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墨子从“国家人民之利”的立场，他主要是针对贵族阶级的奢侈浪费以及腐朽享乐的生活提出了节用的原则。
墨子认为，古代圣人治政，宫室、衣服、饮食、舟车只要实用就够了，不必非要豪华奢侈。而当时的统治者却在这些方面穷奢极欲，大量耗费百姓的民力、财力，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甚至让很多男子过着独身生活。这篇“节用”主要是通过古代的圣人与当时的统治者进行对比，进而得出要想一个国家繁荣富强，就必须要在这些事情上“节用”，这也就是他所主张的节用说的主旨：一切从实用出发，凡不利于实用，不能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应一概取消。
墨子认为凡是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都必须以实用为主，他反对华而不实的铺张浪费，他认为要想减少人民的负担，就必须限制王公大人们的奢侈浪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用财不费，民德不劳”。
墨子通过圣人对饮食、衣服、兵器、制造船只、节葬等制定的法则来阐述节用的重要性，一切东西只要实用就行，不奢求华丽的外表，这样的结果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而当时的统治者却正好相反：他们不在满足于追求实用，而是通过华丽的外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认为只有这些才能代表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这样的结果是劳民伤财，人民不是饿死、冻死，就是过着独身的生活，大量的财富被消耗在无用的东西上。因此，在本篇中，墨子主张一切事物对人民实用的就实行，不实用的就抛弃。
活学活用
墨子《节用》篇的主要精神在于先要照顾广大人民的利益，先求人民的生活不饥不寒，然后再说发展国家。他对“暴夺人民衣食之才”剥削者的罪恶现象不是默不作声，而是提出了强烈的反抗，但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他又不得不向贵族阶级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
人才与职位要相称
《墨子·节用》篇有：
“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赣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意思是说，凡是天下百工，如造轮车的、制皮革的、烧陶器的、铸金属的、当木匠的，使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
《墨子·耕柱》中也有：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譬如筑墙一样，能建筑的就建筑，能填土的就填土，能测量的就测量，这样墙才可以筑成。行“义”也是如此，能谈辩的就谈辩，能解说典籍的就解说典籍，能做事的就做事，这样“义”事也就可以办成了。
墨子是强调因人之才合理分工，各尽所能，将每个人置于最适合的岗位工作，这样才能使整体利益最大化。
企业任人时，领导者对人才也一定要量体裁衣。既不能让统御千军的将帅之才去做伙头军，也不能让县衙之才去当宰相；既不能让温文儒雅、坐谈天下大事的文官去战场上驰骋，也不能让叱咤风云、金戈铁马的武将成天呆在宫廷内议事。而应该辨清各自的特长，派其到相符的地方或授予相应的职位。
不当其位，大材小用或者小材大用都是任人失败之处。不当其位，当然就无法发挥人才的长处，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大材小用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必挫伤人才的积极性，使其远走高飞，另谋高就；小材大用只会把原来的局面越弄越糟，成为企业发展路上的绊脚石。“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古人已经给现代领导们做出了榜样。
狄仁杰就是一位善于任人的官吏。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朕欲得一贤士，你看谁能行呢？”狄仁杰说：“不知陛下欲要什么样的人才？”武则天说：“朕欲用将相之才。”狄仁杰说：“文学之士温藉，还有李嵋等，都可以选用；如果要选用卓异奇才，荆州长史张柬之是大才，可以任用。”武则天于是擢升张柬之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武则天又问贤，狄仁杰说：“臣已推荐张柬之，怎么没任用？”武则天说：“朕已提拔他做洛州司马。”狄仁杰说：“臣向陛下推荐的是宰相之才，而非司马之才！”武则天于是又把张柬之升迁为侍郎，后来又任他为宰相。事实证明，张柬之没有辜负重任。可见狄仁杰多么懂得任人应当其位的道理！
在考虑能当其位的过程中，领导不能仅仅以人才能力的高下来衡量，还得考虑人才的性格、品行。如果此人性格懦弱、不善言辞，则不宜让他担任公关和推销方面的任务；如果他处事较随意，且常出一些小错，不拘小节，就不应任用他做财务方面的工作；如果品行不太端正，爱占小便宜，且比较自私，对这种人尤其要小心任用，最好不要委以重任或实权，而应使其处于众人的监督之下，不致于危害大局，一旦发现其恶劣行为，立即严惩不怠，绝不心慈手软，以防止“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所以，作为领导，在任人时一定要就人才的能力、性格和品行等方面综合考虑，再授予其一个适当的位置。
此外，领导者还需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年龄。一些工作岗位可能有两人可以胜任，一个年轻，一个年长。对此，领导者就应该考虑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年轻人热情奔放，充满活力，且敢闯敢拼，创造力强；中老年人沉稳、冷静、忍耐力强，且经验丰富、老道。年轻人缺乏的是经验，中老年人缺乏的是闯劲。了解到这些，领导就可以根据该项工作的特征确定合适的人选。
