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我国艾滋病流行最早的地区，也是全国的艾滋病高发区，据云南省疾控中心调查，1989年艾滋病毒感染者仅分布于一个县，而2005年已经分布于全省16个地州的128个县市，其中有4个州市进入高度流行期，12个州市进入中度流行期，其中注射吸毒感染的占一半以上。
在云南考察期间，我本想到最先发现因吸毒感染艾滋病、如今疫情仍然严重的德宏州进行考察，但被有关方面因怕“影响形象”断然拒绝，于是我到了澜沧县，出乎意料之外，在这里倒有了可喜的收获。
澜沧县是全国惟一的拉祜族自治县，与缅甸接壤，是云南省一个艾滋病的中等流行地区。解放前就有种植罂粟的历史，由于地处边鄙，缺医少药，当地的许多老百姓便把毒品当作治病的灵丹妙药，边境一线的村民吸毒现象十分严重。解放后虽然国家花大力气禁绝了毒品，但80年代以后受“金三角”毒源地的影响，毒品问题又死灰复燃并迅速蔓延。由于国境线长、毒源通道多又没有天然屏障，境外人员便常常利用亲情关系将小宗毒品偷运入境贩卖，于是许多村寨出现了“烟枪绕身转，毒魔伴贫困”的情景，有的寨子甚至成为毒品中转站或集散地。2002年澜沧县被云南省列为全省毒品重点整治县，2004年孟连至澜沧至昆明市的国道被公安部列为全国七大毒品通道之一。
人口仅仅40多万的澜沧县，吸毒者曾上万人！
1992年澜沧县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一位缅甸商人（我在澜沧县考察期间还发现有缅甸人在这里治疗）；1993年在当地静脉注射的吸毒者中发现了1例感染者，以后又在被拐卖到泰国的人员中发现了4例；1994年以后，吸毒人员中的感染者更源源不断地出现了，每年都发现几十例，2005年扩大筛查后，竟发现了近200例。除了血液传播还有性传播……当地疾控中心须发皆白的哈尼族老医生对我说：“目前艾滋病已经进入普通家庭，而且很多在农村，这种情况很让人头痛，他们来看病连路费、医药费都没有，怎么办呢？”
人们常说“一朝吸毒，终身戒毒”，吸食海洛因上瘾的人似乎陷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永远无法挣脱毒品的魔爪，有人甚至感叹道：“毒品100年都戒不了！”
戒毒真的毫无希望，人类真的无法挣脱毒品的魔爪吗？
面对严峻的毒品危害形势，澜沧县委、县政府想了许多办法，除了县领导组成汇报工作组，专程到北京向国家禁毒委汇报外，县公安局也加强了对毒品的查缉和打击力度。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却是当地一些独特的做法——从县属机关部门抽调得力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吸毒较严重的乡、村进行实地调查，摸索禁毒的新思路。总结长期以来“强制戒毒”失败的原因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变强制戒毒为自愿戒毒，以村民小组为基层单位，“不离村，不离户，不离生产”的“三不离”就地戒毒新思路。以后在实践中，“三不离”又增添了“三带头”（党员带头、村民小组干部带头、戒毒断瘾的典型人员带头）与“三结合”（禁毒与扶贫攻坚、发展生产相结合，与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新内容，并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我走进了澜沧县富本村的南角河村民小组，这是一个哈尼族聚居的山寨，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了挣脱毒品魔爪的希望。
这个小小的村寨座落在214国道旁边。虽然名为“国道”，但实际上只是一条窄窄的、仅容两车勉强通过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许多路段甚至还没有铺上柏油，下雨时泥泞难行，天晴时尘土满天。
南角河这个山寨便在一段土路边，但听说最近“上面”已经拨了钱，即将改造道路了。
还没有走进寨子，远远地便看见对面几片山坡全都一片碧绿，种着一行行整齐的茶树，这是近年来采用“公司＋农户”的办法种植起来的，当地出产的普洱茶是全国名茶之一，茶园给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除了茶园还有桑树，也是近年来种植的，桑叶已经长得很肥大，寨子里已经开始养蚕了。
小小的山寨静谧而美丽，一色新修的瓦房，房檐和屋顶都保持着哈尼族民族建筑特别的韵味，十分别致。寨子里鸡鸣声、犬吠声相互应和，圈里有猪，坡上有羊，到处都是祥和温馨的气氛。
