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两人的安全，陆柏泉和母亲一起动手，在阁楼的前面把稻草堆满，站在阁下看起来，仿佛阁上堆的全是稻草，另外用一只尿桶放在稻草堆的后面，吃饭喝水，由陆母从梯上爬上落下送水端饭。每天饭菜，总有鱼肉荤腥或鸡蛋。春节前一天，陆母以农村中招待贵客的传统习惯，对孙、吴两人烧了线粉鸡蛋，里面不但有3个鸡蛋和粉丝，还有鸡肉和肉圆、木耳等配料，满满两大碗，陆母放在竹篮里送上阁楼，劝两人吃完。她对两人这样说：“我们穷苦老百姓吃尽东洋人的苦头，东洋人走了，国民党的人三天两头来捉鸡打狗拉人，使老百姓不得安神。俞县长在这里，大家安居乐业，你们是为老百姓受伤的，这几个鸡蛋给你们补补身体，是老百姓的一点心意，治好了伤到部队去打反动派。”陆母还说：“你们安心养伤，就和自己家里一样。”这一席话，使两人十分感激陆妈妈深厚的阶级感情，表明军民一家的鱼水深情，孙、吴两永远也忘不了陆妈妈的肺腑之言。
经过一多月的休养，孙立夫的枪伤已经痊愈，吴鸿海的腿也不再酸痛，可以归队了。就在1947年2月上旬一个夜晚，由交通员把两人领到郑陆桥街上一家联络处，第二天傍晚，再由另一交通员把两人领到横山桥北面的一个尼姑庵中见到了张志强和王鹏。孙、吴两人随即归队与十地委警卫班的20多人一起投人了新的战斗。
这是吴鸿海同志在40多年后的回忆，他当时化名顾洪，解放后在吴县第二人民医院王作。由此可见陆妈妈的深情挚意，代表着广大母亲的心愿，对吴鸿海同志的印象是何等地深刻！
战士的意志
陶士林同志，1947年元月2日在天花庄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7年元旦凌晨陶士林随十地委武装渡江南下，隆冬寒夜，队伍到达岸滩，船靠不到岸，又被守堤敌军发现，对登陆部队用机枪扫射，战士弃船跳水，涉水冲上岸去，陶士林也和其他战士一样，踩着两尺多深的彻骨冰冷的江水，攀爬上高堤坝，坎坷不平的芦滩地冻得象石头一样硬，绽露在地面的割去芦苇的芦根尖，似一簇簇削尖的锋利的尖刀嵌在铁板上一样，战士的鞋子被坚利的冰棱和芦根刺穿，戳穿脚底板，鲜血淋离，沾满鞋底，可谁也不吭声，一股劲地往岸上冲。
当时多数同志只有一双鞋，而且多半破旧穿帮，陶士林穿的就是一双通底鞋，在冰地上几踩，鞋底就掉下来了，鞋帮还套在脚上，顾不得许多，光着脚板跟着队伍一直走到东双桥。两个小时后又遭申港来敌袭击，他赤着脚走路，直到天黑，撤到西石桥以西的社渎村，想向老百姓借鞋，但他身材高大，脚也大，无法找到合脚寸的鞋子，一位农民看着心疼，就送一双旧棉鞋，脚寸还是小，脚后跟拖出鞋子一寸余。陶士林拖着这双小号棉鞋行军80多华里，来到天花庄时，脚板的伤口严重肿胀，还带着几个大水泡，他不喊一声痛，也无一句怨言。
天花庄突围时，陶士林脚肿得难以行动，为了整个部队胜利突围，不给部队增负担，要求独自留下，依靠群众掩护，埋伏下来养伤，伤愈后重返部队。部队领导和同志们虽一再动员他坐担架随部队突围，但他坚决不肯，向首长表示：“请首长和同志们放心，如能幸存，一定赶上革命队伍，如遭危险，一定为革命争最后一分光！”他带有一支弯柄的中正式步枪，埋伏在村民郑乃昌家楼上的厢房里，时刻警惕着敌人的侵袭。
