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日本“生命线满蒙”遭到危机的一片叫嚣声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侵华暴行。这一暴行“是参谋本部的将校，关东军的将校，樱会的会员及其他人等事前周密安排的……其目的是为了制造关东军占领满洲的藉口”，1931年6月11日，陆相南次郎率领日本军队成立了极其秘密的省部核心委员会，任命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19日，《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草稿初步完成。该《大纲》的基本内容是：用一年的准备时间，“一旦反日运动变得激烈，就有必要采取一定的军事行动”。这表明，日本陆军中央已经确立了武装攻占我国东北的基本策略和方针。但关东军对此却仍然不满足，尤其是板垣和石原，他们认为当时英美法正迫于经济危机的困境，没有时间顾及其他，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还没有完成，实力匮乏，站在国际角度上看，这时候正是发动侵占“满蒙”的大好时机，错过这一年，等到将来形势发生大变化，就再也无法占有这块宝地了。因此，必须尽快动手。针对上述《大纲》，他们另外制定了《关东军对中央关于情势判断之意见》，提出将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苏发动战争，以便“创造机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对于侵略者来说，制造机会（借口）是非常简单的。经过一番酝酿，关东军终于制定了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
自9月14日起，关东军就在中国第七旅的兵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寻找机会肆意进行挑衅。在这种关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政府竟然采取不抵抗政策。早在9月6日，张学良将军已经转发上级命令，命令第七旅“不管受到日本军队如何挑衅，都要积极忍耐，不准与其发生冲突。”“故城堞上巡哨步枪，并无实弹……环营土城通铁道之西门亦经严闭”（国际调查团报告书语）。
9月18日夜晚，工兵出身的河本末守中尉携密令带领七、八个人，以巡视铁路为理由，选择距离中国兵营约八百米的一段铁轨，埋下几个黄色方形炸药包，22点20分，他们点燃药包，铁路登时被炸毁。爆炸事件后，日军立即按照既定计划，反过来诬陷奉命“收缴军械，存入库房”的第七旅故意破坏铁路。当时侦查的结果是，“铁路虽然遭到破坏，但其实并不影响长春南下列车准时行驶到站，所以这不能当做对东北进行军事行动的理由”。但是，侵略是不需要理由的。不管铁路最后的状况如何，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爆炸铁路事件发生后，立即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
这让中国军民深感义愤，东北人民自发地进行了英勇抵抗，可恶的是，即便是这样，我国反动政府仍然顽固坚持不抵抗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我国军民进行有组织的抗击民族敌人的斗争。仅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日军就侵占东北的沈阳，并在当地实行大肆抢劫，据不完全统计显示，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了17亿以上。同时，日军先后对长春、安东、营口、凤凰城等地区展开全面进攻。9月22日，吉林城不堪重负，最终失守。到此为止，日军已经攻陷东北城池30座，控制铁路12条。辽、吉两省基本沦陷在敌人手中。为了制造既成事实，日本军阀在1932年1月攻占锦州，2月召开“全满洲会议”，3月成立“伪满洲国”，想要将我国东北三省永远占据在自己的手中。
这时候，英、法、美等主要国家将焦点全部放在反苏反共的问题上，无视远东与世界和平已经遭到严重威胁这一客观事实，他们集体对日本的侵华暴行，采取了绥靖政策。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在英法的操纵下，国联经过三个月的热烈争论，丝毫没有任何制止日本侵华的积极措施，只是装模作样地成立了一个由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对所谓的“中日冲突”进行了一场像模像样的调查。调查团绕道美国、日本来到中国，让人惊讶的是，它并没有首先到达中国被侵占的东北，对日本的侵略罪行进行调查，而是深入武汉等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1932年4月，也就是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八个月之后，调查团才来到了沈阳等地，经过大约半年的调查，写出了一篇象征性的《调查报告书》。它虽然承认战争是由日本挑起的，“伪满”是日本人手中的工具，但同时又认为苏联“对于中国恢复主权之奋斗”采取赞助政策，苏联“实予中国民族之热望以有力之兴奋”。“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之疑惧”。其第一章竟用去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大量叙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点、建军以及与国民党的斗争情况等内容。它的结论是：“中国能否实现在外交上的国家愿望，全看中国在内政范围内有没有履行现代政府职务的能力。”竟然公开督促中国反动政府加紧剿共的步伐。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中国继续拥有对东北地区的主权的虚名，在此基础上允许实行大国保护下的自治，并承认日本在这个地区的特殊利益。这其中的真正含义就是将东北变为国际资本的共同剥削对象与防共的基地。
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的四面包围，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环境，加紧经济建设，充实自身力量。在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的面前，苏联只能采取缓和日苏关系的一系列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曾经数次建议苏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都遭到了日本的断然拒绝。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气焰更加高涨，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侵占东三省。通过入侵热河进一步打开通向华北的大门。1933年3月27日，日本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就这样，日本公开地践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东亚：中国抗日战争
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2年。此时，敌后战场进入艰苦斗争、渡过极端困难的阶段。1940年8到9月，日本政府与日军大本营决定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对英、美军发动进攻，并加紧了作战准备。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变得迫在眉睫，于是日本一方面促使国民党军屈服，另一方面加强对已经占有的领区的控制，准备对东南亚进行侵略。
1940年，日军除了对襄阳、宜昌进攻外，基本没有对中国采取大的作战行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春季，日军仍然保持着消极应对的态度。按照日军大本营1940年7月23日颁布的大陆命令，侵华日军的任务是“确保”蒙疆、山西北部、河北、山东重要地区、南京、上海与杭州间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安定”。而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企图，在关于《昭和十六年度治安肃清工作》报告中提出：“治安第一主义”是1941年指导各种政策的“方针”。日军在作战上主要是针对共产党根据地的扫荡，剿共是他们实行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田声称单用武力讨伐不能获得预计的效果，要有机地综合发挥军事、政治的全部力量，破坏敌人的组织，阻止他们获得民众的支持。最后，这个侩子手称自己对于剿灭共产党十分有信心。