然而过去，这里曾是吸毒的“重灾区”。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小小的南角河山寨62户、200多人中，竟有100多人吸毒，成瘾的有54人，有的甚至全家老老小小都染上了毒瘾，“瘾民”从14岁到70多岁，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
吸毒让改革开放后原本逐渐富裕起来的山寨重新陷入了贫困。沉溺于毒品中的人们成天昏昏沉沉地生活在幻境中，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无心种地，无心干活，惟一的心思便是怎样能找到毒品。田地荒芜了，家财变卖了。昔日丰收的水田由于无人浇灌，成为“雷响田” 和“望天田”；住房由于无人维修，屋顶上满是大窟窿、小窟窿，成为“望月屋”，实在无法栖身了，有人到山坡上用树枝勉强搭了个“窝棚”，有人更干脆钻进了山洞，过起了原始人“穴居野处”的生活。
2001年全山寨人均粮食只有260斤，经济收入不到300元，缺粮户占四分之三，一年中最短的缺粮3个月，最长的缺粮9个月！而少数没有染上毒瘾的村民也惶惶不安，致富无望，他们不敢养牛、养猪、养鸡，甚至连锄头、面盆都会被“瘾君子”们“顺手牵羊”。
吸毒让许多村民家破人亡。有的人把家里的衣物、农具、牲畜全部卖光，妻子一阻拦便会遭到毒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些妇女终于不得不撇下丈夫和孩子离家出走……除了妻离子散外，有的还因吸毒过量死亡，自90年代以来，小小的一个山寨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便有13人，有3户村民全家都死于吸毒，另1户全家5口人中已经有3口死亡。
最惨的是无辜的孩子们。沉溺于毒瘾无法自拔的父母亲，哪里还能管教他们？当然也不会送他们去读书。全山寨90％的孩子没有上学，成为新的文盲，少数曾经上学的孩子也不得不中途辍学。
与毒瘾相联系便是严重的治安问题。为了解决毒资，吸毒人群偷了自己的山寨又偷周边的村寨，牛、猪、鸡、蛋、菜都是他们偷窃的对象，搞得附近的村寨全都鸡犬不宁，人心惶惶。有的吸毒者甚至结伴到附近厂矿去盗窃生产物资，或到国道214线上去飞车盗抢，组成了什么“飞虎队”，以致一些拉货的车辆晚上不敢通过南角河这个路段……
澜沧县类似南角河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地便开展了以禁吸戒毒为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公安部门一再进行了严厉打击，仅南角河便先后有45人被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甚至判刑劳改，但是这些人只要一获得自由便会重新吸毒……再加上县戒毒所规模很小，一次只能容纳100多人，而农村一些老、弱、病以及妇女吸毒人员又无法送戒毒所，于是深感措施的无力，毒品蔓延的势头始终无法遏制。
真是一片萧瑟鬼唱歌啊！这样的山寨还会有希望吗？采用“三不离”就地戒毒的办法，效果到底怎样呢？
在静谧的小山寨里，村民小组组长赵文华带着调侃自己的笑容，向我介绍了他吸毒和戒毒的经过。
穿着白衬衣、黑皮鞋、牛仔裤的赵文华今年31岁，长相帅气，年轻而精明，是南角河山寨的第一个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后他回乡务农，成为种植甘蔗的大户，种植了300多亩甘蔗，仅这一项每年便收入3万多元，买了牛马和汽车，成为“先富起来”的典型户。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糖厂的效益开始下滑，出售的甘蔗常常拿不到钱，让赵文华雄心勃勃的理想受到了打击，更重要的是，他的父母亲长期吸毒，在他们的影响下，1996年21岁的赵文华终于从“试一下”到染上了毒瘾，先是吸食鸦片，后来便是海洛因、冰毒……从口吸又发展到静脉注射。
一家4口人，除年幼的弟弟外，父母亲和他3个人吸毒。他再也没有心思劳动，巨大的毒品开支让他陆陆续续地卖了马、牛和汽车，以后又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准备用来盖新房的钱也被吸完了，全家不得不挤在满是窟窿的破草房里勉强栖身……再后来，毒瘾发作时的百般痛苦竟促使他走上了犯法的道路，他当上了“飞虎队” 队长——214国道在南角河附近有一段弯曲的陡坡，汽车到这里时不得不减速，赵文华便领着一帮吸毒人员上车进行偷盗。为此他还练出了一身“硬功夫”，“在飞速行驶的汽车上抱着电视机跳下来，我不但不会摔着，电视机还会好好地抱在怀里哩！” 他带着调侃自己的笑容告诉我。
