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刻意要这样做。我只是想利用这段等待上学的空闲，找点事情做。我想知道巴黎除了卢浮宫凯旋门，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杨虹说。
“想法不错！不过在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衣工厂里，你得注意安全。”姜小军说。
“这个没问题，我在大兴安岭呆过五年，什么事都干过的。”杨虹说。
“我总觉得你这个行动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味道。”姜小军取笑着她。
杨虹走进了机声隆隆的衣工厂。工头让她拿出十元法郎押金，借给了她一把号码锁，让她把自己的东西锁在柜里，然后带她进入车间，坐在一个叫阿芳的福建女工旁边，让阿芳教她怎么车衣。杨虹当年在大兴安岭建设兵团时，曾被安排在后勤被服厂工作，用过电动缝纫机，所以很快就能缝衣服了。当她手里的裁片飞快地在机器上走动时，她想起在东北森林的日子，心里浮起对消逝的岁月的亲切感。
过不了多久，杨虹了解到了那个死在机台上的女工位置就在前排的第四号。那个女工办出国借了大笔钱，听说是高利贷。所以要拼命干活还债。杨红看到现在那个车工位上已经有另一个女工伏在那里飞快地干着活。她和女工们很快就熟了，知道她们都是受着金钱的压力，只有她才是因为好奇或者无聊才来做这种尝试。她在这里做了几天，发现自己对写社会调查文章这件事失去了兴趣，她已经找不到在国内当记者时的那种心态。本来她可以马上放下这份辛苦的体力工作，可她发现自己一时还不想放弃。她深刻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时，发现自己同样是受到某种强大的压力。和那个死去的女工因为出国背上了高利贷相比，她的突然出国难道是没有成本的吗？她责问着自己。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成本，可以说，她出国的成本她的父亲早已买单，父亲和他所属的群体已经存储了足够的资源，她只是来分享而已。但她不敢相信这个神话，她总是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象那个死去的女工，是预支了成本，甚至可能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高利贷。当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看出来，杨虹决定去衣工厂打工并不是姜小军所说的小布尔乔亚的娇柔造作，而是有着杨虹内心的实际经济考量。到巴黎之后，她的所有费用都是俱乐部支出。她用的信用卡，全部由俱乐部支付。但是她觉得这是公社的钱。她总是把俱乐部想成了公社，不管是巴黎公社还是人民公社。因此，她继续在衣工场上班。这还是一项试验，不是社会调查，是她想试验凭自己的能力可以挣到一点可以自立的钱。
一个月后，杨虹领到了一份工钱。她的实验结束，不再去衣工厂上班了。她开始上法语学校。
杨虹还在国内报社时，曾采访过几个在巴黎的华侨，知道法国AC人很多。到了巴黎之后，看到巴黎好几个区份都是AC人的天下。去中餐馆吃饭，去菜市场买菜，耳边听到的大都是AC话。在这些地方遇到华人，人家先会和你说AC话。在你不懂的情况下他们才改说国语。
星期天，杨虹去美丽城一带买东西。她看到一家门面不小的箱包店，里边的包款式不错。她刚走进来，里面的老板娘和她打了个照面，她们互相马上认了出来。她是杨虹在《AC日报》的同事叶长薇。她出国好多年了，杨虹印象中她是去了意大利的，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她。
“真想不到你也会出国。”比较觉得惊讶的是叶长薇。因为AC城里出国的都是些本地人，而且都带点做小生意的意味。她对杨虹这样有官方背景的外地人也来到巴黎有点意外。
“怎么说呢？有些事情发生了你自己都弄不明白。”杨虹说。她想说自己来巴黎的目的和AC人想来发财不大一样，但她没有说出来。
这个晚上她们一起吃了顿饭。叶长薇原是二版的记者，常做一些招商引资的栏目，有时还写一些朦胧派诗歌发表在副刊上。她在采访中认识了一个华侨，很快就发展成婚事。杨虹记得报社内当时传言说她还没结婚就去医院做过多次人流手术，也不知是真是假。叶长薇出国有四年了，在杨虹的眼里，她应该已是个老华侨了。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离开报社是对的。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你知道，我本来是个小学代课老师。为了进报社，我陪主编和副主编睡过觉。所以，你别看我那时工作那么积极，其实我的心里别提有多恶心。”叶长薇说。杨虹过去好像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想不到都是真的。
