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破窑洞里，堆满了干柴草，这些柴草全是我和母亲下河滩割回来的。割柴草是为了抵御冬天的寒冷，河湾的冬天是很难熬的，霜冻常常袭击脆弱的生物，比如一只飞翔的小鸟，一只尚在跪乳期的羔羊，一个蹲在墙角失语的老人……他们都需要借助强大的热源来驱逐风寒。
这些干柴草，让我幼小的生命对幸福充满渴望和期待。每一根柴草都是一粒火种，火种越多，火焰越旺，屋子也就越温暖。
被这温暖笼罩的，还有我们家的牛和羊。早在入冬以前，母亲就带上我下滩割野草。那些野草虽经风霜雨打，大多已枯萎，但能救牲畜的命。
我从小在母亲的护佑下，渐渐懂事。可母亲却在一天天变得瘦弱，疾病潜伏在她的体内，变幻着花招折磨她。记得第一次下滩割柴是在我九岁那年的冬天。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母亲躺在炕上，疼痛使她难以翻身。父亲满河滩挖草药熬给她喝，也不奏效。母亲把我叫到土炕前，拉着我的手说：“九娃，从明天起，你就跟我一起下滩割柴吧，你背上早晚都得挎上背篓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背上父亲为我从陈村镇买来的竹蘼背篓，跟着母亲下滩割柴。
刚开始割柴，我连镰刀都拿不稳，几刀下去，柴没割掉，手指却被镰刀割破了皮，血像水一样冒出来，疼得我又哭又喊。母亲摘来一把刺芥草，擦掉我手上的血迹，细声说：“小心点，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说完，又埋头割柴去了。她一边割，一边观察我的动静，满脸愧疚。
事实上，我的小背篓每次都是母亲帮我填满的，单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把背篓填满。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她只所以这样做，不过是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罢了。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下滩割柴，风在河滩上奔跑，路边的小树随着风吹的方向弯了弯腰，又立正了。两只麻雀站在树枝上，脑袋转来转去，抖擞着羽毛，像两个歌唱家在表演节目。到了黄昏时分，晚霞绯红绯红的，仿佛油画家泼洒的颜料，有一种古典的美。沙滩上，一条黄狗摇着尾巴，急匆匆朝家赶，风拉长了它的影子，看上去有些流浪的意味。
母亲背着大背篓，走在前面；我背着小背篓走在后面。我们总是在本该回家的时候才走上河岸。
在我的脑海里，农家的日子，总是不分白昼和黑夜。那时候，母亲给我的最初印象，常跟一个背篓联系在一起。也许因母亲出生河南，从小与逃荒背上背篓四处流浪讨饭有缘故，所以，无论天晴下雨，还是刮风飘雪，她的背上都背着一个背篓。那个背篓里，不是装满柴禾，就是装满野草。由于长期背背篓，母亲还很年轻时候，背就驼了。背驼后的母亲，常喊腰椎疼。有时，她背着柴草，在路上走着走着，病就突然犯了，疼得她直不起腰。遇到这种情况，她也只是靠在土坎上歇一歇，而从未放下过背上的背篓。
我十岁那年，记得有一次跟着母亲下滩割柴，深秋的阴雨使河滩一片泥泞，田野和沙滩都被雨水泡软了，潮湿，虚幻，了无活力，地上的草多半干了，尚存绿意的，也被雨水淋湿，趴在地上，像在对哺育它们的土地忏悔。母亲带着我，从河这边走到河那边，几乎找不到要割的草。她沉默着，一脸沮丧。直到天黑时，我们才割了大半背篓草朝家走。因我人小，走路不稳，且脚底打划，几次跌倒，全身溅满浆泥。母亲为搀扶我，也数次滑倒，葳了脚。我赌气站在路上哭着不走。雨淅淅沥沥下着，打湿了我们的衣服和头发。眼看天就要黑了，母亲焦急地拢拢头发，然后用衣袖抹去我脸上的水珠，牵着我的手说：“九娃，走吧，跟着我的脚印走，这样就不会跌倒了。”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
