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阿米迪和父亲、兄弟拉克坦斯返回萨拉托加。婚礼仪式很简单，阿米迪本想请纽约主教前来主持一个天主教样式的婚礼，但没有如愿，婚礼主持人换成了长老会牧师A.T.切斯特。仪式在维斯考特家的客厅举行，只有15分钟左右。首先是牧师宣读致辞，然后阿米迪送给玛丽一枚戒指，两人携手以示联合。圣礼之后是一段祈祷，宾客开始庆祝。阿米迪的伴郎拉克坦斯负责切开婚礼蛋糕。玛丽把花束分给女宾们。客人吃喝完毕后同新人及其家人告别。接下来是新婚旅行，它和蜜月有所不同。
多数夫妻婚礼结束后就到新家去开始过日子，但也有的会继续和家人在一起，或者等待无法参加婚礼的朋友来访。少数人会选择度蜜月，蜜月意味着私密和遁世，这与婚姻是个体的联合和家庭的联合的本质是相抵触的。不过新婚旅行可以让双方体验婚姻生活并且让众人确认他们的配偶关系。父母也可借机与儿媳或女婿及其家人加深感情。因此玛丽和阿米迪愉快地在女方父母和男方的父亲与兄弟的陪伴下开始了新婚旅行。
这一群人有时候一起游玩，有时分散活动。阿米迪和詹姆斯·维斯考特一起访问了家族的建筑工地，顺便熟悉业务。路易-约瑟夫和拉克坦斯·帕皮罗简单游览了纽约城，玛丽有时和阿米迪，有时与父母一起在城中观光购物。在一次短途旅行中，她的父亲给她买了一架蔷薇木的齐克林钢琴，价格高达450美元。最后，大家在一艘蒙特利尔的汽船上举行告别晚宴并开香槟庆祝，新婚旅行宣告结束。维斯考特夫妇擦干眼泪，和他们的女儿挥别。
阿米迪的日记显示，他的新婚旅行是由一系列的观光和聚会组成的；具有诗人天性的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浪漫之举。在写给父母的信中，玛丽表示，在和他们分别的时候，她的心都碎了，甚至与爱人结婚都没有让她高兴起来。不过，和阿米迪的朋友们在圣约翰共进的一次浪漫早餐迅速改善了她的心情。接着她又为将来以玛丽·帕皮罗的身份生活感到紧张不安。
看到女儿事无巨细都向自己报告，父母感到十分欣慰。和萨拉托加-斯普林与世无争的缓慢节奏相比，蒙特利尔是个迅速发展的大城市。阿米迪的母亲朱莉·帕皮罗给玛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的法语非常流利，而且热诚亲切地欢迎儿媳的到来。“在这里我感到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平生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玛丽兴奋地表示，“一切事务都很好理解，很容易做，让人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一时间到帕皮罗家看望她的客人络绎不绝，在短短一周内就达到了一百多人。接着帕皮罗家举行了一场舞会庆祝玛丽的新婚。为了确保玛丽成为舞会上瞩目的焦点，朱莉·帕皮罗送给她一件“华丽的锦缎礼服”，还有一些珍贵的首饰，令其他来宾望尘莫及。玛丽·维斯考特和阿米迪·帕皮罗的婚姻生活一直过得不错，直到1890年玛丽去世为止。
结婚五年后的玛丽和阿米迪，可以看出他们对婚姻生活表现出非常自信和从容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维斯考特-帕皮罗的联姻是以一场前途未卜、充满精神折磨的恋爱开始的，而结局是持续一生的美好婚姻。其基础固然是玛丽和阿米迪之间的爱恋，但无论两人多么相爱，他们能够结婚，只是因为双方门当户对。萨拉托加-斯普林是纽约最富裕的地区，也是最都市化的城镇，维斯考特家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富豪。而既有专业资源，又拥有大庄园的帕皮罗家不仅富有，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也相当有势力。两个家族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重视教育，有共同话题，而且穿着和品位相似。在政治方面也是门当户对，作为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们认为改良主义的原则和自己的特权阶级生活方式并无冲突。
