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那年，老舍自己的工作，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他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那时候花十五个小铜子就能吃顿饱饭。一份肉丝炒三个火烧，一碗馄饨带沃两个鸡蛋，不过是十一二个铜子就可以开付；要是预备好15枚做饭费，那就可以弄一壶白干儿喝喝了。
那时候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于是化整为零与化圆为角的办法使老舍往往须当一两票才能过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发钱，而钱又是一律现洋，他或许早已成个“阔佬”了。
无论怎么说吧，一百多元的薪水总没教老舍遇到极大的困难。每逢拿到几成薪水，他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他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让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他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抽。因为看戏有了瘾，他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候，他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来。
喝醉归来，有时候老舍把钱包手绢一齐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天醒过来，在伤心之余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
一次，老舍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里。一位好友从柳泉居运来一坛子“竹叶青”。又约来两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是不会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来。
坛子虽大，架不住茶碗一个劲进攻；月亮还没上来，坛子已空。干什么去呢？
打牌玩吧。就这样，老舍学会了打牌。
但老舍知道自己永远成不了“牌油子”。他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地把胜负交与运气。他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张儿，他只想象的希望来了好张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缺欠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老舍决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他便坐下了。
事后老舍先生指出：“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了，谁都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
在这时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将，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
好在老舍先生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他去，他都没有答应过一回。
老舍回忆说：“可是、烟、酒、麻将，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
加上生活上的不顺心，老舍得了很重的病。
病的初起，他只觉得浑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汗。他知道要不妙。两三天下去，他服了一些成药，无效。
经一位大医院的“先生”治疗，老舍总算挺了过来，但头发都脱落光了。
老舍回忆道：“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
经过这一场病，老舍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