为让我跟上脚步，走得更稳，母亲故意放慢速度，步子迈得很小。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个水坑，一个个泥潭，果然，我没有跌倒。母亲见我愁眉舒展，越走越轻快，便放开了牵我的手。她说：“我不能牵你一辈子，再烂的路，都得自己走啊。”她一边走一边还唱着童谣：棒槌棒槌叮叮当，你娘把你卖山顶上。
吃猫肉，喝猫汤，眼泪滴在石板上。
石板开花拜海棠，海棠河里洗衣裳。
洗的干干净净的，打发男人上任去。
去时骑的白龙马，回来坐的八抬轿。
走到门前放鞭炮，你看热闹不热闹。
就这样，我跟着母亲的脚印，唱着她教的童谣，一步一趔趄地回到了家里。那一夜，我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眼里同时闪着晶莹的泪花。
大地上生长着一个小小的河湾村庄，小得像一只正睡觉的黄嘴唇麻雀，捧在手心，叫也叫不醒它。河湾夏日的夜，繁星点点，晚风习习。娘扯着我的手准备下地割麦子，我也像黄嘴唇麻雀一样老睡不醒。夏夜的月亮真大啊，靠近了，能听见月亮的呼吸，我用另一只手去抓月亮，第一把，什么也没有抓住，第二把和第三把还是老样子，后来我干脆跳起来去抓。娘嫌我没本事，使劲扯扯我的手，自己却看都不看天上，镰刀一扬，“哗啦”一声，月亮上的河水就流淌下来了，铺天盖地的流淌下来了，凉凉的，滑滑的，颤颤的，像银子。
月光下的麦海里，开始移动着两个黑点，一大一小，黄橙橙的麦浪像雾一样弥漫开来，天地之间的一缕缕薄荷香躲藏在人的嗓子眼，半是憋，半是咽，却拦也拦不住，拐弯抹角还是溜了。下弦月了，有露水，娘怕麦芒刺在我皮肤上起痒痒儿，就给我把袖口和裤口用麦秸杆扎得严严实实的。娘拱着腰，攥着一大把麦杆儿，“哧”的一声，镰刀随便那么一舞，麦杆儿就像我一样很听话。躺在娘的身后，躺成了一座座大山小山。我累坏了，一屁股坐在麦捆上直喘气，问娘：“月亮已经偏西了，这麦子到底要割到什么时候？”娘说：“傻瓜呀，你说呢？”我说：“不知道。”娘楞怔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看看西沉的月亮，看看庄稼地，看着我，渐渐地，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我一惊，一骨碌爬起来，拍拍屁股慌乱地问娘：“听说麦地里有长虫呢，娘，你可别吓我呀！”娘捂着脸“哈哈哈”地偷笑，忽然笑噎住了，眼泪鼻涕都笑出来了。
等笑够了，我和娘开始比赛割麦子，看谁割得快。不一会儿，由于我心急，抢着手脚往前割，把麦杆儿连腰割，或者挑距离麦穗不远的地方割，身后是高高低低的麦茬儿，不论怎么看，都好像狗啃的骨头似的。可是，再回头看看娘身后，麦茬儿齐刷刷贴着地皮，怎么看都像是娘在给庄稼地剃头。我想，过不了一两个小时，庄稼地就会变成月亮地，金黄色的麦浪就会消失，水汪汪的月光就会消失，我和娘也会消失。正想着，我爸拉着架子车来了，他见我无聊，便鼓励我说：“娃呀，好好干，等干完地里活，让你娘给你烙油馍、煮鸡蛋。”我一听，来劲了，急忙放下手中的镰刀，手忙脚乱地帮我爸扛麦捆，装车子。紧接着，跟在车屁股后面使劲推车。庄稼地很软，架子车碾在上面像踩上了一块巨大的海绵，有劲使不上，走得慢极了。突然，一个车轮子陷入软土，怎么拉都拉不出来，更加倒霉的是，另外一个车轮子也摆脱不了相同的命运，试了十几次，还是拉不动。
