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要行使厚黑必须顺应这种变化，不能食古不化，冥顽不灵。如果不能明白这点，小则厚黑学不通，大则身败名裂，自取灭亡。
商场就是战场，态势瞬息万变。要在动荡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见风使舵，学会变不利为有利的厚黑谋略。
胡雪岩是近代最成功的商人，最善于应对变化，把危局变成胜局，利用变化的机会争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胡雪岩是乱中取胜的高手。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起义，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机会，自从他靠王有龄起家后，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但不久太平军攻占杭州，玉有龄自杀身亡，他失去了靠山不说，还面临着一次重大变故，几乎将他逼入绝境。
胡雪岩的生意基础是钱庄、当铺、胡庆余堂药店，这些大部分都在杭州，他的家眷也留在杭州。杭州被太平军占领，他的所有生意都将被迫中断，他还必须想办法从杭州救出老母妻儿，所以说，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财多遭人忌。战乱之中，针对胡雪岩的谣言顿时四起，有的说他以为杭州购米为名骗走公款滞留上海，不敢回来；有的说他手中有大笔王有龄生前给他营运的私财，如今死无对证，被他吞没。甚至有的人谋划向朝廷告他骗走浙江购米公款，贻误军需民食，导致杭州失守。
如果胡雪岩应对不好，不仅会被朝廷治罪，而且即使杭州被朝廷收复之后，他也无法再回杭州。即使不被朝廷治罪，他也不能顺利返回杭州，因为失去了王有龄这个靠山，他的生意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他的钱庄本来就是由于王有龄这一靠山得以代理官库发迹，而他做军火生意，更离不开大树的荫蔽。失去了靠山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而对这一重大变故，胡雪岩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从这些不利的因素中，准确地预见出了可利用的因素，作出了绝妙的对策，变害为利。
留在杭州城里的那些人，其实已经在帮太平军做事了，否则也很难生存下去。他们之所以造谣生事，是因为太平军也在想方设法诱招胡雪岩回杭州，而那些人不愿意他回杭州。胡雪岩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理，确定了两条计策：
首先，他不回杭州，避免与这些人正面交锋，他知道他的这一态度一旦明确，这些人就不会进一步纠缠。
其次，胡雪岩不仅满足他们不让自己回杭州的愿望，而且还亲自出面，特别向闽浙总督衙门上报，说是这些陷在杭州城里的人实际上是留作内应，以便日后相机策应官军。这更是将不利转化为有利的极高妙的一着：表面上是给了这些人一个交情，暗地里却是把这些人推上了火坑，如果这些人不肯就范，仍旧企图加害他，他可以随时将这一纸公文交给占据杭州的太平军，说他们勾结官军，他们肯定会遭受灭顶之灾。
同时，胡雪岩此时手上还有杭州被太平军攻陷之前为杭州购得的1万石大米。当初这l万石大米运往杭州时无法进城，只得转道宁波，赈济宁波灾民，并约好杭州收复后以等量大米归还。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胡雪岩决定，一等杭州收复，马上就将这1万石大米运往杭州，这样既可解杭州赈济之急，又显自己做事的信义，诬陷他骗取公款的谣言也可以不攻自破。
后来左宗棠收复了杭州，胡雪岩就将1万石大米运到杭州，直接向带兵收复杭州的将领办理交割，这样不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更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左宗棠将他引为上宾，并任命他全力负责善后事宜，这样，胡雪岩又得到一位比王有龄更有权势的靠山。
在充满危机的变故中，胡冷静应付，把原来看似不利的因素，变成了可以为自己所利用的有利因素，给重新崛起创造了绝妙的机会。
变化须讲谋略。没有谋略的变化，是愚蠢的变化。就像没有点睛的龙，不过是一条死龙而已。善谋之士，一定就是善变之士，驾驭各种变化规律，为己所用，才可反败为胜，无往不利。
做生意要活，不要死守一方，要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灵活反应，行动要迅速，要想到了就立即着手去做，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胡雪岩的厚黑生意经就是以快打慢，灵活机动，四下出击，每次都给为自己点出一条财路。
变即快速反应。胡雪岩有一句至理名言：“天变了，人应变。”“天”即指时势时局之意。“天变了，人应变，”其意是指时势时局变化了，人也应该做出与之相应的改变与调整，以顺应时势与时局。
