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
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
‘亲善睦邻’呵卑污的投降，
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
张秉贵从爱国学生们的街头宣传中记住了这支广泛传唱的歌。虽然在“莫谈国事”的店铺里他决不敢唱出声来，但歌词所反映的现实，确实同他的心头悲愤产生着强烈的共鸣。
这是“一二·九”运动后产生于北平的《五月的鲜花》中的一段，是阎述诗先生一九三五年流亡北平后根据光未然的诗谱成的。这支歌感人肺腑，流传全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当时张秉贵虽然不知道歌的来历，但他十分清楚面对的现实：隔壁的光陆影院上映着美国好莱坞的香艳片，盛况不减；东单头条的白宫舞场举办着包括裸体舞、滑稽舞等下流活动的特别舞会，花样翻新；东单牌楼一带，酒楼客满，夜市人稠，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畸形的繁华同国家危亡、生民涂炭的祸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安宁，也惊醒了醉生梦死的人们。德昌厚的顾客在店堂里纷纷谈论时局，掌柜一反常态细心倾听，不再劝阻。张秉贵看到隔壁光陆电影院楼顶架上了机枪，路上筑起了街垒，荷枪实弹和身背大砍刀的兵士日夜在街头巡逻。听说商会在凑款劳军。人们盼望着胜利的消息。
八月八日，古城突然呈现出异样的死寂，听说守军奉命撤出了。
这天中午，车声隆隆，马蹄踏踏，一支日本侵略军从北往南经过德昌厚门前开往东单广场。坦克车的履带在路面上压下罪恶的辙印，步兵的铁钉皮靴和马队的铁蹄在路面上磕出仇恨的火花，简直是践踏在中国人民的心上？
街上没有戒严，商店也没有关门。人们眼里闪动着怒火和泪光，连吃午饭都忘记了。全城顿时失去活力，凝然不动。
北平沦陷了。
几天来，德昌厚生意清淡，天擦黑就关起门板。掌柜关照：格外小心门户。日本侵略军在全城耀武扬威，街上已贴出用昭和年号发布的布告和声明，充满谎言和恫吓？“平市地方维持会”_出现了，汉奸粉墨登场，“卑污的投降”已摆在眼前。张秉贵听着这些痛心的消息，默记着《五月的鲜花》的歌词，百感交集。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更大的苦难。
于子寿和王雨田自然密切关心着德昌厚的前途。经过短暂的困惑和观望，他们重又看到了发财的机运。
东单一带仍然是个销金窟。以新开路的日本舞厅为中心，迅速开设了许多家日本料理店、咖啡馆、酒吧间，开设了公开或变相的妓院，还开设了卖毒品的“白面房子”和供小押的“质屋”。既有日本浪人出入，也有汉奸流氓混杂，闹得乌烟瘴气。德昌厚迎合这路顾客，一方面增添了日本清酒、太阳啤酒、栗羊羹、巧克力、肉食罐头等新品种，另方面着意经营品类繁多的瓜子、花生等炒货，并且请来把式，经营水果。
德昌厚处于再一次改变经营当中，张秉贵学买卖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除了精于经营煤油汽油之外，他曾利用各种机会学会了小百货的商品知识和业务技术；增添上糕点糖果、干鲜果品以来，他又精心观察、虚心请教，不久就像个内行了。掌柜的很赏识他，说他放到哪儿都灵。
绒线铺卖汽油已很勉强，食品与汽油煤油一起卖，毕竟无法协调，二者不可得兼，于子寿只好“舍鱼而取熊掌”，何况日本侵略者统治了汽油，只卖煤油，赢利更少，所以德昌厚决定不再卖油，把库房打开，购置了当时在北平属于稀罕玩意儿的冰棍机和制作冰激凌的设备，并且划出部分店堂，添设桌椅供应冷热饮料。至此，德昌厚彻底改成了适应时尚的食品店，张秉贵也开始了新的生涯。
添上冰棍机以后，德昌厚聘请了制作冷食的师傅，于子寿派本屋徒弟张秉贵去打下手。张秉贵用心学习，较快地掌握了制作冰棍和冰激凌的技术，还学会了制作刨冰的技术。夏天，卖小豆刨冰，煮小豆和熬各种果味糖汁是最苦的差事，张秉贵又被派进了厨房，烟熏火烤，热气蒸腾，光着膀子，扎条围裙，依然汗流浃背。天气越热，生意越好，一锅接一锅，在炉边一站就是几小时。
在厨房固然又脏又累，但离开柜台倒可以暂时缓解悲愤和压抑的心情。可是没过多久，德昌厚的冷食部增加到十三张桌，张秉贵又被调回店堂带着两个徒弟看桌子。
看桌并不容易。招待十六方，眼睛都得会说话。稍有不周，就难免挨打受骂，尤其是那些敌伪军警汉奸特务最难办，既得加倍小心，还得收回钱来，否则掌柜的不答应，甚至要扣工钱。