部队突围后，国民党军队蜂涌进村，大肆搜查，恣意抢劫群众的财物。敌兵搜到郑乃昌家，一个自卫队员刚爬上楼梯，被陶士林一枪击毙，滚落于地，其余敌人也被陶土林的突然一击吓得不敢靠近，慌忙退出门外，躲在一边高喊：“缴枪！投降！”陶士林气愤不过，隐蔽在楼房窗户旁，向敌人射击，一枪一个，打死打伤敌兵五、六个。敌人无计可施，决定烧房，逼陶士林出楼投降。于是把村民郑木林叫来，迫他去放火，郑不肯，敌兵在他脚上捅了一刺刀，又强迫一个路过的竹匠去放火，又遭拒绝，敌人瞄准他大腿打了一枪，最后逼房主自己放火烧自家的房屋，房主实在为难，他于是假装放火，在室内用草点着了火，一把把抛向屋外窗外，自己转弯抹角巧妙地跑掉了。敌人见无人放火，驱赶士兵前去放火，在墙上敲几个洞，将火把塞进楼房、厢房，不多时，火势蔓延。这时陶士林弹药已尽，仅有最后一颗手榴弹了。他把步枪机柄及另件拆开，甩入火堆，拉动手榴弹引线，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轰”一声巨响，陶士林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为革命争最后一分光！”
五、金柯叛变
1．金柯离队去上海
金柯原定于1947年元旦与武装部队一起在靖西渡江南下，但他以合法身份绕道上海，直到2月4日才和赵万和等9人从上海乘火车回丹北，陈云阁派交通员把他接到宿营地。金柯听了陈云阁带领地委武装到达江南后，一日数战，在敌人重兵布防的心腹地区，大部队目标大，难于立足，经过讨论分散到各县去活动的情况汇报后，金柯立即决定通知已分散各地的武装再集中起来，到镇句地区十里长山创建游击根据地，陈云阁等争执无效。但是，集中行动的武装当日就遭到国民党的重兵“清剿”，虽屡次转移，总摆脱不了敌人大部队包围追击。部队集中，给养困难，群众顾虑，不敢掩护部队，造成丹北地区的坚持斗争陷于极度困境。在短魏家埭一次突围战斗中，金柯自己亦在敌人的袭击中腿上负轻伤，在丹阳前乌戎家村养伤。
金柯写条子派魏福海去聂家村通知乡长聂思常，要他解决部队给养经费。陈云阁认为大地主不可靠，金柯认为抗战时的朋友没问题。聂思常问清了金柯的驻地和兵力情况后，连忙去盂河据点报告国民党驻军。3月26日，敌人跟踪包围戎家村，警卫员张汉元突围牺牲，金柯在陈云阁等火力掩护下独自离开部队，从陵口乘火车到上海与杨斌住在一起。
苏中区党委获悉金柯负伤在上海杨斌处住下的情况，当即通知金柯去苏中，并任命杨斌为十地委副书记。但金柯未去。由于叛徒出卖，5月14日金柯、杨斌在住处同时被捕。
金柯还未到丹北地区之前，原苏中五地委敌工干部周克平、田学圃已先后投敌叛变，因而十地委南下，早已为国民党当局得知。1947年5月上旬，叛徒周克平侦悉十地委在镇江城内的联络点，逮捕了以国民党军官身份为掩护的联络员陈言农，并追问陈妻陆洁如的下落，陈供出其妻在上海帮佣。周克平率领军统特务押陈言农至上海陆洁如处，逮捕了赵万和，赵万和供出金柯的住处。
2．叛徒金柯
杨斌被捕后，坚贞不屈，不久，被敌人杀害。金柯被捕后即叛变，受敌布置，先后到南通、无锡等地进行破坏活动，并建立军统特工站，金柯任站长，另一叛徒刘荣和任副站长，专心研究破坏丹北地区的党组织，以致丹北的敌我斗争更为错综复杂，地方干部被捕被杀事件连续发生。
在此情况下，陈云阁等同志贯彻执行华中工委指示，积极向敌占城镇和铁路南线发展，抓紧恢复茅山地区的革命阵地，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陈云阁又利用金柯派人来与赵文豹联系的机会，了解金柯反革命活动的阴谋和计划，乘机争取若干党员与民主人士进行反金特斗争，使金柯与刘荣和特务活动日益孤立和失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攻中原地区后，金柯由敌特头子布置妄图重新钻进中共党的内部，阴云阁遵照上级指示与赵文豹将计就计，同意金柯到丹北地区来，最后决定给金柯几两黄金，让他去江北自投罗网。当年10月金柯到了江都县境，很快被押送去华中工委关押审查，解放后被镇压了。