“那你现在过得好吗？”杨虹问道。
“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呢？我出国两年后就离婚了。其实这没什么，我就是想利用他出国罢了。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想要到巴黎呢？是因为我那时写诗，非常崇拜萨特，喜欢他的存在主义学说。实际上我和中国很多人一样只读过萨特的几句话，比如什么上帝把人放到一个荒岛上，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之类。萨特的这些句子就像万能钥匙，能为我们打开所有的问题。既然我可以选择和那人结婚达到成为巴黎居民的目的，那么我也可以选择和他离婚，我只要对这个事实负起责任就可以了。现在我独身。不过有两样东西我有了，一是自由，没有人能管到我。我有法国国籍，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走到。还有一样是钱，我有自己的生意，虽然比较辛苦，也成不了富人，可我这辈子不需为钱发愁了。你说一个女人有了这两样东西，大概也应该满足了。所以我必须感谢萨特。”叶长薇说。
“听起来不错，你把存在主义实用化了。那你的生意是怎么开始的呢？”杨虹笑着说。
“是从做‘挈卖’开始的。知道什么叫‘挈卖’吗？就是挈着个篮子，沿街叫卖。起初我卖打火机。现在欧洲的打火机全是AC做的。我批发过来五法郎一个，卖出去二十法郎。有一天，我走进一个酒吧。酒吧里抽烟抽雪茄的人多，所以好卖。我去了几次，那老板让我把货篮子摆在柜台上，让店里的伙计给我卖。他让我坐下喝咖啡，和他聊天。那几天，我的法语进步得特别快，当然，打火机卖出去也不少。”
“你的法语就是这样学会的吗？我也在学法语，在学校里学，觉得太难了。”杨虹问。
“差不多都是在做生意中学会的。不过有些话还得另外学，比如谈恋爱的话你在生意中学不会，得找个法国男人和他吃饭和他上床。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学会了，一点不会费劲。”
不知不觉，杨虹到巴黎有四个月了。现在已是夏天。
这天凌晨三点，杨虹已经坐上了去海边的火车。过早的启程让她觉得有点头昏，而且还感到阵阵凉意。合着车轮的节奏，她想再打个盹。这个时候她脑子里出现了雨果的一首小诗里的开头两句：明天天一亮，原野露曙色，我就要起身，我知道你在跻望……这首小诗她是很久以前从《诗刊》里看到的，诗中雨果对他早逝的女儿深情地说着他要在第二天的一大早起身去她的坟墓所在的那个海岛去看她。诗只有十几句，非常的动人。杨虹迷迷糊糊的意识起先是主动想这件事，而后就是被这个想象带入了半睡眠的状态。她似乎跟随着雨果进入了这个布满森林的海岛，在被雨水打湿的小路上去找一个墓碑。我不看直下江流的远帆，也不看落日散成的彩霞，几时我到了，就在你的墓前，放上一束青枝和一束花。这时候，她在半梦半醒的意识里看到的是杭州孤山上母亲的坟墓。
靠在车窗玻璃上，她在一种凄迷又幸福的感觉中睡了一会儿。一直到太阳从地平线升起，金色的光线直接刺进她闭着的眼睑，她才醒过来。
现在她完全醒来了，头也不再疼痛。她一只手托着下巴，着迷地看着窗外的风景。
高速铁路的两边，大部分是平原。这里阳光充足，是出产白葡萄酒的主要地区。但是风景会不时变化，有时会出现一个大牧场，好多荷兰牛懒洋洋啃着草；有时会突然出现一条河流，河岸上有一排巨大的城堡。列车还经过了一座山，从那个峭壁上有一道瀑布飞泻而下。
然后火车一直沿着海边开了，这里是大西洋的海岸。看起来比中国的海要蓝，要开阔许多。海上有许多游艇和三桅船的白帆。
四个多月过去，杨虹心情时好时坏。她感受到了压力，虽然没有人要她去做什么，她还是每天早上会早早醒来，被一种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她不想整天呆在那座豪宅里，等着周末夜晚的聚会，或者终日等待着姜小军有空余了打来电话约她见面，他总是那么忙，常让她的等待成了泡影。她得做点事情。和俱乐部的人员所做的大事相比，杨虹觉得自己简直无事可做。她的法语基础是一张白纸。法语，这是多么麻烦的语言！她不知要多久才能学会啊。
中午时分，她到了目的地。她背着一个巨大的背包，有点不大情愿地走出了车站。车站外面是一个旅游小镇，穿过小镇就是海滩。这个海滩是法国有名的日光浴场，西方人一种最普遍的度假方式就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杨虹穿过了小镇，凭着直觉向海滩走去。她的背包大得可疑，而且她的神色也显得有点慌张。她钻进海滩边上的一个树林里，给自己戴上一顶太阳帽，又戴上一付黑色的太阳镜。然后，她从大背包里取出一只篮子，篮子里放着好多太阳眼镜和金属打火机。还有东西呢！她取出一叠带衣服架子的丝绸睡衣，她得举着手，睡衣才不会拖到地上。她做了几次深呼吸，最后猛吸一口气。冲出了树林，向海边走去。