我们来到大路上，定定地站了一会儿，我爸便从裤腰袋里掏出旱烟锅，装上旱烟点着，吸着、想着。突然，有人叫我爸的小名。我急忙回过头一看，原来是长海叔拉着满满一架子车麦捆走来，车后探出他胖墩墩的小儿子引强的半个脑袋。我朝车后喊：“胖强强！”我爸笑了笑，纠正说：“小屁孩，不懂规矩，你应该喊你强强呀‘叔’，你叔比你高一辈分哩！然后再喊强强。”说完，又装上了一锅旱烟递给长海叔，意思是让他先歇歇。长海叔放下了架子车，陪着笑接过我爸的旱烟锅问：“是不是遇上麻烦啦？”我爸说：“车子装得太满了，加上露水湿了地皮，需要人搭把手！”长海叔急忙向我家地里走，我爸拦住他，慢腾腾地说：“先吸锅老旱烟解解乏，不急不急，”说不急，我发现我爸捏烟袋的那只手一颤一颤的，我爸哪里不急呀？我爸比谁都着急。
一架子车麦捆终于拉出了庄稼地，放在了地头的大路上。一比较，果然比长海叔家的麦捆多了一层。长海叔一惊，问我爸：“你怎么装这么多？”我爸干笑着说：“我们家缺少男劳力，不多装点咋办？”长海叔说：“那你也别太贪心啊，三顿饭那能当一顿饭吃？”我爸说：“噫，他叔，你是站着说话不嫌圈腰疼呀，我能和你们家比？你上有‘哼哈’二将（指上有父母二老）下有‘五虎上将’（指五个儿子）你多有福啊！”一席话说得长海叔再不接话，只是“嘿嘿嘿”地笑笑，独自走了。
往返的路上，我仔细数了数，一共有三四十辆架子车，也就是说，村子里多数户都在夜晚抢收麦子，和白天一样紧张忙碌着，他们要干到什么时候才能睡觉？
我小声问我爸：“我们啥时候睡觉？”
我爸嫌我不用劲儿，说：“坚持再拉两趟吧。”
我们和其他拉麦的人一样，干脆都睡在麦场上。我爸提了两堆麦捆儿，扔给我和娘一条被子，让我们睡在其中的一堆麦捆上，他自己也留了一条被子，管也不管我娘儿俩，倒头就打起了呼噜。于是，我也不管什么麦芒刺皮肤痒不痒了，一屈身，软软地躺上去，剩下的事情，就再也不知道了。
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关中平原以西的千河岸边，我出生在薛家湾的一个中农家庭里。那里山青水秀，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初涉尘世的我，亲历着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饱尝着人间的悲欢冷暖。父辈里有大伯、父亲和五爸兄弟三人，五爸当家，以赶牲畜驮运为主，大伯和我父亲下田务农。五爸当家常常因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家人，对待我们这些孩子，以及对待我的父亲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驮运欠款的事情，五爸竟把同伙的一头骡子赶了回来。同伙的家人找上门来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父亲跪了下来，于是父亲和大伯商量把那头骡子从槽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那头骡子，五爸对我父亲大发脾气，且吵闹不休，“一头骡子，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头骡子就是命根。”父亲这么说着，而五爸还是怒气冲冲，大发雷霆。
我七岁时，大伯作古，五爸就更变本加厉，谁若在家里偶然打破一只碗，他就非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五爸的眼睛也变得凶狠了许多，每次我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他斜视着你，哼哼着，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家里，我胆颤心惊，总不愿意离开父母亲半步。我八岁那年冬天，一次因我不小心撞倒了小凳子，砸在了堂弟的脚上，五爸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很委屈，当时哭得泪流满面。那天还下着大雪，我跑到父亲的窑洞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铺天盖地的飘着。
