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街道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公益性广告，上面写着一句让人感到很温馨的话：“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治疗和帮助。”还介绍道：“无国界医生是一家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机构，目前与广西疾控中心合作开展艾滋病诊疗服务。不要迟疑，请到我们的联合门诊接受帮助。”广告上标明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所在地和到那里的交通路线。
我从广告上知道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电话，经过多次电话联系，他们又请示了北京的总部后，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
无国界医生门诊部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只有简单的五个字：患者有其药。但这五个字却让我感到震撼，因为我知道，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其份量重如千钧，真要做到，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在门诊部后面一幢普通的单元式房屋里，我会见了无国界医生在南宁的协调员米雪女士。单元房面积不大，房里摆着电脑和许多资料，显得有些拥挤。米雪女士是一位中年妇女，个子不高，黄发披在肩上，脸上没有一点脂粉，穿着休闲而随意，完全像大街上普通买菜的家庭妇女，甚至比她们还要朴素。
我端着秘书兼翻译送来的茶杯，开始了我们的对话。
问：米雪女士，请问您是从哪里来到中国的？
米雪：我是加拿大人，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的。（我忍不住惊喜地插了嘴：“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米雪笑着点点头：“是的。”）
问：请向我介绍一下“无国界医生”这个组织好吗？
米雪：无国界医生是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援助机构，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经费不依赖政府提供，来自个人捐赠。财政上的独立，确保了我们在道德及运作上的独立及自主性。我们的目标是为处于危难中的人们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目前无国界医生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包括安哥拉、乌干达、苏丹、刚果、中非、比利时、海地、乌孜别克、印度、泰国、缅甸、印尼等等，为战乱、疫症及天灾人祸的受害者提供授助，其中包括艾滋病、肺结核等感染者和病人。199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问：在中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米雪：15年以前无国界医生开始进入中国。（是的，据我了解，早在1988年，无国界医生便在我国首次开展了救援行动，最初以救灾为主；上世纪90年代末，四川凉山等地已经开始邀请无国界医生进行艾滋病疫情的考察。）最初，一般是在农村推行初级保健，现在在湖北的襄樊和广西的南宁各有一个艾滋病诊疗点。在南宁的诊所是2003年12月1日开始工作的。选择南宁的原因是广西的艾滋病疫情居全国第三。我们提供的治疗是保密的、免费的，免费项目包括检查、测试、确认、抗病毒治疗、机会性感染治疗各个环节。我们没有住院部，需要住院的病人会转到广西疾控中心指定的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但费用由我们支付。我们与广西疾控中心密切合作，但诊所是独立的。
问：目前在南宁已经诊治了多少病人呢？
米雪：累计已经诊治了670个病人，其中375人进行了抗病毒联合治疗，对那些没有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人正在观察。在这些患者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吸毒或曾经吸毒的人员。除了治疗我们还进行了大量咨询、检测工作。
问：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
米雪：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治疗的机会，2007年希望有1000人能够接受我们的治疗。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外展推广工作，用各种手段包括和目标人群面对面地交流，让更多的艾滋病感染人群能够知道我们的诊所，也让市民们更多地懂得艾滋病方面的知识，认识到预防艾滋病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艾滋病毒检测，我们已经和广西卫生厅协商，准备从2007年元月起增加两个检测点，如果效果好，就再增加两个。总之，希望更多的人获得治疗。在有的地方，我们一个点曾接待过5000名患者。
问：无国界医生用的抗病毒药和国内的医疗机构不同吗？
米雪：我们遵循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用药，有的和国内的医疗机构一样，有的不一样，因为国内有的药没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服抗病毒药都会有一些反应，重要的是坚持。如果反应太剧烈，我们也会调整为用进口的二线药物代替，有4个病人就是这样的。
