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没有自己参与的决策不挑剔。上级决策，应该事先征求下级意见，但有时也很难周全。如果上级没能征求自己的意见，或者虽然征求了，但未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对于上级的决策就不应挑剔，应该积极贯彻执行。有问题也要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采取正确的方法，通过正当的途径，诚恳地帮助上级去完善提高，而不能从个人的意气出发，置工作和大局不顾，去吹毛求疵，千方百计找上级的"茬子"。
二是凡事不要标榜自己、贬低上级。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往往好拿上级作陪衬，来显示和抬高自己，说明自己的水平高。这就必然会贬低上级的作用，使上级从事工作所必需的威信受到影响。尽管有人是无意的，但其不良后果都是一样的，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克服。
三是说话要注意场合和分寸。同样一句话，在不同场合，就有不同的分量，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二十二、跟周恩来学与同事的关系
同级关系是领导群体内部的重要人际关系。同级之间，往往目标一致、地位较平等、频繁接触、相互依存。建立良好的同级关系，既有助于进一步协调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关系，又有助于同级之间横向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并为领导者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为充分发挥领导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提供了前提条件。
周恩来协调同级关系的实践表明：领导者要协调好同级的关系，仅仅靠平时的工作接触是不够的，必须主动自觉地进行人际交往，才能奏效。也就是说，领导者们要主动交流意见，沟通思想，联络感情，相互激励，相互帮助，在彼此之间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团结、互助的心理气氛，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消除内耗，理顺关系，集中精力，形成同一工作方向的合力，并调动起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应，实现领导活动的最终目的。
俗话说："信任就是力量"。信任是处理同级关系的重要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对同级领导好猜疑，甚至滋事生非，闹不团结，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给工作带来严重损失。周恩来深知信任在处理同级关系中的重要性，知道信任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极大地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齐心协力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而且能使人们结成坚强的战斗集体，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所以，他从不对人胡乱猜疑，而是充分相信自己的同级。
贺龙出身贫苦，向往革命，向往进步，且骁勇过人，坦诚豪爽。他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县做兵运工作。1916年领导湘西暴动，后在桑植县讨伐袁世凯的民军中任总指挥。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师长、军长。周恩来认为他是中国革命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个好同志，所以，大革命失败时，尽管贺龙是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周恩来已经把他列入南昌起义的力量之中。1927年7月23日，周恩来把南昌起义的打算告诉了贺龙。27日，周恩来又到子固踏的第二十军指挥部去看望贺龙，并把具体行动计划告诉他，这在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起义行动必须极端机密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党外的军长是多么大的信任啊！然而，正是这种信任让贺龙十分感动，他向周恩来坚决而明确地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共产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南昌暴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周恩来深感自己的信任没有错。南昌起义的第二天，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南昌战役后，周恩来在瑞金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会上，周恩来发表了深情的讲话，并赞扬"贺龙是个好同志！"
周恩来对同级的信任是建立在忠实、可靠的坚定信念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信任从不轻易改变。周恩来对贺龙的信任就是这样，不管风风雨雨多少年都不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迫害贺龙，网罗黑材料，诬陷贺龙是个"大土匪、大军阀"，是个"三反分子"。由林彪在空军的死党吴法宪出面，向毛主席写诬告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周恩来知道后，十分气愤，一针见血地指出："肯定有别有用心的人挑动"。尽管吴法宪等把贺龙的黑材料整得多么"齐备"，周恩来仍不动摇对贺龙的信任，他说："贺龙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跟毛主席打仗几十年，你们要揪，绝对不允许，毛主席、党中央不赞成！"并把贺龙一家人接到自己家里住下来。周恩来平日忙工作，但他经常把他的饭拿到贺龙住的地方来吃，以便利用吃饭的时间和贺龙说说话，有时碰到贺龙的孩子，也关心地问长问短，教育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贺龙深为周恩来的信任、理解、关心所感动，他说："总理，你真是教育了我们两代人。"
当林彪一伙进一步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周恩来把贺龙留在自己家中也难以保护的时候，他便一面把贺龙的子女送回学校；一面又为贺龙及其夫人安排了另一个住处。在送行时，周恩来深情地说："贺老总，你先去休息，好好学习一下，等到秋天，我再接你回来。"当叶群在总参会上叫嚷"贺龙搞反革命兵变"，当江青逼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时，周恩来都严词拒绝，江青一伙一会儿说："二月兵变"的计划和"班底"都查获了，连参谋长是谁也找到了；一会儿说：贺龙已经乘飞机投奔苏联；所有这些都没能动摇周恩来对贺龙的信任，他一如既往地保护着贺龙。
然而，尽管周恩来费尽心思地保护贺龙，结果还是没有保住。原来林彪、江青一伙使用了更加卑鄙的手段，以偷梁换柱的办法，用他们的一名护士冒充卫戍区的医生，换走了护理贺龙的医生，然后对贺龙进行了种种折磨摧残，结果使这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含冤九泉之下。
贺龙死后，周恩来多次提出要为贺龙平反，江青一伙一再阻挠拖延。直到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才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5年6月9日，在八宝山为贺龙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虽然周恩来这时已重病住院，但他执意拖着重病的身驱，出席了安放仪式，并对贺龙的夫人说："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眼泪簌簌地落下来。在代表党中央致的悼词中，周恩来又把五十年前对贺龙的评价重说了一遍："贺龙是个好同志！"并情不自禁地向贺龙的遗像鞠了7次躬。
五十年不变的评价，五十年不变的信任，这就是周恩来处理同级关系的重要法宝。
领导者不信任别人，不善于发挥别人的才能，不会调动别人的积极性，一切都自己去做，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因为领导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要管的事情很多，一个人浑身是铁，又能打得几颗钉。古今中外大凡有所成就的领导者，都懂得这个道理。汉高祖刘邦，运筹帷幄不如张良，驰骋沙场不如韩信，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信任这些人，并使这些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服务，所以，他能战胜比自己力量雄厚强大的项羽。作为人际艺术大师的周恩来，最善于组织和推动同级去完成任务。
