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警卫员突然发现毛泽东不在院子里，他们急忙跑去问站岗的战士，才知道毛泽东与几位农民向前街走去了。警卫这下慌了，怎能让毛主席一个人出去呢？便赶忙朝前街跑去寻找。就在警卫员万分焦急的时候，从周河畔的玉米地里，传出了毛泽东朗朗的笑声。原来，毛泽东正提着筐子，一边摘着豆角，一边与农民亲切交谈。警卫战士冲到毛泽东面前，急冲冲地说：“主席，您不能不带着我们，就一个人随便出去，要注意安全，万一有坏人怎么得了！”望着警卫员严肃认真的样子，毛泽东亲切地解释道：“我们是为着全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群众的自由、幸福而革命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鱼怎么能离开水呢！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了坏人他们就会将其抓起来送到政府的。我们要相信群众，他们是热爱每一个革命同志的，我们有多少同志在坏人的盯梢下、反动派的追捕中脱了险，都靠的是群众掩护啊，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国民党出了多少张布告，悬赏几十万银元，要我和朱老总的首级，可是我们经常在群众中活动，没有一个群众爱国民党的钱。”听了毛泽东的解释，大家深深地被他那相信依靠群众的作风而感动得无言可答了。
毛泽东这种浑身是胆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可以说主要来源于他对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由于他把人民群众看成力量的源泉、胜利的根本，所以他多次说和群众在一起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到了晚年，由于健康等各方面的原因，使他很难如当年像普通老百姓那样随时都可以与群众见面交谈，因而使他感到非常苦恼。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战争胜利时，柳亚子先生面对迅速到来的胜利，惊讶不解地问毛泽东：“毛主席，您使用了什么妙计？”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进北平。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站后，毛泽东一行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很猖狂，因此，保卫部门的同志，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在毛泽东到达颐和园前，把原来住在颐和园里的一切僧人及工作人员都请出园外。当毛泽东一行入园后，里面空空荡荡不见人影。人全被赶走了，要水没水，找饭没饭。因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看到这种被动局面，毛泽东忍不住发脾气了：“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当社会部的同志解释清园是为了安全时，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道：“屁话！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能活？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正像古代希腊神话中安泰站在大地母亲上就力量无比，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力量的故事来说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性一样，毛泽东总是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深刻重要的革命道理。他经常把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和种子与土地的关系，指出，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比喻说明诸葛亮的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还说，革命党人这些“毛”，必须依附在人民这张皮上才能生存。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白崇禧“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的总结，幽默风趣地指出，白崇禧怕对了。我们在所有的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党正是依靠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才保证了党的朝气蓬勃的生机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才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最崇高的使命，他关心群众疾苦，经常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发现人民群众的疾苦，就及时解决。
1928年，正当春耕大忙时节，茅坪一带的一些贫苦农民却断了粮。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召集部队干部开会，说明春耕时间贵似金，群众断粮，搞不好生产会影响全年的生活，要求部队各单位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大家都支持毛泽东的决定。
为了解谁家断粮，当时很快就组织了两个调查组。毛泽东亲自带领一个调查组，逐户访问。他到哪家，首先就察看那家的饭盆。如果饭盆没有使用，就说明那家已经断了粮。晚上，调查组同志把群众缺粮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立刻叫司务长算算部队还有多少存米。司务长算过一番后，面有难色地说：“毛委员，我们的存米也不多了。怎么办？”毛泽东讲：“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工农办事的。革命事业全靠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合力干。现在，这里的群众有了困难，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回去以后，对同志们讲清道理，号召大家多吃些稀饭，把米节省下来，帮助群众度荒。”第二天清早，毛泽东便和几个干部一起，背着米，送到缺粮户家里去了。
延安时代，毛泽东更加关心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农忙时，组织机关同志下乡帮助抢种抢收；群众受了灾，立即送去救灾物资；天旱了，他下乡了解旱情，组织群众修渠道办水利。总之，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连娃娃上学、农民识字、群众防病治病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都一一过问，发现群众困难，立即组织人员着手解决。
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迁到西北高原上的古老山城、陕甘宁边区腹地——保安。这里虽是历代名城，但山大沟深，地高气寒，交通不便，加上历代战争的破坏，经济十分落后，城里竟然没有一家商店。这里日用品奇缺，就连油、盐、酱、醋、火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也很难买到。老百姓要吃盐，只好赶毛驴，特别还要冒着被土匪抢劫的危险，来回跋涉70里路，才能从宁夏的盐池驮回一点盐来。要买火柴，就得用上十几个鸡蛋，才能从商贩手里换上一小盒，穿衣就更困难了，有的一件衣服补上几十遍，穿上几代人。
毛泽东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里，商量解决保安群众买东西难的问题。
他以商量的口气对大家说：“今天把你们请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像我们在江西中央苏区那样？”在贸易部和保安县的负责人各自对组织力量运输货物发表了可行的意见后，毛泽东满意地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和国民党的政府是不同的，他们的政府向人民要粮、逼款，是欺压人民的。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比如办供销合作社，就是群众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们要到群众中调查研究，看群众迫切需要哪些东西，比如布匹、火柴、食盐。你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会后不久，保安很快办起了供销合作社，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1944年的一天，毛泽东问当时担任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同志，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毛泽东继续引导对方思考：“是不是水有问题？请中央医院去把水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半喜半疑地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听了张的估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过了没几天，当张汉武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时，想不到毛泽东已向中央医院打了招呼，要他们马上到侯家沟帮助群众验水。
