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好感
世上还有谁比简·奥斯丁更加了解爱情与婚姻？作为安立甘教会一位教区长（为了贴补家用，他还要种地和在寄宿学校教书）的八个孩子之一，她非常清楚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状态，尤其明白当时的女性该如何出人头地。在《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诺桑觉寺》和《劝导》（1817）等书中，奥斯丁揭示出基于爱情的婚姻的新的一面与女性在经济和法律方面无法独立的旧有问题之间的矛盾。
简·奥斯丁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不乏各种机智人物的陪伴。姐姐卡珊德拉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她拥有善良忠诚的兄弟、慈爱豁达的父母，她完全投入到家庭的社交生活中，深受兄弟们的孩子的喜爱。她是个手艺高超的女裁缝，擅长丝绸刺绣。她会弹钢琴、会唱歌，读英语和法语书，会画画。私下里，她还写故事，不过只和家人分享。躲在屋里写作的时候，听见仆人或者客人进来，她会把手稿藏好。在这个男人害怕过于聪明的女人的世界，没有人知道简·奥斯丁究竟有多么聪明。
15岁之后的简·奥斯丁正式进入婚姻市场，除了拥有良好的教养和优越的家庭背景，她还是个心地善良的大美人，一位年轻女子曾经说“她姐姐和她本人是英格兰最漂亮的两个女孩”。
这张简·奥斯丁的版画肖像是受到她姐姐卡珊德拉的一幅画的启发创作的。多亏有卡珊德拉写实的艺术风格，简·奥斯丁的美貌才不至于被后世遗忘。
据奥斯丁最喜欢的兄弟亨利回忆，她特别喜欢跳舞，而且是个中高手。在家庭的社交圈里，可以见到一些缺乏财力让女儿在社交场合亮相的父母，而这是她们的主要择偶机会。社交生活通常包括舞会，有时是晚餐聚会后的即兴舞蹈，有的是本地舞厅中的正式舞会。《傲慢与偏见》中的一个人物曾经评论说：“爱上跳舞是走向爱情的必经步骤。”
奥斯丁就经常和父母参加星期四晚上的舞会。1795年到1796年的圣诞节期间，她曾经和汤姆·勒弗洛伊短暂擦出过爱情的火花。汤姆是奥斯丁邻居的侄子，在去伦敦学习法律之前来此地拜访。简在写给卡珊德拉的信中表现出对这段关系的激动心情：“我几乎不敢告诉你我的爱尔兰朋友和我做了什么，你自己想象一下在跳舞和坐下来时能做出来的最不检点和令人震惊的事情就可以了。”关于这件事她只提到这么一次。
两人的欢乐时光是短暂的，汤姆的家人注意到他们的密切关系，就让汤姆立刻离开，他们虽然尊重奥斯丁的家庭和人格，但是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汤姆没有钱，读书全靠一位叔祖父的经济资助，未来的律师事业也要靠他赞助，所以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和简结婚。对于汤姆的离开，没有记录显示简表现出任何痛苦或失望的迹象，她的传记作者德德拉·勒·法雅认为，奥斯丁当时“处于醉人的舞会宴乐和令人兴奋的爱情承诺之间的两难境地”。
简·奥斯丁与另外一个男人也有过一段夭折的爱情，卡珊德拉认为这个男人非常有魅力、英俊、优雅，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赢得简的爱情。他们是在一个海滨度假区相遇的，离开之前，他宣称很快就能再次见到奥斯丁姐妹。不久，她们听说这人突然去世了。“我相信，如果简曾经爱过什么人，那一定是这位无名的绅士，”她的侄子表示。
虽然在这种令人开心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好多年，简无法忘记的是，只要她还没结婚，就一直是家庭的经济负担。她写了一首小诗，无伤大雅地嘲弄了急于寻找夫婿的漂亮姑娘玛利亚。玛利亚身材高挑，性格幽默，“中等年纪，善于调情”，“出入各种舞会却无功而返”，“寻找一位丈夫是她的最终目标”，最后她嫁给了“苏醒先生，而像他这样的人，她在年轻的时候是看不上的”。简曾经以严肃得多的语气提醒她的侄女：“单身女子很有可能变穷——这是必须结婚的重要原因之一。”
奥斯丁后来的做法却与她的观点不符。1802年12月，哈里斯·比格-惠瑟向她求婚，虽然不爱这个人，她还是接受了求婚。哈里斯是她童年时代就认识的奥斯丁家的朋友，“一个大块头、长相平庸的男人，话不多，一开口就结巴，在谈话中具有攻击性，几乎毫无变通可言”。不过，他是一个大庄园的继承人，如果成为他的妻子，奥斯丁就能让父母过上更舒适的生活，给仍然单身的卡珊德拉提供一个永远的家，甚至帮助她的兄弟们。然而就在接受求婚的第二天，她反悔了，因为她不爱他。她从未后悔自己的决定，多年以后，她对侄女说，在考虑别人的求婚的时候，“除非你真的喜欢他，不要做出太多的承诺或者想要接受他。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最难忍受和持久的事情”。
无情的时代
