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选“干净”的人。请别人吃喝玩乐，给别人送钱送物的人，谁心里不揣把小算盘？厦门远华特大走私集团在案发后，为了摆平查案的一位主要领导，赖昌星给手下交待，只要能把他请来吃顿饭，事情就有转机，就有办法；胡长清索贿受贿案发后，一个行贿者在法庭上表白：“我给他送钱，比剜我的肉还难受”。试想，以这种心态请吃喝、送钱财的人，能不疯狂地索要成倍、成十倍乃至更多的回报？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把事情交到这样一些随意吃喝、收受钱财的人手里，他们岂能大公无私、秉公处理？他们岂能将百姓冷暖装在心上？又如何能做到执政为民？因此，选官，就得选手脚干净的人，这种人能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能管住自己的手，不该要的东西不要；能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手脚干净了，才有形象，才有成绩，才能干成事。
第二，要选能干事的人。能干事，就是要具有执政为民的能力，能胜任本职工作，善谋富民之策，勤办利民之事。而不是溜须拍马，一心想着如何营造关系网，削尖脑袋向上爬。是能密切联系群众，善于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而不是简单生硬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或是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或是闭门造车、制定所谓的规划。是凡事从实际出发，做到民主、科学决策。
第三，要选干好事的人。干好事，就是凡事想着群众，切实让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实惠。办事情前一定要问一问老百姓赞成不赞成，赞成了的事情就要做快、做好，不赞成的事情就绝不去做。有些干部总是将“政绩”放在第一位，只要是能够干出数字，有利于高升就行，而不管是不是“豆腐渣”工程，是不是重复建设。他们总是将“关系”放在第一位，傍大官、傍大款，谁对自己有用就傍谁，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这种人也可能做些事，但不仅不能造福百姓，还给工作留下许多严重的后遗症，搞得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干部心中有百姓，百姓心中必然也会有干部。谁心里没有百姓，不为百姓干好事、干实事，百姓的心里自然也就没有他们的位置。
邓小平同志曾经精辟地论述，“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键在人”。因此，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始终是摆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面前的一个很重要、很紧迫的课题。牛玉儒同志的“干净、干事、干好事”原则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很有参考价值。
兢兢业业
牛玉儒对自己的工作采取的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态度，从不虚谈。他每离开一个工作岗位，留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业绩。
在牛玉儒同志27年的“为官”生涯中，有两次任职最为重要：包头市市长和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这可能是他工作最累、付出最多、耗费精力最大的两个职务，同样也是给他带来最大成就感的两个岗位。
巧合的是，这两次任职都是“临危受命”，重担在肩。
但每次牛玉儒同志都二话不说，承担起党的重托，并以自己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兢兢业业，勤政为民的实干，改变了两个城市的面貌，赢得了两市人民的拥戴，也为自己的“为官”生涯呈上了两份最出色的答卷。
“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牛玉儒同志的勇挑重担，折射出一个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为人民服务为毕生追求的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内在修养和人品道德。
1996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牛玉儒同志出任包头市代市长。
这时的草原钢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数不景气，下岗职工堵着政府大门找饭碗。此时的牛玉儒同志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任上已经3年，工作驾轻就熟，上下关系协调。有好心人劝他说：“反正是平级职务，何必跑到包头受那么大累？”
但牛玉儒同志不这么想，他说：“当官，不就是要多做些事嘛！”
临行前，他到多年交好的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珍家里告别。
把酒聊天，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虽然做厅级干部多年，但一直在区机关，现在有机会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工作，将是最好的锻炼。”
