，一是别的地方火车也停了，没有火车进来，二是有一些人待不住，走公路走了。唉，本来去北京见毛主席是好事，可也不能这样胡闹呀，这些毛孩子……我们第一次遇上这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要不是这事惊动了党中央派人赶来处理，还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呢。”我说：“就是，挺好的事给他们这么一闹成坏事了。老话说的真没错，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了，办公桌靠墙边间隔着，上面架着床板，铺上席子就成一通铺了，母亲和吃奶的孩子在上面休息，地上是男人和一些大点的孩子，有的身子底下铺席子有的身子底下铺的是塑料布，都是车站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服务员找个位置让老顾爱人休息，我看房间里一大堆媳妇衣裳不整，要奶孩子就把衣服撩起来一点也不避人。我觉得我待在里面不大合适，就说里面人太多了热，拿了块塑料布到门口走廊去，有什么事她喊一声我再进去。在走廊里我想到一件事，有个女的还没结婚，她换衣服时正好她家邻居冲进去吓得她大叫，其实那邻居也不是有意的，一进去看情况不大对头赶快就跑出来，邻居赔礼道歉也没有用，那女的告他耍流氓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什么都没看清楚就被开除了你说冤不冤？”我们送那邻居回乡下时他气得跺脚对我们说，“要是知道落这罪名我怎么也得看个够本。”后来这女的结婚了生孩子了，我们一群人在聊天打扑克她也抱着孩子在旁边，要奶孩子了也是这样衣服扣子解开敞着胸，一点不避人。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同样一个人没结婚身子金贵，结婚生了孩子就无所谓了？
等了三天果然通车了，服务员帮忙送上车交代列车长让帮忙找个座。不是有句话说“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其实那会整的都是当官的、成分不好的，老百姓还是非常热心帮人，那时火车都是超载，要找座位不容易，可车上人一看老顾爱人这样带孩子上车的，主动让座、帮忙抱孩子、放行李、打开水什么的，热情得和遇上自己亲人似的，让人心里暖乎乎的。到了九十年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你什么身体上车想让人给你让个座门儿都没有。这是后话，先不说，还是接着说我们到上海的事。到了上海她是熟门熟路，带着我坐汽车坐渡船再坐汽车，然后又走了大半个小时的路总算到她家。正好是中午太阳老高，正好她妈出来泼水，一看到我们，她妈把脸盆都扔了就跟大白天见了鬼似的往后退，其实我们那样子可能比鬼还不如，大热的天十来天没洗澡身上都发臭了，何况老顾爱人还穿着冬衣呢。她妈眨巴了几下眼回过神来，知道不是做梦也不是大白天见鬼，确实是女儿生了孩子回娘家。她气汹汹地走到我面前手指头几乎戳到我鼻子上了：“月子里的人你也敢把她往外带了跑？出了事我就找你算账！”虽然她说得又快又急还是方言，可奇怪的是我居然全听明白了，我发愣了，这跟我原先想的可不一样呀。我原先怎么想？我想她家人见了我肯定很高兴，肯定得把我当亲人似的拉着我问长问短……哪想到真见了面不像是见到亲人反倒像是见到仇人了。老顾爱人看她妈误会连忙把事情经过给她妈说了，她妈边听边吸气“哎哟哎哟”叫，牙疼似的，她的弟弟妹妹也全围着她关心，就没我什么事。我抱着孩子在一边晾着，心里羡慕得不得了：有父母兄弟姐妹，多好。
离孩子满月还有几天，老顾爱人她妈张罗着给她补身子，我当然也跟着一块享受了。她妈做菜的水平赶得上食堂的大厨，随便什么东西做出来那味道都特别香，让人吃不够似的吃了还想吃，老顾的大儿子本来就是胖小子，被带回来才三个月，现在更胖得像只小肥猪。小家伙现在居然会说话了，不过说的全是方言。这小子没良心，才三个月不见就不认得我们了，他外婆让他过来喊人他扭着身子往后躲。过些日子熟了不躲了也会喊人了，可就是不按人教他的喊，只肯管妈叫“阿姐”管我叫“阿哥”，听出来了，这是顺他舅他姨的口气叫人，他自己给自己长辈分呢。还不算糊涂，没有顺他外婆的口气叫人。他妈听到他开口说话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也不计较他怎么叫了，就说了一句：“如果他早点说话多好，让他爸听听也放心。”眼泪就下雨似地流。本来大家正说说笑笑挺好的，给她这一哭，全不说话了。
老顾丈母娘知道回来是她女儿的主意以后，对我可好了。知道我吸烟就托人给我买了牡丹烟，那时买什么都得凭票，我们在煤矿顶多能买到大前门，她们在上海倒可以买到牡丹，这叫什么来着？对，“近水楼台先得月。”牡丹限量一个月一包，她妈就跟人换，拿别的香烟票——飞马、大前门，加点钱换牡丹的，买了一条给我。这待遇也太好了，好得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尽力去帮她做点事。可她说我做事太粗糙，说我扫地像画地图、摘菜好坏不分、洗过的碗还有饭疤、晒的衣服还滴肥皂水，不让我做，我做了她也全部重做。这也太……那个了，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得了，我也不添乱了，还是老实待着当客人好了。她一个乡下妇女都这么讲究，怪不得人都说上海人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