父亲回来后，看见我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他苦丧着脸，把带着厚茧的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一定要记住：人皮难披啊！人都是逼出来的，屈辱能成就一笔财富。”
九岁那年，我和父母、小妹被五爸逼出了家门，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便住进了场坝里的一孔破窑洞内度日。为了有出头之日，父亲忍痛割爱卖掉了母亲珍藏了多年的一对银镯，含泪送我走进了学堂。从此我从内心感受到了“父爱重于山”的恩泽。
后来我“长大”是“长大”了，而在我的前面横亘着一条坎坎坷坷的路。面对这条路，我无悔的跋涉着。父亲那刻骨铭心的谆谆教诲像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不懈地追求和攀登。
从父亲那言传身教里，我读懂了尘世上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书山文海里苦苦求索，进而踏上了神圣的教坛和文坛，终于圆了我儿时梦牵魂绕的梦。
从我记忆始，我的母亲所过的的生活和河湾村上大多数女人相似。一年中她每天都要做家务，还要照看田里的庄稼，农忙时也和男劳力一样，每天早出晚归。父亲从田间地头回来，还可以抽根烟，熬一罐罐浓茶，稍事休息，等母亲做好午饭。而母亲则不管在外有多劳累，回来还得抓紧做饭，不然就要耽误下午的活儿了。尤其盛夏季节，天气又热，河湾里大多人家都用柴灶，热气比屋外更甚，但母亲总是把一餐饭做熟。父亲饭后可以坐下来喝口茶水，母亲却还得收拾桌子洗碗，而后便喂鸡、喂猪，没休息一会，又要顶着烈日出去了。
天黑了，又该吃晚饭了，有时母亲在厨房里忙上忙下，双腿都在打颤。可是她什么都不说，因为她早已认定，家务活是她份内的事情，厨房理应由她来打点。
我的父亲很少过问家务，厨房里的物件放在什么地方，他常常都要问母亲。他的鞋子也是换了就随手丢，很少拣起来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反正有母亲收拾。
有一次，家门办喜事请客吃饭，向父亲借盘子，可父亲说我们家没有盘子，碗倒有不少，答应借给人家四十只碗。父亲一回家就让母亲把四十只碗准备好，说是答应了人家。母亲一听，又好气又好笑，说家中没有那么多碗。父亲不相信，以为母亲舍不得借出去。没办法，母亲就让父亲自己到厨房里去找，果然都是盘子，碗只有十几只。这下，父亲没话说了。
遇到落雨天，父亲只是躺在炕头上抽烟、休息，母亲却还在家中操劳：缝补衣服、打扫卫生、翻看旧物。衣柜里的旧衣服；屋子里的某个角落里一些乱七八糟的物件，都需要母亲照看和经营，父亲很少过问。
有一回舅家的妗子住院，母亲陪了妗子十天，回来时，家中一片狼藉，厨房里不成样子，衣柜也被父亲翻得乱七八糟。母亲收拾了两三天，一切才恢复了原貌。真没办法想象，家中如果没有母亲打点，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做孩子的，有时也未必比父亲好多少，在家里常常问母亲：“我的衣服呢？我的鞋呢？我的那本书放到哪里了？”除了这些就是玩耍，根本不去料理家里的厨房、衣柜和其它我们从未留意过的角角落落。
母亲用一生的时间，默默无闻地、悉心料理家务，从未叫过苦、叫过累，在她看来，料理家务、生儿育女是她的天职，也是她一生的快乐。