自有人类开始，即使在最讲求实际的婚姻中也能找到激情之爱，不过，就算如此，这种爱也会被人轻视，归入情欲的行列，认为它会腐蚀良好的婚姻。“像爱情人一样爱自己的妻子是最不纯洁的事情，”古罗马思想家塞涅卡如是说。公元前184年的罗马，政治家、将军和作家加图把一位议员驱逐出参议院，因为他不知廉耻地大白天在女儿面前与自己的妻子接吻。
更有甚者，基督教新教的神学家们指出，女人本性淫荡、变化无常且喜欢引诱男人。一生都在与诱惑作斗争的圣杰罗姆认为，女人在性的方面贪得无厌，你给她一点火花，“她会发展成情欲的火焰……削弱男人的头脑，除了满足她的欲望之外不作他想”。
虽然教会赞成婚姻必须出于双方同意，但他们仍然认为所谓的“爱”是一种能够破坏联姻关系的情感。1348年的黑死病大爆发也没有怎么影响到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但人口的急剧减少的确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人们在择偶时把经济因素放在第一位，爱情反而变得可有可无。用历史学家布伦特·肖的话说，就是：“婚姻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各种财富词语捆绑在一起，它们表示的就是字面意思而不是隐喻。”例如，女人是“流动资产”、婚姻是“合同”。历史学家阿曼达·维克瑞也有同感：“男人的地产账册是终极的催情药。”
女人居于从属地位是出现这种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主要原因。只要男人控制家产，包括女人的收入，只要女人在法律上仍然依附于丈夫，只要法律还把妇女看成其丈夫的附属物，只要丈夫宣誓保护和供养妻子，而妻子也宣誓服务和顺从丈夫，实用主义婚姻就会凌驾在基于爱情的婚姻之上。“婚姻的主体同时有两个支撑点：经济基础和性的忠贞，”法学家南希·科特写道。
连穷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以1700年的法国为例，修道院长森纳雷·索格涅说他教区的民众“结婚的动机不是出于好感而是经济利益驱动。大多数人在找老婆的时候只关心她嫁过来可以带来多少头绵羊，只要有钱拿，连名声败坏的女人和女孩他们也敢要。每天都可以看到男人把品行不佳的女人娶进门，她们的小算盘是和人乱搞怀孕之后通过堕胎得到一笔小钱”。
为了避免丈夫和情人的通奸行为对婚姻的破坏，社会判定通奸所生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私生子，这又是婚姻制度对情欲之爱的一次胜利。与之共存的是，虽有亨利八世的例子在前，但想要通过离婚随意更换配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通过找情人，男人可以在保证婚姻和妻子的地位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放纵情欲。
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势力的反对共同促成了婚姻的巨变。基督教新教不同意罗马天主教提出的“独身生活是圣洁的”的教义。数年来一直禁止牧师结婚的教会终于允许牧师等神职人员结婚。而几个世纪以来，很多神职人员的事实婚姻都得不到宗教和法律的承认，他们的妻子只能作为情妇，孩子只能算是私生子。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前修道士马丁·路德的婚姻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桩。1525年，42岁的路德和卡特琳娜·冯·博拉结婚，新娘26岁，曾做过修女，路德帮助她从一座西多会修道院逃了出来，把她和另外11名修女藏在运鲱鱼的马车上。路德的一位学生戏谑地说：“一辆装满贞洁处女的马车刚刚来到镇上，她们急切地想要找人嫁掉。恐怕再发生更坏的事情，上帝赶紧赐给她们丈夫。”
路德的婚姻史无前例地推动了神职人员婚姻的合法化。但是这类婚姻最初也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作为前修女，卡特琳娜有三个选择：回到她逃出来的那个修道院、回到家人身边、结婚。第一个选择是她死都不愿意的，而先后把她送进寄宿学校和修道院的父亲在她母亲死后一年就再婚了，所以卡特琳娜选择结婚。她爱上了希罗尼莫斯·鲍姆加特纳，但是他贵族阶层的保守家庭不同意他与前修女结婚，因此他和另一个女人订婚了。后来，卡特琳娜恳求正忙于为修女们找对象的路德不要把她嫁给他为她找的丈夫——（对她而言）吝啬的帕斯特尔·卡斯帕·格拉兹。她说她愿意嫁给路德的朋友尼古拉斯·冯·阿姆斯多夫或者路德本人。
路德最初并不打算结婚，但是，1525年，他突然向一位朋友宣布：“如果我在死之前能够结婚，我会娶我的小凯蒂，要是我还会听到农民叛乱的消息的话。”（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取悦父亲，父亲希望家族可以有男性继承人。）路德后来回忆： “我从未爱过我妻子，我认为她为人骄傲（她就是这样），但是上帝让我可怜这个被抛弃的女孩，他使我的婚姻变成最幸福的。”简朴的婚礼是在路德家中举行的，由于太过突然，他的好友、神学家菲利普·梅兰克森抱怨道：“没想到路德娶了博拉，他都没有向朋友们提到过这个打算。”两周后，路德夫妇举行了公开的庆祝仪式。