六、李顺之奉命赴沪幸脱险
金柯在上海被捕叛变之事，起初，陈云阁、张志强并不知道。5月14日前的几天，张志强派李顺之去上海向金柯汇报情况、请示工作。
从澄西到上海，交通方便，一天之间可以跑个来回。但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严密的地方，军警宪特横行。李顺之在澄西农村坚持一年多，面孔已“红”，骤到上海无可靠的社会关系，讲话口音也不同，于是找到汪明的胞兄汪林林陪同去上海，为李带路，安排食宿，以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汪林林和汪明一样，家境贫寒，从小学裁缝，在上海做工多年，岳父母家亦在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林林和爱人回到老家三河口，以缝衣度日，生活清苦，但为人忠厚老实，勤苦持家。在汪明的影响下，对党和地下工作者忠心拥护，支持汪明工作。他对陪同李顺之去上海，欣然同意。
李顺之与汪林林年龄身材，均相仿佛，由林林购制一套便服，打扮成普通商人模样，头戴藏青色礼帽，身穿灰色布长褂，西式长裤，平底布鞋，携带身份证，化名王锦璋，带一把雨伞，于一天下午跟着林林，从篁村西南的南郭庄仲家头村保长朱荃生家出发，因当地距常州火车站较近，可以避过可能碰上的熟人。两人步行到常州火车站乘车到上海，住在汪林林的岳父家。林林的岳父母均已去世，他内弟媳在家，待人很有礼貌，室内亦颇整洁宽敞，未遇外人来往，第一天顺利过去。
规定的联络地点在法租界某弄的×号房子，离林林岳家很远，无直达电车可乘。第二天早饭后两人商定雇三轮车去联络点，为避免意外，雇车的车费交林林带上，因为他能讲上海话。两人也就边走边搭讪着雇车。
林林喊：“三轮车，到法租界×地，多少钱？”
车夫：“8角。”（关金券）
林林说：“4角，去不去？”
车夫：“不去。”
第一辆没有雇成，继续步行前走。第二辆也没雇成。林林只肯4角，车夫非要7角不可。连续四、五辆没有雇成，李顺之急着到联络点接头，对林林说：“贵就贵点吧！”林林说：“省几个钱总是好的。”
行了一段路，再遇到三轮车，讨价还价，最后以6角成交。两人坐上三轮车直奔联络点。谁知跑了一阵，车夫突然停下来，用苏北话招呼说：“先生，那个地方我不认识，请重新叫车吧！”据说这是车夫要顾客加钱的手法。两人下了车，林林付车资时扣去他五分钱，一来二去又耽搁了一会儿。于是，再雇车前往。按秘密工作的经验，来到联络点之前的马路三叉处，两人便下车缓步而行，李顺之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出现的情况。
联络点在一条弄堂的弄底小洋房内。弄堂较宽阔，水泥铺地，两旁是整齐的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站在弄堂口，一眼就可看到弄堂内的动静。看到联络点的单门正对弄堂。李、汪从马路上折回弄堂口时，看到两个中年人站在弄堂中段的一侧边谈话边吸烟，李快步超过汪林林走在前面，边走边摸香烟，到两人身边停下来。随即招呼：“对不起，对个火。”站着抽烟的一个中年人，伸出手来，递过烟头，嘴里说：“触霉头！”李顺之观察了对方神态，对上了火，交还烟头，道声“谢谢”，认定两人并无可疑，便转身直向联络点门口走去，林林也跟着走到门口。
