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跟周恩来学无欲则正
1963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把著名演员严凤英、袁雪芬、张瑞芳等几位同志请到家里做客，想和大家谈谈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因为同来的客人中严凤英最小，所以她就去帮助邓大姐做饭。
邓颖超同志边做饭边和严凤英谈心。邓大姐说："今天很对不起大家，菜准备得不多。"又悄悄对严凤英说："总理这个月的工资用完了。"
说完，又特意关照："可不要对别人讲啊，讲出去影响不好！"周恩来身为国务院总理，来往客人之多，开销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从不向国家伸手，在生活上十分的俭朴。
他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更简单，常常是两样普通菜，一个汤，每周吃两顿粗量，三年困难时期，他经常几个月不沾荤食。穿的衣服修了又修，补了又补。
1958年秋天，在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拿着一件旧衣服，请服务员送洗。服务员接过来一看，发现衣袖上和领子上都补了补丁，心想，这位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可真艰苦朴素。
当服务员把洗好的衣服送还给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时，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您在中央工作，常跟随总理出国，还穿找补丁的衣服，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真值得我们学习啊！"这位随行人员急忙解释说："不，不，这件衣服不是我的，是总理的，他的衣服不穿到不能再穿的时候，总是舍不得丢掉！"
周恩来的一套睡衣是1950年买的，上面补丁一个挨一个，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绒无格的白布了，可他仍舍不得扔掉，一直穿到逝世。他的一条浴巾用了二十多年，正反补了十四块补丁，住院时，还把它当作枕巾，枕在头下，舍不得扔掉。
他的澡缸是搪瓷的，掉了很多瓷，仍继续使用，不让换新的。抗战时期，他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被子，到1962年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他还在使用。
周恩来一生过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俭朴生活，这正是他无欲则正的领导品质的反射。
二十七、跟周恩来学制怒制愤
1967年2月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会议室里，阵容分明。周恩来坐在会议桌中间，右边坐的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左边坐的是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江青有事缺席。
双方都是怒目而视，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双方都在琢磨着，怎样击中对方的要害。
性格耿直、心无邪佞的谭震林，打响了头一炮，他用一双锋利的眼睛，狠狠地盯住张春桥，大声地质问："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他指着对面中央文革的几个，激动地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越说越激动，猛地用力一拍桌子，大声道："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么！他是个反革命！"
谭震林越说越有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豁出来了。他大声质问康生、张春桥一伙，照这样，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
说罢，他拿起衣服就要向外走。"你回来！"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急了，大喊一声，制止了他。
面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倒行逆施，周恩来何尝不是怒火中烧。但是，他知道，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决不能感情用事。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辞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反而会正中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诡计，让他们抓住口实，为了党、为了人民，他必须压抑住内心的愤怒，同这些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周旋。
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里，周恩来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愤怒，能不发火则不发火，时刻保持理智的头脑，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此，威尔逊说，周恩来具有"钢铁般的自我控制能力，就像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二十八、跟周恩来学忍与让
"忍"是为人处世的一种哲学，人生修养的一种艺术，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对七情六欲的一种遏制，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杠杆。"忍"者，大则关系到天下国家兴亡，小则关系到个人事业的成败。
有意思的是，佛教对忍字也很看重。梵语娑婆，意思就是忍，而所谓娑婆世界，即指没有十恶的清静之境，能安于十恶的众生，便成为忍士。
再说"忍"字有4种意思：一指容忍、忍耐，即孔子所说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表明容忍或忍耐是有限度的。另一指克制，即《尚书》中说的一句话："必有忠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思想上能克制私欲，然后才能为公；行为上能克制情感，然后才能有好品德）。还有一种意思是指宽容，与宽恕同义。第四种意思指忍心，即横下心来，干一件伤天害理的事；这是一种与恻隐的慈悲心肠相反的心理状态，即"反慈为忍"。
以上"说文解字"，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为了从更深的层次去了解周恩来的"忍"所涵盖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忍"在他的为人处世中拥有的力量。
周恩来小时候听嗣母讲述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使他终生难忘。但周恩来不比韩信，他是把容忍与否当做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与韩信艺高一等。
周恩来相忍为国的"忍"，属于孔子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那种忍。周恩来运用忍字的艺术，将老子以柔克刚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周恩来是一个"能忍天下人所不能忍，能为天下人所不能为"的人。他能"忍于所当忍，退于所当退"；忍也好，退也，但求必操胜券。忍字隐含着周恩来忍辱负重的苦心，因而往往带有悲剧色彩，同时也体现出他的原则坚定性：形式上他可以容忍，甚至于退让，但始终没有偏离他的最后目标。"忍辱负重"这一成语，出自《三国志》，说的是陆逊受命与刘备周旋时，对吴王表白说："我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不会像诸位将军那样各自矜持，不相听命。我会忍辱负重，以完成主上的嘱托"。忍受一时的屈辱，担负起重大的使命，成为忠于国家民族的仁人志士一种高贵的品质。周恩来有一句名言："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到的侮辱"，道出了忍辱负重的要旨。
1946年在党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民盟秘书长梁漱溟等人事先未与周恩来商量，便将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不利的方案提交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特使马歇尔。这种破坏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与周恩来达成的"君子协定"（任何一方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要打招呼，互相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的私自行动，引起周恩来的极大愤慨。他打断梁的狡辩说："你们这样做，我的心都碎了。""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做人要讲信义"，"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样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现在我们有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你们不够朋友！"说到这里，他伤心地落泪了。他进一步指责说："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烈士吗？""你们不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梁漱溟被震动了。他作了自我批评，并设法将已送出去的方案收回。周恩来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说明，凡是涉及党的重大利益的问题和背信弃义的行动，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待人失礼，周恩来也不能容忍。1964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有一次他到北京饭店参加人大小组会，现场的警卫干部和交通警察一看他的车子来了，马上把其他代表的车子指挥到边上，还把正要进入饭店大门的代表阻挡在一旁，为总理让道。周恩来一看，立刻下车站在那里，双手插腰，大发雷霆地说："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应该按先来后到的次序进入会场。你们为什么这样做？"第二天，周恩来把中南海警卫处的人找来，批评说："我们是执政的党，要尊重、礼让党外人士，决不能耍特权。"