我是穿上粗土布衣长大的。粗糙的土布，它经过母亲那写满沟壑纵横的一双手，在很多个日夜的纺织、裁剪、一针一针密密缝制之后，走上我的身体。而我最为想念的，是孩提时每个冬天都要穿上母亲为我缝制的粗布棉袄。
那时，我家很穷，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更谈不上穿衣遮体了。每每看到邻居的伙伴穿的软绵绵的棉衣，我就羡慕地想把手伸上去，把脸贴上去，就想呵着一口气，把头抵在伙伴棉衣的怀里。
河湾冬天很寒冷，飘雪几乎是每天的事情。整个冬天，只要出门，都会走在无边的雪地上。就是坐在家里的土炕上，日光也会被窗外从瓦沿上挂下来的冰柱割裂得横七竖八，看不到一块完整的院落。待我上学后的那年冬天，母亲怕我受冻，东凑西借、拆旧换新，终于为我缝制了一件粗布棉袄。穿上母亲为我缝制的棉袄，我很少被冻过。身在雪地里，脸是冰冷的，身上的每个关节，却被粗布棉袄释放出来的温暖一处一处地滋润着。要是双手冷了，抬起来往棉袄的袖子里一塞，也会热起来。
后来，我清楚地目睹了母亲为我们姐妹三人含辛茹苦缝制棉袄的过程。
每年麦收忙罢，慈祥的母亲就开始收拾我们的棉衣了。先是把上一年的棉袄拆了，把里外的土布洗净晒干，再在门口的锤布石上，一棒锤一棒锤地锤平展。最难的是收拾棉花，这是让母亲最费心的事。因为我们家贫，棉袄里的棉花少说也是穿了几年的，除了少数新一些的外，大多是一把破絮。母亲把它们搭在院子里，一遍一遍地弹着里面的尘土。就这样，一个夏天的阳光，全被母亲搭在院子里的破棉絮吸收了。我想；只所以在那么冷的冬天里，我的身体不会受冻，正是因为棉袄破絮里才会有这么多的温暖在释放着，保护着母亲心疼的孩子们。
我那时每每看到母亲这样含辛茹苦地劳作，真想走过去，从背后亲亲母亲，但我往往在要抬脚的时候，会突然抬头，向河湾西面的马子山望去。因为我们河湾里的风和土，都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一村的雨和雪，也是从那里飘来的。我很想知道，看见母亲这样收拾我们的棉袄，下一个由马子山主宰着的冬天，是否会减少一些寒冷呢？
每年的第一件棉袄都是母亲先给我装的，她坐在土炕上，铺开剪裁好的粗布里子，用的都是最干净、最棉软的破棉絮，而且在后背和肩胛部分，要装得更厚一些，生怕我被冻着了。第二件是父亲的，破棉絮要次一些，但细心的程度是一样的。第三件是我姐姐和妹妹的，全是剩下的破烂絮。有的破烂絮蓝一块、黑一块、红一块，是我在衣服上擦漏墨水的钢笔和鼻涕时，留下的痕迹。
唉，那些年我真粗心，在自己身上暖和时，竟忘了问母亲身上是不是暖和。
我的母亲就是用她一生的时间，握着棉絮的沉重和操守。而映在我身上的，那些软绵绵的东西仅仅是棉花吗？
记得在那瓜菜代的年月里，父亲的叹息跌落在粮食上，母亲的叹息深埋在棉花里。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家添置棉花，从没敢用斤论过，只是用两来计划。那一两一两的棉花是父亲用家里出产的旱烟、辣椒、鸡蛋到陈村镇集市上换来的。
为了棉花，母亲经常一个人叹息着。为了棉花，母亲省吃俭用，直到她头发丝丝雪染。
记得有一年，队里在河岸边种了一块棉花。母亲和队里的女人们，可着劲儿在棉田里忙碌了一季，到头来，所有的棉花全部交给了供销社，家里只分了一捆能当做柴禾烧的棉杆，上面稀稀拉拉的几个棉蕾，就是不吐棉絮。一村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于棉花的希望破灭了。就这些棉蕾，母亲还是把它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烧得很热的炕上，把剥出来的湿棉絮一把一把撒在热炕上。那时候，我才感觉出，善良的女人，天生都是爱棉花的。怪不得河湾人流传着“女人一生有三爱，棉花辣子苜蓿菜”的口头禅。