但两家也有分歧。维斯考特认为阿米迪的天主教信仰非常愚蠢，帕皮罗家则觉得玛丽的长老会教义缺乏说服力，至少从神学方面看是这样，因为路易-约瑟夫虽然放弃了小时候接受的天主教信仰，但他仍然相信上帝。尽管玛丽的继母有所顾虑，但帕皮罗家没有劝说玛丽改宗，阿米迪和玛丽参加的是不同的教会，而且并没有什么妨碍之处。另外的问题是双方国籍不同，地理位置相隔较远，但是只要经常互相拜访就可以弥补。所以，在爱情的保障下，两个门当户对的年轻人求同存异走到了一起。接下来便是大家都关心的如何经营婚姻的问题了。
1861年9月的一场邦联婚礼
在宣扬独立主义的美国南方，按照当事人所在社群的传统举行了另一场以爱情为出发点的婚礼。南方美女瑞贝卡·“德加”·科尔斯·辛莱顿与亚历山大·切维斯·哈斯克订婚，亚历山大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是马克西·格雷格准将的参谋。德加和亚历克斯（亚历山大的昵称）都来自上层家庭，他们是在家族为其构筑的本阶层的安全社交圈中相爱的。玛丽·波尔金·切斯纳特的丈夫詹姆斯也是邦联军的准将，她这样描述德加和亚历克斯的战时爱恋：“德加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恋爱中的女孩，”亚历克斯则是个坚持不懈的追求者，他写了许多信催促德加立刻与他结婚，切斯纳特解释了原因：“在战时，人们的生命安全是没有保障的。”
德加一连哭了几天，然后答应立刻和亚历克斯结婚。他们的计划是：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举行婚礼，然后到德加的祖父家参加午餐会，接着去里士满度过“一段简短的蜜月”。“那一天，”切斯纳特写道，“婚礼早餐已经准备好，新娘穿戴整齐；但是亚历克斯没来，伴郎也没出现。啊！军人总是身不由己。新娘虽然没说什么，但早已哭成了泪人儿。”
晚餐时间，亚历克斯和伴郎出现了，他的解释安抚了德加：因为发生了一些他无法控制的事件。餐后两人散完步，德加让玛丽·切斯纳特把牧师请来。“我今天一定要结婚，”她坚持道，“亚历克斯说我答应他今天结婚的。”玛丽拒绝了，因为天色已晚。但是德加“这个固执己见的小东西”说：“我不在乎，我答应亚历克斯今天和他结婚，我会做到的。把罗伯特·巴恩维尔牧师请来。”切斯纳特只好让步，“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罗伯特，然后，穿着瑞士平纹细布礼服（就是她订婚时穿的那一套）的可爱新娘结婚了”。
当晚切斯纳特腾出她的卧室作为新房，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第二天天一亮，两人就登上了开往里士满的火车，“在战时度蜜月只有那么几天时间，”切斯纳特写道。
一年后，德加生了一个女儿，孩子出生没几天，她就听说亚历克斯阵亡的消息，德加伤心不已——但她同时表示自己“曾经拥有过几个月的完美幸福”——不久她也去世了。死的时候，她的一只手把几封没有拆开的亚历克斯的来信按在胸口。她穿着订婚和结婚时穿的那件“小小的白色连衣裙”礼服下葬。
劳动阶层的爱情
一位曾经结婚三次的老农场主表示，他第一次结婚是为了实用，后来两次是因为爱情，这是一种讲求实际的犬儒主义。萨姆的第一位妻子也是他的表妹，“她不是很漂亮，但她是个好人，而且勤快（还继承了不少家产）……她喜欢我，我认为和她结婚是再好不过的了。为了爱情结婚是很不错的……如果一个男人能负担得起的话；但是，不要小看钱的作用，如果没有钱，你得奋斗很久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妻子因为分娩去世后，萨姆陷入了热恋之中。“我们村里有个非常好的姑娘，唯一不足是她有一点轻浮。看到我追求她，小伙子们告诉我——‘萨姆，你最好另选别人，那个女的不够体面。’”但是萨姆“无可救药地爱着她”，根本不听劝告。婚后三天，他美丽的新娘抹了脖子，因为“既然不能和我快乐地在一起，还不如去死”，不过她的自杀也损害了萨姆的名声。萨姆后来又和“一个好女人”结了婚，也是因为爱情。
与萨姆不同，女人们还是希望找到与自己般配的丈夫。年轻的保姆埃尔西诺和她的一位前同事结婚时，虽然不是很愿意嫁给他，她还是感到非常激动。她“虽然对他没有那种爱，但是也足够喜欢他，到了结婚也无所谓的程度，”她的雇主表示。