问：您认为目前中国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有哪些主要问题呢？
米雪：我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一年，中国也做了许多工作，但还应该进行更大的努力。包括进一步加大宣传，减少歧视。目前法律已经规定在就业方面不得歧视艾滋病患者，但实际上人们的观念没有改变，患病后就失去了工作。还有，治疗经费不足，免费的项目不多，政府应该降低检测费用（主要是指复查确认的费用），增加关怀。在抗病毒治疗方面，应该尽可能多用二线药，减少副作用。
采访结束前我问米雪，圣诞节快到了，她准备回家过节吗？她来到遥远的中国，家里人支持吗？她笑着回答我，她就快离任了，正在准备回国，她回去后会派别人来的。她过去是社会工作者，在无国界医生项目里负责管理方面的工作，家里人尊重她的决定，是不会进行干预的。
为了治疗这些患者，到底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呢？米雪给我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计算资料。每个感染者每年的检测费和交通费约需1600元～2240元，服抗病毒药后每个感染者每年的费用约2868元～3156元，发生机会性感染需要住院治疗后，每人每年的费用上升到13785元～31511元甚至更高，母婴阻断每例一年约需11987元。总之，南宁这个点，每年的投入大约是80万欧元左右吧。如果患者增加，费用也会增加。
年轻的女医生徐维贤穿着一身运动服，外表还像个活泼的大学生，她出生在马来西亚，祖籍是中国福建，幼年从马来西亚移民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某医院的感染科工作，后来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从悉尼来到了南宁。
来中国前，她的家人有些担心，整天接触的都是艾滋病人，会不会被传染呢？徐维贤说服他们：“我只是检查病人而已，没有传播渠道，没问题的！”
如今她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趣”，“每天可以接触不同的病人，比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更有挑战性。”
她曾经向媒体讲过自己治疗的一个小男孩儿：“那个孩子只有6岁，来自农村，全家人都感染了艾滋病。他第一次来诊所的时候很瘦很瘦，体重仅仅相当于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儿，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全身蜷曲着躺在床上，看上去很可怜……在大家的努力治疗下，这个小男孩儿服用抗病毒药5个来月后，体重慢慢增加，胖了很多，可以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了。这样的病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也让我感觉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年轻的徐维贤常常想到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的情况。当时艾滋病也曾经给这个国家带来恐慌，“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很像今天的中国。”但经过普及艾滋病知识后，人们不像那样恐惧了，同性恋和吸毒人员也慢慢学会了自我保护，感染者也因为健全的医疗体系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机会性感染严重的患者并不多，死亡率大大降低。“当一位澳大利亚公民因感染艾滋病而被公司解雇，他可以依照法律把老板告上法庭。”
在南宁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让徐维贤感到焦虑的一个问题是部分人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自己一辈子也不会被感染，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和公众对艾滋病人的歧视。
无国界医生组织聘请了大量中方员工，我采访了他们聘请的一位中国女医生徐珍珍。这位中国女医生选择这个工作的理由是：“接触艾滋病患者，等于进入了一个社会，因为艾滋病是社会病，接诊病人的同时，会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和社会背景。”
第一次接触艾滋病人时，徐珍珍曾和一般人一样感到恐惧，但两年下来，她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当然，同行中还有人在“歧视”她，但对这种歧视，她完全抱着超然的、“无所谓”的态度。
我们讨论起了对病人的用药，她说，在用药方面，无国界医生从满足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病人的需要出发，一线药和国内没有多大差异，但免费的项目更多。而无国界医生最大的贡献是，在我国政府还没有启动这方面的工作时，他们已经介入，从而起了带动和示范作用，让大家明白，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很好，只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服药。同时，这个组织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资金总是用在刀刃上，用在病人急需的地方。