智慧金言
领导还不能忽视年龄层次问题，机关部门、事业单位的年龄层次可以适当偏大一些，姜毕竟还是老的辣。而企业的年龄层次宜年轻化一些。对企业领导，如果发现有几人都能胜任某一项工作时，可尽量任用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精力充沛，后劲十足，工作年限还很长，而年纪较大的人可能即将离任。这样就可避免企业出现人才断层，有利于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皇太极十年求得祖大寿
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大军围攻大凌河，城中明军总兵祖大寿虽仅步骑一万四千人，却顽强抵抗。祖大寿是明朝镇守关外的重要将领之一，以谋略高深，能守善战而著名。皇太极深知祖大寿是辽东明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爱惜其才，早就筹划要招降祖大寿为他所用。自围城开始便写信劝降祖大寿，祖大寿明确回答说：“我宁死于此城不降也”，坚守城池近四个月。
由于援兵无望，“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大寿等力竭计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祖大寿决定施用“投降”之计，出城“归降”。
皇太极闻讯格外高兴，派出诸贝勒出迎一里，自己则出幄外迎接。十月二十八日晚祖大寿到太宗御营与皇太极相见，皇太极不让祖大寿跪拜，而以抱见礼优待，并礼让祖大寿先入幄，祖大寿不敢，谦让后，皇太极与他并肩入幄，极示尊敬之意。在丰盛的宴席上，皇太极亲自捧金卮给祖大寿酌酒，还赏给了黑狐帽、貂裘、金玲珑、缎靴、雕鞍、白马等珍贵物品。祖大寿感激不尽，以妻子尚在锦州，请求允许他回去设计智取锦州。皇太极当即表示同意，祖大寿一去便不再复返。皇太极却仍对包括祖大寿的子侄祖可法、祖泽洪、祖泽润在内的大批降将实行“善抚”政策，分别予以重用。授其子祖泽洪、养子祖可法为一等梅勒章京；侄子祖泽润三等昂邦章京。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亲自赐宴和赏赐给他们各类财物，包括庄园、奴仆、马匹、银两、衣物等，使降将感激涕零，愿为太宗效犬马之劳。
皇太极善待和重用降将政策对明军将领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参将孔有德、耿仲明率官兵数千人自山东登州航海来归。此后，又有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石城岛总兵沈志祥等带领大批官兵、人口来降。皇太极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其他各官也视功劳分别封赏，并赏赐大量珍宝财物。孔、耿、尚率部来降，不仅给后金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使后金在同明朝进行改朝换代斗争中打开了更广阔的道路，而且使后金社会内部发生了新变化。清太宗下令孔、耿所部旗纛用皂（黑）色，后来规定孔、耿与八和硕贝勒同列一班，并为之营建府第。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而孔、耿与尚独立分管两支由汉人组成的部队，获得类同八旗主一样的权利。孔、耿、尚的来归成为太宗编制汉军旗的开始，使清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孔、耿、尚为清朝的统一全国建立了汗马功劳。
祖大寿自大凌河一去不复返，在此之后又与皇太极兵戎相见。皇太极并不因祖大寿负恩背约而恼怒，仍是一如既往，以诚相待。他殷切致书祖大寿：“自大凌河别后，今已数载，朕不惮辛苦而来，冀与将军相见。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决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皇太极对祖大寿不计前嫌，执意收降以用，其真心相待，见于言语之中，但祖大寿始终避而不见。
清太宗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清军在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率领下包围锦州。皇太极指使祖泽润等联名修书诱劝祖大寿乃早归降，并亲自派人到锦州说服祖大寿的妻子，令其以利害开导祖大寿降清。祖大寿仍不为所动，等待援兵，坚守城池不降，使清军多有失利。明崇祯帝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13万驰援锦州。皇太极从盛京赶到前线，指挥清军在松山与明援军激战，大败明军，擒获洪承畴。在此形势下，皇太极再派祖大寿之弟祖大成入锦州劝说祖大寿投降。当时的锦州军心瓦解，“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祖大寿无计可施，最后决计献城归降。
祖大寿献城投降，皇太极十分欣喜，指令将祖大寿带到盛京。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满清诸多文臣武将要求太宗将其处死，祖大寿自己也深感前番诈降之事无颜相见。但皇太极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了祖大寿近十年，相见时皇太极仍以诚相待，他宽慰祖大寿说：“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祖大寿感恩不尽，表示愿效力疆场。皇太极命祖大寿仍为总兵官，隶正黄旗，并给予了重赏，“赐赍优渥”。
智慧金言
只有人才与职务相匹配，才能让你得到一位有胜任能力的部属。否则，轻则影响人才的发挥，重则造成人才流失，甚至使企业元气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