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主持召开的这个会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讨论怒江的保护与开发问题，很有意义。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我是来学习的。何耀华会长和冯建昆副会长要我讲一讲，说点浅见，请各位指正。
一保护与开发并重，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我学习了与会学者的论文，也看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论文。看来，围绕怒江水能资源开发问题的争论很热烈。有争论是好事，其中关于要加强“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保护的观点，关于建设水电站之前、之中、之后始终要重视生态保护的观点等等，不仅对怒江开发，而且对全省水电开发、矿业发展、交通建设、城乡建设等，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加强云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推动全省循环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争论的双方都在讲科学发展观，这是好事。我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发展观可以统一认识，求同存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实事求是就要研究怒江的实际，怒江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怒江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如何呢？应当说：有发展，有前进，但仍艰苦，很困难。只讲保护怒江，不开发水能资源，怒江经济不发展，人民不能脱贫致富，科学发展观就无从说起；保持贫困的“原生态”来谋求将来的发展，不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既要保护，又要开发，在保护中开发，以开发促保护，才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我到云南46年，对怒江的认识已历时30多年。1971年第一次到怒江，那时公路很差，边走边要下车搬石头，几次被阻，公路哪有现在好，到处都是平坦的柏油路。我们到碧江县知子罗镇，进寨子一看，家家都是竹篱为墙、木板遮顶的矮房子，房顶通天，四面透风，家徒四壁，别无长物，大家都落泪了。连当时省革委的主任周兴都说：“唉，党领导人民干了20多年了，想不到还这么穷？”这句话在我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99年按省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同冯建昆同志组织四级人大代表到澜沧县拉祜族寨子和阿佤山区视察，人大代表对佤族、拉祜族人民居住的茅草房的简陋和赤贫也为之震动，我又想起了周兴的话，深感不采取特殊措施，再过20年也如此。我们当即写了“关于启动特困民族地区安居工程的报告”，以四级人大代表的名义上报；对此，省委、省政府很重视，专门研究，做出计划，决定拨出专款，从2001年起，启动特困民族地区安居工程，并正式答复了四级人大代表；近日听说，现在全省居住困难的山区群众已有10多万人住进了“安居房”。
2000年我到全国人大列席会议，参加小组讨论时，我在发言中也讲了怒江和阿佤山的例子，我说，当地群众讲：“阿佤山歌几十年，不知何时换新颜？”希望国家加大异地脱贫扶持的力度。会议整理了专报印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第二次是1986年随和志强省长到怒江，之前组织了地质、旅游、科技、教育、交通、医药等40多个部门和动物、植物、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专家进怒江搞了20多天的调查；还请省地质局派出20多人的地质队提前数月到怒江搞地质勘探，希望找到金矿、玉石矿，结果令人失望；大家都感到奇怪，高黎贡山那边100多公里勐拱就有极其丰富的玉石矿，被缅甸称为国宝，而山这边就没有，只有羊脂玉、贡翠、锡矿，档次较低，开发价值有限；而兰坪铅锌矿是以前发现的。那次现场办公会决定扶持怒江发展交通、旅游、水电、药材、油桐、科技，举办民族寄宿制教育等，提出西开贡山至独龙江公路，解决年年数千人马运粮的困难；北开丙中洛至西藏的公路，争取国家支持，发展环线旅游；以及开发兰坪铅锌矿等，这些措施部分实现了，对怒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1990年代和2000年我又数次进怒江，到所有的县都做过调查，开了各级干部和群众座谈会，总的是经济有发展，交通在改善，但由于条件所限，地方财政和群众增收仍很困难。
“原生态”这个词，从杨丽萍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到晋中左权县的“原生态音乐”会，“原生态”成了热门话题，有的说原生态才是民歌的唯一出路。这反映了人们对流行歌曲和某些舞蹈的“厌倦感”而在艺术追求上的复归，对云南多民族文化的发掘和繁荣是有利的。
在怒江的保护与开发中，也提到了“原生态”的问题。提醒人们重视生态、关心怒江的生态环境，本意是好的。
