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雷夫斯
1956年我生儿子那时，在医院里和一位年轻妇女住一间病房，她在同一天也生了一个儿子。也许是由于我的双亲开有一家花店吧，我们的病房里很快就充满了玫瑰花的甜香。
在第七次给我送来花束时，我却感到有些不安起来。因为和我同病房的妇女从没有收到过一朵鲜花。她坐在床边，探身欣赏着刚刚送到的花束。她年轻、漂亮，但她褐色的大眼睛中的某种神情使我感到：对她这样年纪来说，似乎已经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艰苦和忧伤了，我感到她过去也总是只能欣赏别人的花朵。
“我在这儿一直过得很愉快，”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而想要让我放心才这样说，“我真有幸能和你作伴。”
不过，我依然觉得有些不自在。要是有那么一种神奇的按钮，我只要一按就能消除她眼中的忧郁，那该有多好哇！
不过，我想至少我还可以给她搞点花来。那天当我父母看望我时，我便要他们给安也送点花来。
正当我和安用完晚餐，鲜花就送来了。
“又给你送花来啦。”她笑着说。
“不，这回可不是给我的。”
我看着卡片说，“这是给你的！”
安默默地长久地凝视着鲜花。她的手指在浅蓝色的靴形瓷瓶上抚摸着，又轻轻地抚摸每一朵插在瓶中的艳美的玫瑰花，似乎想把这一切深深地铭刻在心上。
“我该怎么谢谢你才好呢？”她终于柔声问道。
我有点窘，对我来说，这一点点好意又算得什么呢！
我在1956年那一天生的儿子成了我们夫妇的独生子，将近21年来，他用爱和欢笑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感到心满意足。但是，1977年4月复活节的早晨，经过一场与癌症进行的漫长而痛苦的搏斗之后，他静静地死在我们的怀抱之中了。
丧礼是在家中举行的。当我孤零零地跟儿子待在一间弥漫着玫瑰花香的屋里时，有一个信差送来一小瓷瓶鲜花，直到我们乘车去公墓的路上我才看了卡片：“献给约翰·格雷夫斯--与你同一天出生在纪念医院里的孩子和他母亲谨上。”
这时，我才认出多年以前我送给一位，忧郁的年轻妇女的这只靴形瓷瓶，今天这瓶中又一次插满了玫瑰。我和安早就失去联系了。她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儿子，也不知道他患病。她一定是看到报上的讣告了，我把卡片递给坐在我身边的妈妈，她也想起来了。
“这是一种友好的报答。”妈妈说。
几天后，我们夫妇和家里人一起上公墓去给约翰扫墓。那瓶玫瑰还在墓边，上边堆叠着高高的花圈和花枝。
“怎么会有人送这玩意儿作葬礼，”有人在说，“如果是为祝贺新生儿，那还差不多。”
“它原是祝贺新生的，”我丈夫静静地说，“约翰降生在永生之国了。”我吃惊地瞅着他，我知道，对一个从来没有直率地谈及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说出这些话并不容易。
他抽出鲜花，将那只靴形瓷瓶递给我。我捧着它，就像当年安所做的那样，用手指抚摸着它，一边思索着它所包含的种种含义。我想到岁月流逝，但友谊依然常青；
我想起了记忆长河中的感激之情，还有最重要的是新生的希望。现在正是这些在安抚着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