2001年春节后，工作组进入南角河了，动员大家戒毒。最初，赵文华很害怕工作组会把自己抓起来送到戒毒所去强制戒毒，因此工作组一进村他便上了山，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躲了起来，直到没吃的饿慌了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地溜回村。
“你是怎样开始戒毒的呢？”我问他。
他仍然带着调侃的笑容回答我：“回村后，我并没有被抓起来，工作组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大家都多次找我谈心，耐心地教育我，他们一再告诉我，政府不会把我‘抓’到戒毒所去，也不会让我‘劳教’，只希望我能自己约束自己，留在寨子里把毒瘾戒掉。那时我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一点吃的都没有，乡党委和政府又给我们无偿地送来了大米……我不是个糊涂人，明白他们是为了我好，于是便答应戒毒了。”
“刚戒毒时一定很难受吧？”
“那是，想死的心都有。为了让自己没有退路，我叫来了弟弟和朋友们，让他们结结实实地把我绑在床上，连喝水、吃饭都送到嘴边不准松绑……毒瘾发作时全身像在受酷刑一样，每一个地方都在疼痛，有时像有无数毒虫爬进了骨头缝里，我无法动弹，嘴唇都咬出了血，那种痛苦的滋味真是没法说……但是，一个星期后，我起床了，胜利地获得了新生。起床后，我马上跑到地里去劳动，这时，在我的眼前，山寨、田野、树林、天空、太阳、人们……仿佛都变了样子，我终于跳出了毒品的深渊，生活又有希望了！”
“以后复吸过吗？”
“没有。”赵文华回答得斩钉截铁，“我明白戒毒只要两三个月就可以戒掉，但巩固起来很难很难，只要控制不住自己复吸三四次又会重新成瘾。工作组和党员、干部也对我们进行了许多帮助，一方面做思想工作，耐心地帮教，一方面又进行半军事化管理，部队来人搞军训，统一出操，统一出工劳动，统一住宿，互相监督，戒毒的人不准随便出村，有事要请假，外来人进村要报告，防止毒品的流入，夜晚还有人巡逻检查。结合戒毒，村里又开展了预防艾滋病，搞好环境卫生，创建文明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活动。过去一些工作没做到家，往往起不到效果，现在党员、干部事事带头，老百姓便感动了，也听话了。工作组2001年2月14日进村，最初来了11个人，后来减少到5个，2002年6月全部撤走。我2001年开始戒毒，2002年1月当选为村民组长，当年便申请入党，考验了一段时间后，2003年3月成为正式党员了！现在，全村的党员、干部、联防队员都带头参加了禁毒工作，全是尽义务，不要报酬。我们还有了村规民约，如果谁吸毒、贩毒了，村里不但要罚款，还要把他扭送公安部门处理……”
“你的父母亲呢？他们也戒毒吗？”
赵文华又笑了：“戒了，戒得很苦，被关了45天，后来又强迫劳动，现在身体很好了。”
“寨子里别的人呢？有没有复吸的情况？”
“我们村民小组的干部们经常进行明察暗访，对过去的吸毒人员跟踪调查，2004年曾经发现7个人有复吸的苗头，在派出所的支持下，我们让这7个人进行了20天的集中学习，现在再没有人复吸了。”
赵文华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寨子里发展生产的情况。原来，自推行戒毒工作之初，工作组便采取了戒毒和劳动康复结合的办法，并且还要通过戒毒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百姓生活。2001年在南角河引进了普洱茶种植项目，每个参加茶园劳动的戒毒人员每天可以得到10元钱劳务费。几年来，南角河的老百姓从平整茶地、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已经获得了100多万元的收入，每年通过茶园全寨可以增加收入20多万元。除此之外村民们还种植了70多亩桑树并且开始养蚕，如今他们正计划把桑树种植的面积扩大到200亩，希望通过种茶和养蚕每年能得到四五十万元的收入。2001年这个小山寨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很多人没饭吃只得靠芭蕉叶勉强糊口，如今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全寨已经有了50多台电视机、五六十部电话和手机，家家户户都可以吃上“过年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