这不是一个浪漫的开始，但是路德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就算用法国和威尼斯来交换我的凯蒂，我也不会同意，”路德对一位朋友表示。他又告诉另一位朋友：“凯蒂是我宝贵的肋骨……感谢上帝，她温柔、顺从，超出了我的期待。为此我宁愿过清贫日子，也不当富豪。”卡特琳娜也没有辜负路德，丈夫去世后，她对他的姐妹说：“我真的非常难过，心碎的感觉无法形容，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没有心思吃喝，也睡不着。我就像个失去了国家的君主，亲爱的上帝把这个值得尊敬的好人从我身边带走了。”
路德的婚姻观还具有某种色情意味，马丁·路德认为夫妻性行为可以补救更坏的罪行。即使基督徒夫妻也要性交，而这种癫狂的行为似乎让他们听不进上帝的教诲，所以，路德警告他们不要随意赤身露体并进一步放纵自己的感官，更不要尝试各种奇怪的性交体位，把“纯洁的婚床”变成“牲畜播种的粪堆”。不过，他相信女人像男人一样需要得到性的满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还由于阳痿而对妻子卡特琳娜感到抱歉。
路德的一个学生回忆说，在一次宴席上，有客人问卡特琳娜是否希望回到原来的修道院过修女生活，“不！不！”她回答。“为什么不？”客人追问。路德跳了起来，用一个反问回答客人的问题：“我想知道为什么女人们就要保持贞洁？”满室寂然，大家都坐在那里微笑。尽管路德很喜欢卡特琳娜——“我的小爱人”、“我亲爱的主妇”、“布道人、酿酒师、园艺师，她什么都能做”——但他仍然认为仅仅为了爱情而结婚是错误的，因此当子女追求以爱情为主的婚姻时，父母有权阻止。当他的亲侄子没有征得家人同意就订婚时，路德答应给女方的父母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责备他们。与此同时，他却公开指责当时的父母们强迫子女和自己安排的、子女并不爱的人结婚。
路德看重的是所谓的婚姻之爱——就是婚后产生的爱情，而不是婚前。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西欧还是北美，父母包办婚姻的风俗古已有之，过去的讲道中提到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用现代的眼光可以理解为好感或者很高程度上的喜爱。“人们认为适得其所的爱是有价值的，”斯蒂芬妮·孔茨写道，“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仍然视其为洪水猛兽。”
卢卡斯·克拉纳赫是以现实主义著称的宫廷画家。他是马丁·路德和卡特琳娜·冯·博拉的订婚见证人。克拉纳赫在1529年和1530年分别为路德和卡特琳娜创作了这两幅画像。
首先，这些人认为，爱会破坏夫妻间的力量平衡，如果丈夫太爱妻子，他的权威就会被削弱，进而带坏其他人家的丈夫。如果丈夫有外遇，妻子认为他是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值得怜悯的受害者，从而和他大吵大闹的话，那么这种爱还不如不要，因此妻子必须容忍丈夫的拈花惹草。同样道理适用于挨丈夫打的妻子，她们有责任接受丈夫的“管教”，只要管教的行为没把她们变成残废或者要了她们的命，就应该忍受。“婚姻中的暴力和残酷行为从那些希望到教区法庭中寻求公正的原告的控诉中，以及贵族男子控告妻子的情人、希望得到经济赔偿的行为中可见一斑。”历史学家阿曼达·维克瑞写道。
爱情的培养
到了17世纪，就在伊丽莎白一世宣布“爱情是虚假的！”这句话的几十年前，爱——或者好感——已经被认为是促成婚姻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大家纷纷建议丈夫和妻子“互相喜爱”，社会最高阶层的大多数成员对此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王朝的兴旺是择偶时的首要考虑。著名法理学家爱德华·库克爵士把女儿绑在床柱上揍她，逼她同意嫁给自己为其选择的夫婿时，一定是这样想的。而较低等级的成员以至中产阶级，则开始在择偶时以爱情为主导。
在新法兰西，瑞士旅行家彼得·卡姆听说女孩们在做家务时哼唱的歌谣里充满了“爱”和“心”这样的字眼。连远嫁他乡的“国王之女”们也对爱情青眼有加，尽管她们的职责是迅速结婚，其未来的丈夫则收到这样的警告：“所有志愿人等，年龄足够结婚的，必须在国王之女乘船抵达后15日内结婚，不得以钓鱼、打猎和与本地人贸易等理由推辞。”不过，国王之女们并没有被官方命令吓得匆忙结婚，据历史学家伊芙斯·兰德里对其婚约等文件的分析，国王之女婚前的考虑时间平均是五个月，而不是所谓的1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