如今，我舍弃了所有的棉袄，把这副被母亲一手缝制的棉袄保养着的身子，完全交给了机器制造的羽绒服。尔后，我却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新生活不一定很幸福，因为母亲在那贫穷的年月，为我一针一针密密缝制的棉袄，至今还缠缠绵绵的散发着一种超越洁白、软和、温暖的气息。
孩提时，我常常张着小手扑到娘的怀抱里，央求着说：“娘，我的腿好疼。”娘急忙抱起我，问：“乖，哪儿疼？”我在娘的怀抱里，蹬了蹬小腿说：“噢，不疼了。”但娘刚把我放下，我就嚷：“又疼了。”娘明白了：儿子原来想让娘抱。娘就抱着我，亲着我的小鼻子说：“坏宝宝，还骗娘呢。”我在娘的怀抱里，一脸得意地笑。这是我对娘撒的第一个谎。
当我背上书包上学后，我对娘说：“娘，老师又要收本子费了。”娘把压在箱底的一沓钱拿出来，数了五毛钱，小心翼翼地放到我手里。我接过钱，飞快地跑了。在放学后的校门口，我被娘堵住了。娘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低声说：“孩子，看看你手里的那沓钱，”我摊开手，看着娘给我的钱，那些钱有新的有旧的，都被娘叠得整整齐齐，一张一张，都是一分二分的，那是娘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卖鸡蛋攒下来的。看着那沓钱，悔恨的泪水自我眼中潸然而下。我要钱，根本不是交本子费，而是想在校门外买块米花糖、烤红薯吃。那是我对娘撒的第二个谎。
十三岁时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刚放暑假，我和几位同学相约去太昌山採药，当天晚上歇息在同学家里，并商量派了一位同学回家转告我娘：“这个假期我不回家了，和同学一起採药，割柴，一个假期，能挣五十元钱。秋季开学，娘就不用再为我的学费忧愁了。”后来，娘从儿子的同学那里打听到：儿子整个假期给山里一家农户打短工，每天起早贪黑喂牲畜、起牛圈、背柴草、开荒地。娘心疼的泪水顺着她满是皱纹的脸颊滚落下来。这是我对娘撒的第三个谎。
低标准、瓜菜代那些年月，父亲因劳累病倒了。我站在他的病床前说：“爸，你的病一定能治好的，你就安心治疗吧。”其实我爸患的是肺气肿，晚期，医生说至多能活三个月。我爸却说，自己不习惯医院的环境，如果再让他呆在那里，他宁愿去死。无奈，我只好把父亲接回家，保守治疗。在家里，我爸天天都是一副很快乐、很满足的样子。我也悄悄地松了一口气，能让父亲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样，也很不错。
父亲去世一年后的一天，我见到为父亲治病的李大夫，讲起父亲。我说：“还好，我的父亲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他患的是绝症，在他最后的时间里，还算快乐。”
李大夫对我的父亲印象很深。他说：“我对你的父亲真的很钦佩，他在被确诊的时候就坚持让我告诉他自己的病情，然后坚持不住院治疗。在家里疗养期间也不让我用最好最贵的药。他说你上学要花钱，他不想让你为了他的病而失学。他的快乐，也是为了让你相信，他在家疗养同样很好。你的父亲，真的很爱你。”听完李大夫的话，我已泪流满面，原来父亲早已知道自己的病情，他是替我这个儿子着想，才谎称自己不习惯医院这个环境，坚决不要住院治疗。他想起从小到大，自己说了谎，父亲都几乎立刻就能揭穿，包括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都没能瞒过母亲。为什么父亲的一个谎言，竟然要一年之后才由别人处得到真相？
其实，撒谎，我这个儿子永远比不过父母亲啊！因为，父母亲是宁愿牺牲掉自己来换取孩子的幸福的。世上没有人比父母亲更深爱孩子，包括孩子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