这位前同事曾经大张旗鼓地追求埃尔西诺，她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婚事，原因一方面是害怕如果拒绝他会招致报复，另一方面是被他的决心感动。
埃尔西诺和其他的劳动阶层的女人——以及那些有结婚愿望的男人——面临许多利害关系。和特权阶级一样，他们深知社会希望他们结婚，因为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核心单位；他们也知道爱情在婚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任务是找到与自己互相喜爱的合适伴侣。
劳动阶层的男女逐渐对个人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权，父母的权威已经淡出。城市的迅速发展，涌现出无数渴求劳动力的工厂和需要更多雇工的资产阶级家庭，劳动者从农村和其他城市蜂拥而来，到工厂、商店和私人家庭中工作。按天收费的工人逐渐取代了学徒。男人不再只有等待继承田地或者接手家族生意这一个选择，女人也能自己赚钱自己花，不再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靠父母。除了通过出售手工制作的物件或者农产品积攒嫁妆，她们还可以为将来制定明确的计划。婚姻通常是计划中的首要项目。
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人会选择本社群的对象结婚，例如家庭朋友的儿子或女儿、父母介绍的邻居、同事或者工作时遇到的同行等等。爱情或者好感虽然是他们考虑的条件之一，但是并不是决定因素。例如，人们会警告年轻女子不要因为错误的“爱情”和“不理性的爱”耽误了婚姻，鼓励她们选择既能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又与其工薪阶层的地位相称的伴侣。
工薪阶层建立的家庭不像过去的劳动阶层家庭那样，需要尽力生产几乎一切所需的生活资料。北美比较富裕的家庭中，一般总会出现专职的家庭主妇，这似乎成了一个标志，也说明其丈夫的赚钱能力。不过很多穷人家的妻子也是全职主妇，因为可以在家做活赚钱，例如培植园艺产品，制作黄油，缝纫和修补衣服，制作酱菜、罐头、肥皂和蜡烛——这些东西对其家庭的价值要比她们在外工作换取的微薄工资高得多。
19世纪，年轻的劳动妇女宁愿去工厂上班，因为当保姆的收入更低。照片中的姐妹俩手持卷布用的纺梭，她们马上就要离开蒙特利尔到马萨诸塞的纺织厂工作。
家庭生活的琐碎无聊有时对互敬互爱的夫妻感情是一种考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固然毫无疑问，但是男女力量的失衡导致妇女自主地位的丧失使得很多这类婚姻要“经受残酷的考验”。很多女性都是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有的甚至因此而死。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社会舆论却倾向于批评女人，连执法机关也是如此。1777年，有人曾经送给女儿一句著名的忠告：“在女人的一生中，婚姻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使得她在余生中要么比任何人都幸福，要么比任何人都不幸。”
由此可见为人妻者的弱势，也进一步促使爱情成为广为接受的婚姻选择的理想条件。南方夫妻伊丽莎白和威廉·沃尔特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威廉因为生意出门时，会与妻子频繁通信维系感情，伊丽莎白的责任是在丈夫外出期间把家庭照料好。作为妻子，人们认为她有义务把所有不快都隐藏起来，但是威廉担心伊丽莎白，因为她表示自己“非常不快乐”，他认为她应该知道自己的义务。“我不能阻止你的忧虑，”他写道，“……你会把现在的生活和你曾经享受的自由……（以及）你的崇高期望……相比，现实是，你必须结束那些幻想……你得对自己说——‘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是个妻子和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