联络点的门是朝里开的单扇木门，李顺之按联络信号敲门，不出三下，听到脚步声从楼梯上走下来，边走边应声：“来啦！”木门就在楼梯脚边，单门微开半扇，瞥见扎着两条小辫的女同志，谨慎地站在门缝边，一手扶门框，一手扶门问李：“什么事？”李站在门外随口回答：“老牛…”，两字刚出口，女的随即猛力把李推开，急促地说：“快走！快走！”随着“呯”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刹那间，李顺之本能地急速转身，低声对林林说：“快跟我走！”林林看见李顺之的形态，跟着急步走出弄堂，踏上马路，折向北走，脱下长袍，摘掉礼帽，一辆黄包车刚从身旁经过，李不问车价跳上车就走，林林也跳上另一辆车跟着就走，飞速回到闸北住处。
在联络点遇到的情况，李顺之判定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变故。下一步怎么办呢？立即回去吗？对组织上怎么讲呢？一定要弄清情况，才是自己应负的责任。反复思忖，不论有多大危险，一定要到联络处向那个女同志问个究竟，但又不便与林林细说，怕引起林林疑虑，达不到目的。
第三天，李顺之对林林讲：“再去一趟。”林林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格！”但又说：“好像出了什么事。”李说：“是的，所以更加要当心。”李顺之让林林带上裁尺剪刀针线包，扮成上门兜生意的裁缝师傅，再到联络点找到那个扎两条小辫的女同志，约那个女同志抱着小孩到苏州河上东新桥北垛和一个手拿雨伞的人碰头。把话向她说完就离开，千万不要停留。如有人问就说是上门兜裁缝生意的。
早饭后，林林挟着裁缝包，还捎些衣料，和李顺之两人离家，坐黄包车到联络点200多米处下车步行，汪林林去弄堂联络点敲门联系。李顺之由此向南踱步到马路交叉口，见对面香烟摊摆在马路边沿，斜面正对弄堂口，还有一个警察站岗，在马路中来回流动。这两种情况昨天似乎没有看到，更加引起警惕。李装成当地群众踱步到小摊旁，慢吞吞地买包香烟，站在摊边拆包，抽出一支吊上嘴角；又买一盒火柴，擦着点烟，刚好警察踱步走近，李又抽一支烟递给警察，给擦火点着，又和摊主搭话。如此一番磨蹭，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弄堂里的汪林林。
林林按李的意见，慢慢走过马路，靠右侧向前步行，走进弄堂去了，弄堂里一个人也没有。李顺之在烟摊旁，时间慢慢过去，默默计算着应是出来的时候了，转身过来，果见林林也从弄堂口出来，向来的路上慢慢走去。李顺之也若无其事地离开烟摊走近林林，急切地问：“约好没有？”林林眼睛望着前面答道：“约好了。”
当李顺之问清了林林在门口碰见了那女子，并且答应一定马上来，也没有遇见别的人，李顺之放心了，便和林林坐一辆三轮车到东新桥北桥柱边等候那位妇女的到来。同时李交待林林在东新桥顶上和南坡观察女同志来的方向，李则漫步于东新桥马路对面观察林林发来的信号。不多时，那位女同志抱着小孩果然出现在来路上。林林上前接应，她一声不响地跟着林林走到东新桥北侧第一根桥柱处停了下来。李顺之迎上前去招呼：“老牛……”她不等李说完，毫不迟疑地说：“金柯、杨斌被捕了，金柯、赵万和很可能叛变了。你昨天到我家之前约10分钟时，一帮特务正在我家搜查。”接着惊讶地说：“你幸亏迟来十几分钟，否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