“MadameetMonsieur，Voules—vousacheterdeslunettes，lebriquettepyjamadesoie？”。（女士，先生，你们要打火机吗？要眼镜吗？要丝绸睡衣吗？）杨虹终于说出了一生里第一句兜售商品的吆喝声，同时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在实际的生活中使用法语。她戴的墨镜很黑，所以躺在海滩上连成一片的人体在她眼里和南极海岸的海豹群没什么两样。刚开始的时候，她话说得太慌乱，步子走得也太快了点，没等顾客反映过来她已经走过头了。不过不要紧，事情开了头就好。
为了筹划这一次行动，杨虹已花费了两个多月的心思。最初的灵感来自于那次和叶长薇在中国街的邂逅。她所说的在生意和生活中学习法语的话让她印象深刻。杨虹已经在一个成人法语补习学校开始学法语。学员中一半是华人，一半是阿拉伯人。除了课堂上学到几个法语单词外，课余时间华人之间说国语，阿拉伯人之间说阿拉伯语，根本没有练习语言的环境。所以叶长薇的话给她提供了一条有趣的途径。她考虑了好久，但不知应该怎么去做。有一天她在一本法国旅游导引书上看到了海边的旅游胜地瓦茨镇，突然想起如果她去这个没有一个人认识她的地方，模仿叶长薇的提篮小卖生意，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打火机要吗？小姐，你要这条漂亮的丝绸睡衣吗？”用不了多久，杨虹的吆喝变得温柔了许多，有了一点法国味了。她甚至已经没有了难为情的感觉，把黑眼镜取下露出了脸孔。没多久，她卖出了一条丝绸睡衣。那个买了睡衣的妇女十分喜欢，不停地拿着睡衣在身上比划着，恨不能马上穿起来。
一个骑着花花绿绿的“哈根达司”冰淇淋售货车的白人小孩大概是因为好奇，不紧不慢地跟着她走。当杨虹的视线转向他时，他的脸会发红，把视线转向别处。杨虹想起了自己学语言的任务，所以主动对他说：“Bonjour！（你好！）”那小孩回答：“Bonjour”。
正午时，阳光强烈得把沙滩晒得滚烫。这一带的沙滩有十几公里长，杨虹不知不觉已走了一半。她感到酷热难当，可是周围没有可以挡太阳的树或者建筑物。那些躺在沙滩上的人要么跑到了海水里，要么躲到了太阳伞底下，所有的人都显得懒洋洋的。
“要是姜小军知道我在这里干这些事，一定会骂我半死的。”杨虹想着。“我干吗要到这里来呢？真的是为了练习法语吗？天可真热，我真想把这个该死的货篮和睡衣扔到一边去，跑到海里游得远远的，那海水真蓝啊！为什么我不能去游泳呢？”杨虹不停地擦着汗水，边走边想。“可是今天我心里还是蛮愉快的，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件想了两个多月的事情给做了。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就不会来这里。我就看不到这里的景色，那么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就像这个卖冰淇淋的孩子，如果我看不到他，他是不存在的。我到了这里，看见了他，他才变得真实了。”
杨虹在沙滩上走走停停，陆陆续续卖出了一些打火机太阳镜。在太阳西斜的时候，生意突然好了起来，不断地有人来挑选货物，她不时要从背上的背囊取出东西补上。但就一个钟头时间，然后生意就没了，海滩上的人收拾着东西，回去准备夜间的乐事了。
杨虹背着空了好多的行囊，口袋里装满零票去火车站乘车回巴黎，发现最后一班车已于半小时前开走了。她倒没觉得特别沮丧，今夜就在这里住下好了。
在小镇的一个看起来十分古色古香的餐馆吃了晚饭，费用贵得惊人，连小费一起付了两百多法郎，是巴黎的两倍。晚间小镇十分热闹，有很多露天舞台，乐队歌手免费表演。很多人坐在露天酒吧喝大杯的啤酒。杨虹要找一个旅馆住下，但是她走了许多家旅馆，都已客满。在旅游的高峰时期，这里的旅馆必须要提前预约。都快到十点了，还是没找到房间。杨虹有点害怕了，难道今夜要在马路上过夜吗？海边的夜间气温骤然下降，让杨虹打起了哆嗦。这个时候，她看见了远处一个很高的建筑上有一排霓虹灯，上面有HOTLE的字样。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走到那里。普通房间已经没有，只有一个贵宾套房因客人临时取消预定，还空着。不过房费要两千多法郎一夜。杨虹今天卖了一天货的总收入大概有五百法郎，利润约三百法郎。但如果不住下，她就得在马路上过夜了。杨虹别无选择，只好住了下来。
这套豪华的客房有一大片落地窗面临着海洋。清凉的海风吹得丝绸窗帘微微飘动。杨虹虽然已十分疲倦，可内心还是有一种兴奋之感，使得她难以入睡。洗过澡之后，她面对着夜色中的大海坐在落地窗前，让海风吹干她湿润的头发。这个时候，她看见在远方的海面上，有一座灯塔在定时闪着灯光。她不由地想起了在东海鼓山岛海面上那个灯塔，那次她从台胞招待所的窗口根据李闪梅的提示找到那个灯塔时，感觉到那灯塔就象父亲的化身一样亲切。现在她看到的是大西洋上的一座灯塔，同样感到那好像是父亲在对着她发着灯光信号。呵！父亲。她想着：他无所不在，指引着她，照耀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