她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不是治疗艾滋病的问题，而是感染者发生了骨折、糖尿病、肿瘤、妇科病等疾病时，无国界医生无法治疗，转到别的医院，一些医院不愿意接受，一些医生不懂得对生命的尊重，老是强调客观，把病人拒之门外。另外，吸毒这个群体也比较特殊，往往很难沟通，个别人自暴自弃，还以“艾滋”为资本威胁别人。
至于说到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整体情况，她说“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差”。最担心的是“不要搞成‘运动’”，有的医生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已经在找她“要病人”，有的又要把病人转给她……如果只顾“完成任务”，只追求抗病毒治疗的数量而不顾质量，后果就很可怕，万一许多人出现耐药性又没有药物可以控制，那时怎么办？
在广西采访期间，我从患者的口里多次听到了对无国界医生的感激，甚至在某市的强制戒毒所里，一位40多岁的戒毒者也含泪告诉了我她弟弟被无国界医生治疗的故事：她的弟弟感染艾滋病毒后，CD4细胞降到50多，已经不能起床，眼看快要死了，经过无国界医生治疗后，每半个月复查一次，CD4细胞迅速上升到300多，可以和健康人一样生活了。她说，到无国界医生那里治病，除了治疗和药费全免，连路费都报销，而最让人感动的是，医生对病人很关心，让人感到很温馨……直到现在，医生还经常打电话来询问病情，并且嘱咐他们，如果不舒服就马上去，仍然报销路费……
除了无国界医生外，还有许多外国的医务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我国，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疆伊宁市是一个疫情严重的地方，2006年元月伊宁市人民医院成立了感染科、抗病毒中心与美沙酮维持治疗中心，这几个部门的主任都是王志强，这是一位年仅35岁的年轻人。他领导的抗病毒中心共有三位医生、两位护士、两位药剂师，成立后不到8个月已经对98人进行了抗病毒治疗，其中约一半人还感染了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医生们又对他们进行了机会性感染治疗。
年轻力壮、基本功扎实、医德为人称道的王志强并不满意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估计全市的感染者约有几千人，能随访到的有800多人，因此计划2006年之内要力争治疗200人甚至更多，2007年要实现大的飞跃。由于当地的感染者和病人主要集中在街道，他计划把所有街道都纳入宣传范围，并动员各街道的防保门诊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防保门诊也可以成为治疗专家组巡回医疗的场所。除此之外，他还想组织志愿者们深入戒毒所，宣传美沙酮维持治疗。
全球基金项目曾要求他们搞美沙酮服用者的“知识竞赛”，但王志强觉得这样做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真正的效果，便改为举行社区座谈会，由医生们正面宣传服用美沙酮的效果，并请吸毒者现身说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的谈话不断地被来找他咨询和诊治的病人打断。有两位病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轻的患者，夫妻俩都吸毒，而且都感染了艾滋病毒，除了进行抗病毒治疗还在喝美沙酮，听说公安要抓他便跑了，治疗也停止了……如今“风声”一过又回来找王医生，要求继续治疗。另一位患者30多岁，全家都感染了艾滋病，妻子已经死了，5岁的孩子身体很不好。这位患者曾感染了多种疾病，肺结核、腹泻、长期发烧、鹅口疮、全身疼痛……连续两次住院，CD4细胞降到47。王志强对他进行抗病毒治疗时，最初由于胃肠有些反应，病人根本不坚持服药，王志强发现后便让他每天到医院来，亲自看着他把药服下。坚持一个多月后，服药的反应减轻了；不到半年，患者的体重已经从40多公斤增加到60多公斤。他对王志强十分感谢，常来找王医生聊天、咨询。
从各地的情况看来，不管是抗病毒治疗还是服美沙酮，患者都很不稳定，流失率一般达到70％至80％，不但起不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在“打打停停”中还增加了耐药性，更不利于今后的治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志强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管理机制。首先，病人进行治疗时要留下身份证复印件和近期的照片，以便医生随访，并督促患者长期服药；其次，病人进行治疗前要带上艾滋病毒检测的确认报告和CD4细胞的检测单；第三，别的地方多是每月发一次药，而王志强是每周发一次药，以便增加和病人的联系。采取这些措施后，患者的流失率大大降低，98人中只流失了11个人。
针对服抗病毒药有不良反应这个问题，王志强也想了很多办法。第一是向患者说明情况，让他们有思想准备，并劝告他们服药之初要“忍”，忍受一些不良反应；第二是告诉他们实在受不了时可以来医院找医生换药。他说，只要医生把工作做到家，病人一般都能配合，反应特别强烈的，不会超过5％。
我问他：“你为什么会投身于艾滋病治疗，而且还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呢？”
他告诉我，自己原先本是治疗糖尿病的内科医生，工作很轻松。2005年夏天医院领导找到他，要求他参加当年7月份在安徽举办的中美合作艾滋病临床医师培训，这是一个克林顿基金项目，由美国直接派人培训。当时他对艾滋病并不了解，对培训的目的也不清楚，但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工作，也许很有意思，就同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