为自己开拓财源，要有精明的生意人的厚黑眼光，要能看得准，看得远，同时还要眼界开阔，头脑灵活，见风使舵。不要死守住一个自己熟悉的行当，而要善于在其它行当中发现可以开发的财源，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投资经营范围。一个生意人如果只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反败为胜了。
袁世凯的阴谋能够实现，跟他的见风使舵有很大关系。在纷繁复杂的权力场上，看清楚哪一方权力更有利于自己，便投向哪一方。在袁吐凯的人生哲学中不存在背信弃义，而只知有奶便是娘。因此他从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会招人唾骂，只要结果对自己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调转船舵。
1898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但由于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进入中国，在国内设立了许多租借地和势力范围，把国内的经济搞得一团糟，这也就严重地威胁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因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派吸收日本和俄国的变法经验，决定要变法就要从皇帝开始，自上而下发布变法诏书。这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的体现。维新派的这种变法思路必然需要得到皇帝的认同，才可以进行。康有为曾前后五次上书，说服光绪皇帝推行变法。言词非常恳切。光绪看了这份奏折后，非常感动，这使他在困难之际，看到了曙光，于是同意康有为提出的变法政策，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死守祖宗之法，坚决反对变法。由此形成帝党与后党的尖锐对立。
顽固派的势力很强，光绪所颁布的新政诏书被搁置一边，成为一纸空文。并且还有谣言传出，慈禧与光绪将一同前去天津阅兵，阅兵之后将废除光绪。维新派面对这重重的阻力，深刻感受到赤手空拳是无法与顽固派抗争的。于是，他们要尽快寻找可靠的拥有兵权的人来帮助推动变法运动，否则光绪一旦被废除，变法必然会失败。
这时，维新派看中了袁世凯。袁世凯此时正是天津小站的督练官，又是直隶按察使，拥有重兵。另外，维新派之所以看中袁世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袁世凯在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变法热情。
在康有为创立强学会时，袁世凯曾积极地帮助康有为，自愿捐款500元，还发动别人来捐款。在变法维新处于高潮时，袁世凯也曾发表过一些慷慨激昂之间，例如他曾说过：“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尽管袁世凯并未对变法维新发表过多少高见，但这种口头的支持性话语，给人的感觉是袁世凯是支持维新派的，因此康有为等人坚持认为袁世凯一定会支持变法。康有为曾说过：“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界，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光绪皇帝当然也知道袁世凯的重要性，就亲自召见他，并问道：“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
袁世凯立即赌咒发誓：“臣当竭力以答复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光绪见袁世凯的诚恳之心溢于言表，对他就不再怀疑，并给他加官，任为侍郎候补。
维新派令谭嗣同立即与袁世凯联系，让其更加支持变法。谭嗣同对袁世凯说：“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由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又说：“荣禄近日献策，将废立吾君，公知之否？”接着，谭嗣同将维新派的行动决定告诉了袁世凯，并要求袁世凯将荣禄杀死。
袁世凯当场表示赞同，他满口说道：“等到天津阅兵时，皇上驰入我营，一旦发下号令，则杀荣禄如同杀狗耳。”
然而，袁世凯在与维新派保持联系的同时，也与顽固派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袁世凯仔细对比了维新派和顽固派的实力，他判断出软弱无力的光绪必定会失败，而势力强大的顽固派将是胜利者。顽固派有荣禄掌握的数万军队，还有准、练军几十营和宫内的旗兵。而袁世凯自己仅有7000人马，在这种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是无法取胜的。于是袁世凯决定向荣禄告密。第二天，光绪帝就被软禁了起来。
袁世凯在追剿维新派的时候，表现得极其卖力，将谭嗣同等“六君子”处死。然后，他又在维新派人士的谩骂声中，享受着慈禧给他的奖励，继续玩弄自己的厚黑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