刘珍是牛玉儒同志最初踏进政府机关大门就相识的老领导。那时牛玉儒同志刚由一个下乡知青被选派到哲里木盟（现通辽市）盟委当通讯员。时任盟文化局局长的刘珍就对这个“特别勤恳、特别爱学习”的“小孩”印象颇佳，两人半师半友，也算忘年之交。
刘珍说：“下去当‘二把手’，你当真没有想法？”
牛玉儒坦然一笑，对刘珍说：“任什么职务是工作需要，我只要好好干，一定干好就行了。”这番话让刘珍对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后辈，很刮目相看。
现在说起来，刘珍还赞不绝口，说：“这种党性原则，这种不计个人名利，一门心思干工作的精神，少有！”
确实，在牛玉儒同志的从政经历中，他有过从盟委办公室干事一下子被委任公社党委书记的幸运；有过连年提升、成为自治区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的踌躇满志；也有过一个职位上一千七八年不动的沉寂。但这些不同的际遇对牛玉儒似乎没多大影响，从他的第一个职位起，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在兢兢业业地干工作，勤勤恳恳地搞事业，认认真真地履行职责，保持十足的“老黄牛”风范。
在当包头市长的4年时间里，牛玉儒同志在市委的领导下，“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思路和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包头市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个评价，准确地概括了他在包头市的政绩。
但若要走到包头市的干部、群众中，可以看到更多直观、真实的场景：
包钢、包铝、鹿王、稀土高科、华资实业等名牌企业走向集团化、提升竞争力的场景，北京锡华等诸多中外大企业落户包头的场面。
30年来一直想解决却始终未能解决、最后终于在牛玉儒手上圆满完成的“城中村”拆迁并4年盖了超过前47年总和的居民住宅的惊人数字。
宽阔畅通的城市道路、免费开放的公园、遍布全市的绿地广场、甚至广场上与人和谐相处悠然自得的梅花鹿。
这些都可以告诉人们这位包头前市长的故事。
当然，还有令包头人极为自豪的联合国人居中心“2000年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良好范例”的称号。
时至今日，包头的普通百姓大都还记得离开包头已经4年的牛玉儒，都齐声夸赞他“是个好市长”。
牛玉儒同志在危难之际担当重任，出色地完成了包头的震后重建。无独有偶的是，2003年4月“非典”期间牛玉儒调任呼和浩特，又一次“临危受命”，又一次面临“轻与重”、“难与易”的选择。当他在遥远的云南边陲接到“立即返回”的电话时，还正兴致勃勃地带着一行人考察当地的边贸情况。作为主管外经贸的自治区副主席，他心里盘算的是取人之长，大力促进内蒙古的边贸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说：“呼市原来的市委书记到自治区当主席后，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个职位的人选。呼市是首府城市，地位很重要，所以想从现有的副省级干部中平调一位。呼市市委书记与副省长不同，不是管一条线，而是管各个块儿，事多、麻烦多、矛盾多，既要决策又要执行，工作担子重，责任重大。特别是首府的‘官’不好当，关心的人多，过问的人也多，比其他地区更难干。”
所以，储波先“吹了吹风”，让牛玉儒有一定的考虑时间。
牛玉儒同志的秘书李理说，很多人觉得牛玉儒“留在区里好”，因为他干副主席两年，分管的外经贸工作大有起色，他提出要在2002年实现“三个2”目标，即引进国内资金200亿元，进出口总额20亿美元，直接利用外资2亿美元。
当时不仅外经贸系统，连自治区领导也认为有点“悬”。
储波书记也问：“能行吗？”
没想到他们提前完成了目标，自治区又是奖励又是表扬，整个系统人心振奋，准备来年继续大干一场。
李理说，各方面工作都特别顺了，在自治区继续干，肯定出成绩。可去呼市工作，万一出点什么事，“这不把以前的成绩都毁了吗？”
“关键时刻、关键问题考验一个干部”。储波找牛玉儒同志谈话时，“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储波说，“如果不是完全出以公心，不会这样。”
面对大家都知道“不好干”的调任，牛玉儒同志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第二次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他对关心此事的刘珍说，复杂局面靠“公心”，工作困难靠实干。呼市工作虽说难度大，但现在有西部大开发的好时机，有前任领导打下的好基础，“我还能好好再干一番事情，让呼市发展得更快些。”抱着这样的宏愿，牛玉儒同志走马上任。
上有自治区党委的重托，下有对200万呼市人民的承诺，牛玉儒同志为了加快这座首府城市的发展，改善城市的面貌，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上任伊始就带领全市人民抗击“非典”，紧接着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和城市蓝图，带领一班人和广大干部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以实干求实绩。
牛玉儒在呼市的493天，几乎天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呼和浩特的面貌，也在日新月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财政收入节节攀高，城市建设的变化之大更是让人惊喜。
储波说：“牛玉儒这个人，从不想着给自己留余地，他总是自加压力，负重前行，无私所以无畏。”
正是这样实干的工作作风，让牛玉儒成就了自己人生的辉煌，让人们永远怀念着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