1964年周恩来受命与贺龙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一次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你们也应该照样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立即予以驳斥，并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随后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这是对我们的严重挑衅。勃列日涅夫掩饰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醉后失言。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不是什么"醉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后来在两党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就此提出正式抗议，迫使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当场道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周恩来被"第一夫人"江青的胡搅蛮缠实在恼极了，便"迁怒"于身边的保健医生。随后又对这位保健医生说明情况，请他谅解。
1972年初，尼克松的安全顾问黑格到北京来为美国总统访华作准备。他带来的公报草稿中有一句"美国政府关心中国人民的生存能力"的话。这样的轻侮，周恩来当然不能容忍。他单刀直入地对黑格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人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于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反映。"黑格涨红了脸辩解说："您误会了"。周恩来寸步不让："你们不能使用这样的词，否则将是对中国尊严的侮辱！"黑格不得不同意删去这句话。
周恩来忍辱负重的精神是以牺牲个人的荣辱为代价的，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贵品格，使周恩来在党内、在国内、在人民中间，赢得了无限尊敬。人们同情他，人们疼爱他，人们为他的艰辛付出感受到他的伟大。在以后谈到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将会更多更深地了解周恩来是如何忍辱负重的。
一忍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被否定
周恩来1951、1956和1962年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3次公开讲话，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建国以后代表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和经典之作。
但是党中央对政治上的"左"倾观点并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仍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
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却大异其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又是不幸中的大幸。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前后一贯，无论是在1949年前还是1950年后，始终如一。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处境既理解同情，又体贴帮助，所以凡是认识的、有过交往的知识分子，无不把他视为知已，当做自己的贴心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过苛，态度严峻，广大知识分子对他大多怀有敬畏之情。
建国后，周恩来就知识分子问题的3次系统全面的发言，尽管历史背景不同，但都有很高的针对性。第一次讲话是在1951年9月29日，应邀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班讲的，各院校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题目叫做《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公开发表的是讲话中的前两个问题，即立场、态度问题。那时全国解放不久，抗美援朝热火朝天，广大的知识分子面临政治立场和思想改造的迫切问题。周恩来采取解剖自己的方式，从封建家庭出身，所受资产阶级教育，讲到由一个爱国者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立志终身为之奋斗，叙述自己思想改造的历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让听众感到亲切，实际，有说服力。这次讲话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产生普遍而积极的影响。
5年之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再次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保守思想斗争之后举行的。当时肃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将提前超额完成。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要求充分发展科学，提高生产技术，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农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知识分子的力量，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培养和扩大新生力量，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这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周恩来全面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作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他的讲话是经过中央审议的，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估计。周恩来的讲话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艺术界以巨大的鼓舞。
不幸，由于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周恩来这个基本估计便在党内受到质疑，甚至被彻底否定。国外的情况是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的情况是发生了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于是导致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下了"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并写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既然被伟大领袖否定了，自然就有人对周恩来进行种种攻击。
然而周恩来始终坚持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他在1956年的讲话中强烈反对低估知识分子的进步性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明确指出只看到他们的进步性而看不到他们的缺点，从而盲目相信而不去进行教育改造这两种"形式相反"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妨碍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偏离他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认识。他在纠正"左"的偏差的复杂斗争中，历尽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