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饮水中含有大量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医院对饮水及时进行了无害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终于使这两个村庄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毛泽东办事雷厉风行，他日理万机，但是，只要是有关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和困难，他总会放下一切工作，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决不拖延。他的这种作风是他工作作风的体现，更是他爱民心切的显露。
二、相信群众，了解群众
（一）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在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和政治生涯中，他一直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所以，他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时，处处表现出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尊重、维护、关心和爱护。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也是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有了这种道德认识，便会产生热爱群众的道德感情。这种感情是对于所接触的群众的一种喜悦心情和真诚态度。毛泽东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表现出了深厚的、浓烈的、稳定的、持久的热爱群众的感情。在这方面，有许多深刻的教诲。他在建国后的20多年时间中，热爱群众之心经久不衰，热爱群众之言连绵不断，热爱群众之心足为典范。
毛泽东历来非常关心群众生活。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各项重大活动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1950年，毛泽东对安徽、河南水灾的严重情况十分关心，提出下决心根治淮河。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亲自撰写的许多篇序言中，表现了他关心贫下中农生活、赞扬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度热情。当时，他提出的发展农业的许多具体措施和要求，表现了急于改变农民生活的迫切心情。
毛泽东对工人和城市失业者也相当重视。1951年，由于管来信的同志没有及时处理石景山钢铁厂工人来信，毛泽东大发脾气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员！”1957年，他看到反映失业问题的报告，在批语中写道：“失业问题仍颇严重。”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了解到农民吃饭问题严重，在一段时间，心情沉重，以不吃肉、不吃细粮的行动来寄予同情。他关心农民的看病、健康及文化生活问题，严肃提出了医务、文艺工作者下乡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当作胜利之本，力量之源的感情是同接近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实际行动分不开的。他在建国后多次告诫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要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他在1957年说过：“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同年，他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讲过：“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毛泽东在1958年1月亲手拟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第二十六条中讲道：“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这说明了他对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关心。
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在1956年便严肃批评干部中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的危险倾向。到20世纪60年代，他对于干部中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的现象既深恶痛绝，又十分担心。他在1963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之一是：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尽管当时有夸大阶级斗争的“左”的错误，但他重视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珍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同群众见面。长江中游、黄河之滨、淮河地区、沿海一带、韶山故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笑影。凡是见过他的工人、农民，无不为他真挚坦率的谈话所感动。60年代以后，他深入基层的时间少了，但他时常惦念着农民生活，经常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到各人家乡去了解农民呼声。毛泽东热爱群众，喜欢接近群众的性格，也表现在同身边工作人员的坦率交往。他的卫士、医生、秘书无不感到他待人热情直爽、宽厚诚恳、谈吐自然、无拘无束。他在日常生活中永远保持着伟大人格的自然本色，没有领袖的架子和腔调。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都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呼声，为党制定出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关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能够将这些政策、方法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把它简要地归结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深入群众中去，把广大群众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提出的要求和愿望，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加工制作，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可见，“从群众中来”就是集中群众意见，加工群众意见的过程。为此毛泽东在处理群众关系时深深懂得自己的头脑不过是个“加工厂”，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群众的实践。为了获得所要加工的原料或“半成品”，他放下官架子，虚心向群众请教，甘当小学生。
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与会者有各县县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会议。会议进行期间，突然天降暴雨，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县长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去之后，街上老百姓当中有议论。有人说：为什么雷公没有劈毛泽东？保卫部门听到这句话后，决定追查讲这话的人，但是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追查，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反复思索着为什么被群众“骂”，并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才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如果做错了，就要敢于承认。后来调查发现，是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了。陕北这么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20万担(每担300斤)公粮，所以群众有意见，故借“劈雷”事件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担减少到16万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