德昌厚改成食品店以后，老顾客少了，胡同里那些买针头线脑和零打煤油的住户基本上不来了，从前天天来打灯油的拉车人也不登门了。张秉贵想念着他们，关心着他们的命运，因为他和那些穷苦的顾客很有感情。偶尔有个家庭妇女来给娃娃买点糖果，顺便说句话，也不过是“这年头……”便摇头叹气说不下去了。张秉贵想安慰几句，最多也只能说：“熬着吧，总会好起来的。”有时熟识的老年顾客来店里坐坐，也大多是默尔相对，满怀家国恨，尽在不言中？
张秉贵天天看到拉洋车的弟兄们挨打受辱，日本人打、伪警察打，动辄剥号衣、抢车垫子，等于夺去了饭碗。特别是那些日本醉鬼要拉着去找花姑娘，坐在车上连声吼叫“快快地？快快地？”甚至挥动手中的皮带抽打或者用战刀鞘戳打拉车人的脊梁。有的下车就走，追着要车钱还得挨打。这天上午，狂风怒号，尘沙飞扬，张秉贵收拾好座位，却没有顾客。他隔着玻璃门看到一辆洋车拉着个日本兵艰难地从北往南走。当时的交通规则是“行人车马靠左边走”，洋车从德昌厚门前经过，便听到日本兵的喝骂声和马靴踏在车板上的橐橐声。张秉贵认出拉车的是个常来打油的熟人，以前身板还好，今天大概是饿得难耐，或者是病了。只见他摇晃着、挣扎着，终于在总布胡同口外栽倒了。那个口本兵就势从车上蹦下来，仍然连声呵斥，一看人已死了，竟用马靴狠踏几脚扬长而去。路人不敢管，伪警察来了，也只是把洋车拉到路边，找了个草帘子把尸体盖上，张秉贵推门出来想替拉车人说句话，被上雨田厉声喝住：“干什么去？不想活啦？”他只好悻悻回店，但脑子里留下这幕惨景，一闭眼就能看到。真是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难道就没有人敢于反抗吗？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左右，从东单方向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接着，这一带立即戒严，满街军警宪特，豕突狼奔，惊惶失措。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于子寿从后柜跑到前边店堂，却不敢迈出店门一步。店堂里没有顾客，也不敢提前关门。
第二天，戒严解除了，特别警察局出了告示，悬赏一万元捉拿枪杀日本司令官的“凶手”，在全城展开大搜捕。
真相逐步清楚了。原来，当时有个抗日暗杀团，以激发中国人民抗日热忱、打击投降派为宗旨。他们得到准确情报，知道那一天下午大汉奸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和治安部长齐燮元将到煤渣胡同原铁路招待所，参加日军头目主持的华北临时联合政府成立筹备会议。于是便分别潜伏在附近街头。果然，敌人按时入网，当汽车行至东单速度渐慢时，暗杀团成员赵子英、黄虎臣、徐风山等人，从不同角度开枪狙击，射出数十发子弹。乱枪中，王克敏被击伤，偕车同行的日本司令官山本荣治重伤后死于医院。
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壮举，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连敌人的报刊都不得不报道“华北方面因恐怖行为屡屡发生，至今尚充满不安空气”。于子寿平日是“莫谈国事”，只求发财，但伪警察局“拿麻子”的通缉令一出，他却声称有病不到店里来了。
德昌厚的伙计们感到意外。于掌柜爱财如命，甭看他把店里的日常事务托付了事掌柜王雨田管理，但他一直在旁边监督，几乎连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有时晚上说是回家了却并不走远，往往站在对面街头暗中观察店内的动静。有一天晚上，于子寿回家后，几位店员每人拿出一支新添的奶油冰棍尝尝味道。冰棍还未吃完，于子寿突然出现在面前。他装作没有看见，还自言自语地说：“半路上想起来忘了点东西，又得跑回来一趟”，但彼此心照，店员们更知道他的厉害了。
可是这一次，于子寿真的一个多月没有露面。原来因为他脸上有几颗小白麻子，担心被“拿麻子”的抓去，只好躲在家里装病。直到伪警察局的通缉令解除以后，他才“病”愈上柜。
冷饮生意照样兴隆。张秉贵从制作到销售服务完全内行，对于利润多少更是一清二楚，他初步匡算，德昌厚添置冰棍机的投资，一个夏季就全部赚回了。
自然，劳动人民是很少有闲钱吃冰棍的。一天晚上，一位从前常来打灯油的拉车人，带着兴奋激动的神情，找到张秉贵买了两支冰棍，悄声告诉他一件快意事：有个日本醉鬼逼拉车的给他找“花姑娘”，这位拉车的抄起车把飞快地把他拉到东单广场，趁着天黑灯暗，打了个“天秤”就把那个鬼子头朝下扔到东交民巷东侧的壕沟里去了。他说这得吃根冰棍为那个拉车的庆贺庆贺。张秉贵看得出来，他讲的是自己的事，从心里对他感到敬佩，连声说：应该，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