如果“原生态”是指没有人的“生态环境”，这种“原生态”在怒江是不存在的，因为怒江地区早就有人类生存。元代《混一方舆览胜》说：“潞江，俗名，出‘路蛮’，经镇康与大盈江合入缅中”，即怒江最早称潞江，是潞西的潞，三点水，加道路的路，是因为路族，道路的路，即今怒族居住而得名。后来改为愤怒的怒，赋予汉化的解释，说是因“怒涛澎湃、江流汹涌得名”；怒山，也是因怒族居住而得名；贡山县独龙江，亦因独龙族得名，原称俅江，因独龙族历史上称为俅人而得名；丙中洛，来自藏语，丙为藏族，中为村，洛为箐，意为箐沟边的藏族村；腊马底，来自傈僳语，腊马为喇嘛，底为地方，意为喇嘛住过的地方；福贡县俄夺底，为傈僳语，俄夺为核桃，底为平地，意为核桃树多的平地；利沙底，利沙为怒族头人的名字，意为怒族头人利沙居住的小平地；泸水县鲁掌，因古代彝族在山坡台地上的水塘边开荒种地，获得丰收，彝语鲁为龙，掌为粮食，意为“龙王恩赐的粮食”，故名鲁掌；这些地名都来自古人居住在这些山区而得名。怒江旁的高黎贡山，是因景颇族高黎支系(高日支系)居于此山得名，贡为山，译为汉字时多加了一个“山”字；沿高黎贡山有多处称为高黎、高丽的地名，唐代就有了，唐人樊绰《蛮书》上就有记载了盈江县的高丽，向达教授在《蛮书校注》一书，在今盈江县“高丽”的地名处加批语说：高丽在中国的东北，何以在西南的云南，疑有误。其实，不是《蛮书》记载有误，而是向达先生不了解民族地名之误，因为，这些高黎、高丽的地名，都是因景颇族高黎或高日家族聚居而得名。现在高黎贡山余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县还有高丽坝、高丽村、高日村，《瑞丽县地名志》说：“因高日姓的景颇族曾居住过这里，故名，群众又称之为‘瓦考高日’，即高日旧寨”。唐代就有高丽地名，可见景颇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已经在怒江一带生活了上千年，这些地方很早以前就不是远离人寰的“原生态”江河了。
如果说“原生态”是指刀耕火种的原生态，那更不值得赞美。因为那种原生态是生存条件都困难的“原生态”。我曾经站在碧罗雪山陡峭的傈僳族寨子前，往下一看，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而在怒江峡谷下行，到处都可看到“远上寒山石径狭，白云深处有人家”和无数的“大字报地”的景象，但它给人的意境不是诗意，而是引发人们对当地人民生存环境的忧虑和担心。该州98%以上的面积都是高山峡谷，坡度在25度以上的占76%，全州72万亩耕地大部分是“挂”在陡坡上，有效耕地面积无法满足群众吃饱饭的基本生存要求，有4万余人丧失基本生存条件。这些陡坡上的“大字报地”，“原生生态链”早已被打破，按说都应该退耕还林，省和州里也想了很多办法搞移民搬迁，也移出了几万人；还组织一些人外出务工；包括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恢复生态，但只是缓解了矛盾，人多地少、生存环境的困难至今尚未解决。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不仅学者们在关心怒江人民，历届云南省委、省政府，历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州政府都在为怒江人民找出路。怒江也在发展，但由于高山、峡谷的制约，现在确实还比较贫困，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还在恶化。
如果我们像怒江“原住民”那样住在高山陡岩之上，住在四面通风的房子里，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洋芋托托”，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就呆不下去了，就会感到保持这样的“原生态”是不美妙的，保持这样的“参照系”是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的。在这种心境下，就会对“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是死路一条”有更深刻的理解；就会认识到怒江州各族人民有权利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向小康；就会认识到要加快发展，立足怒江的实际，必须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开发丰富的水电资源，以电代柴，才有利于恢复和保护怒江峡谷的生态环境。
二保护与开发并重，就要合理地抓好水电富矿的开发1986年我参与了“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申报启动工作，保护好这份遗产确实是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2003年我参观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印第安人说它是“地球裂开的一个大裂缝”，峡谷裂口很宽、很深；在参观前，先放映好莱坞拍摄的以峡谷为背景的电影，据说花了几千万美元，看起来惊心动魄，如若置身其间；峡谷顶上有几个观关于怒江的保护与开发察点，照照相就离开了；它与怒江峡谷从下面往上看不一样。看那里，想怒江，我们这个东方大峡谷，确有特色，发展旅游，很有前景，但诚如怒江州委书记解毅同志所说，由于区内交通线路太长、景点太分散，尽管投入不少，旅游已有发展，但目前要以它作为财政增收和富民的支柱，诸多条件尚不具备。
水能是云南和怒江州的富矿。云南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0367万千瓦，居全国第三位；可开发水能资源装机容量8916万千瓦，占全国的1/4，居全国第二位。目前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只有6%。努力发挥水能资源优势、积极培育以水电为主的电力支柱产业，是历届省委、省政府长期论证形成的共识。2002年，云南省加快了电力支柱产业建设步伐，整个产业得到迅速发展，除基本满足省内需要外，向广东送电3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36%，实现了翻番的目标。实施省委、省政府把我省建成“西电东送”和“云电外送”的重要绿色能源基地的战略，以水电为主的电力产业将成为我省的一大支柱产业，云南将成为国家“西电东送”和“云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1992～1996年我在担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会议中方代表和协调员期间，除提出建设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铁路、公路外，也提出了国际合作开发景洪等梯级电站、电能外输创汇的建议，亚行对云南开发水电也是支持的，还派出官员来考察过漫湾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