领导者在处理同级关系时，不仅需要相互信任，而且还要在信任的基础上，努力做到相互支持，彼此帮助，通力合作。这对于加强领导群体的团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完成工作任务，实现领导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同级领导者之间相互支持，具体表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因为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既会遇到顺利的环境，也会面临危难的情况。在顺利的环境下，人们能够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积极而主动地做好工作。在危难情况下，人们会遇到种种因难，特别需要同志给予帮助和支持。比如，当工作遇到阻力，难以克服时，就需要别人积极而主动地帮助排忧解难；当陷入逆境、身心受到损害、无力摆脱时，就急需同志伸出友谊之手拉一把，以摆脱困境；当同事遇到家庭或个人困难时，需要同志在精神上、特质上予以帮助。
俗话说"关键时刻送温暖"，危难之中，雪中送炭，这无疑是搞好同级关系的催化剂。周恩来一生都竭尽全力帮助同级，支持同级，而从不拆同级的台。所以，同级信任他，敬佩他，愿意和他合作共事。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指责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之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所迫害，全家即将被赶出北京。这时，周恩来经过冥思苦想，决定采取不寻常的行动来保护邓小平。
1969年10月18日上午，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委会挂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江西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听说程世清政委和杨东梁司令员都外出了，便仔细盘问了程惠远的来历，知道他不是紧跟林彪的老部下，才严肃地指示道："有件事，你先转告黄先同志，同时你也要向程世清同志报告一下，中央决定：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要到下面去蹲点，搞些调查研究，了解些情况，也适当地参加些劳动。到江西来的中央领导同志有陈云同志，有一名秘书和警卫员跟随着他；王震同志是夫妻两人，他对你们那里挺熟悉。听说你们那里有"五七干校"，可以让他们到干校去玩玩。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劳动也不行了，主要不是让他们去劳动。另外，现在地方上情况很复杂，他们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说不定也许有人会找他们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出面，做做工作，一句话，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停顿了一下，周恩来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又说："邓小平同志是去农村锻炼，当然，不能把这些老同志当全劳力，他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你们要尽可能地给予方便。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先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话，最后定下来。"
程惠远立刻整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记录，分别送给省革委会、省军区在家的领导，自己驱车向程世清汇报。但就在途中，他又接到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专门打给他的电话，向他传达了林彪的"一号命令"。这个"一号命令"里的基本精神，同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完全相反，里边指示："从北京疏散下来的中央机关的走资派，都到江西，对他们要监督劳动改造。"
程世清听了两个电话指示后，思量再三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对陈云、王震同志以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对这3个人不能一视同仁，应区别对待。陈云、王震虽靠边站，但还是中央委员；邓小平是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所以，陈云、王震安排在什么地方，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再定；邓小平就让他去赣州吧。另外也要请示总理：邓小平夫妇来这里后，夫妇俩住在一起是否合适？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明确指示："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了，生了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有病好治疗，对他生活上的照顾也方便。"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
1972年1月，当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谈到邓小平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时，周恩来赶快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信息传出去。这件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
邓小平没有辜负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重返政治舞台后，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呈现了新的转机。
在周恩来的极力推荐下，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0日，又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不择手段地疯狂打击和迫害一大批老干部，欲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周恩来不畏明枪暗箭，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保护这些同志。
1967年8月11日，林彪和江青一伙暗中操纵一些人召开了批判陈毅的大会。他们在会上违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大会所作的指示，以突然袭击的手法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一些人狂呼乱叫，甚至上台揪斗和殴打陈毅。周恩来愤然退场，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8月26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林彪和江青一伙又指使一伙人疯狂围攻周恩来，逼他交出陈毅。他们蜂拥而上，轮番围攻，使周恩来连续18个小时不能吃饭、休息，折磨得他当场心脏病发作，脸色苍白，虚汗直流。医生安排周恩来马上休息，可他们蛮横地不让他休息，并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周恩来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愤怒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先从我身上踏过去！
在当时极左思潮十分泛滥，"保皇派"、"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之下，周恩来这样挺身而出，需要担多大的风险啊！然而，这对正在遭受冲击的陈毅又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啊！用身躯、荣誉、甚至生命，一切的一切来支持一个逆境中的同志，对于陈毅，有了这样的支持，还有什么苦不能吃？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就是为之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护和支持的老干部又何止陈毅一个！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他的全部心备和智慧，竭尽全力地保护着同志。
罗瑞卿长期处于逆境，周恩来十分关心把他接回北京的问题，并要其他同志转告他注意身体。罗瑞卿刚回北京，就要求去看望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刚动手术，暂时不宜会客，周恩来便委托邓颖超，详细询问了罗瑞卿及其家庭情况，并转达周恩来的话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来源于毛主席"，还说：来日方长，要罗瑞卿只争朝夕，把病治好。这真挚的话语，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罗瑞卿及其家人的心田。杨勇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在下放其间摔断了腿骨，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安排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使腿伤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