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采取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采取分区治理：“准治安区”（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在“治安区”，日军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组织反共“自卫团”，设置特务情报网，目的是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和掠夺资源。在“准治安区”，主要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政策兼施，建立伪政权，设置“爱护村”，修公路，挖筑封锁沟，筑造据点和岗楼，阻止八路军活动，将其一步步演变为“治安区”。对“非治安区”，则集中兵力以扫荡为主，反复扫荡、驻剿、清剿、袭击，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以及派汉奸、特务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企图将根据地彻底摧毁。日军将军事进攻，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文化麻痹等手段结合使用，总称“总力战”，来摧毁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强了大东亚军事基地建设，积极建立华北参战体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糅掠。
日军所要确保的安定地区全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企图对这些地区进行清扫。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抗战，克服重重险阻，巩固内部，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反攻，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敌后战场成了中日战争双方殊死决斗的主要战场。在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抗日武装中最强大的力量，坚持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是最残酷、最艰巨，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了要对付强大残暴的日本侵略军，还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最终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国民党始终坚持反共立场，统一战线内部存在尖锐、复杂的斗争，曾发生过3次反共高潮。第1次是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第2次是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第3次是1943年3月至10日。在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这些矛盾被一一解决。在抗战的困难时期，毛泽东制定了作战方针，积极的发动人民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采用个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粉碎了日本的扫荡阴谋。
太平洋之争——珍珠港大战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烧遍了整个欧洲和非洲大陆，而位于太平洋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却还是一派升平的景象。这里是美国的一块重要领地。12月7日早晨，夏威夷电台正播放着流行的爵士乐，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战舰安静地停泊在瓦胡岛南岸的珍珠港。大多数的水兵上了岸，正在享受带有异乡情调的周末。初升的太阳把云海的边缘染成一片金黄，几只水鸟把这里点缀得更加宁静……突然，一群标着太阳标志的飞机朝着珍珠港铺天盖地的飞过来，投下几枚炸弹，顿时爆炸声响彻云霄，珍珠港变成一片火海。稍后，美国海军作战部收到电报：“珍珠港遭遇空袭”。
美国和日本都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两国为了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经常尔虞我诈，制造了一系列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着美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时，积极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引起美国的不满。战后，美国立即开始反攻，尤其是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使日本放弃了一部分在中国的特权，并重申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遭遇这样的打击后，日本一直在伺机报复。
1936年，日本广田内阁上台后就立即炮制了所谓的“基本国策”，提出“北进”和“南进”并行的侵略方针，也就是在确保东亚大陆霸权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此，日本帝国主义拼命扩充军备，特别是扩充海军力量，一再颁布“舰队补充计划”。到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实力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这给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此次，日美竞争更加激烈。二战后，法西斯德国横行一时，由此进一步激起日本的扩张野心。但当时它在中国战场上已经陷入泥潭，对苏联的几次挑衅又遭失败，“北进政策”日趋破产。为了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状况，日本统治阶级将希望寄托在了一场新的军事冒险。
这时候，日本扯出“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号，就是为了想在它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内，建立起日本的独霸秩序。除了中国、朝鲜，就连澳大利亚和西南太平洋所有岛屿都被一同圈了进去。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同盟条约，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保证缔约国之一如果被目前还没有参加欧战或中日冲突的一国所攻击时，三国必定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手段上给予支援。很明显，条约重点打击的对象是美国。日本的这一举动激怒了美国，它立即宣告“日美通商条约”失效，并限制向日本出口军用物资。美日双方你争我斗，将已经很紧张的关系再升一级。此时，日本法西斯已经感觉到必须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1941年7月初，日本帝国御前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纲要”。为了独霸亚洲太平洋地区，“跨出南进的步伐”，日本声称“不辞对英美一战”。想要进军南洋首先必须拔掉美国钉在太平洋上的楔子——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在这件事上日军的头目山本五十六认为偷袭是一条上上策。为了实现他的偷袭方案，日本一方面向檀香山派遣间牒，收集美国舰队情报；一方面不惜血本进行偷袭的技术准备。为了偷袭成功，日本还使用外交谈判的手段迷惑对方。事发前夕，日美友好谈判搞得热火朝天。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故作姿态地告诉记者，日美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开战，不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问题，都能够以友好的态度加以解决。
经过这次的友好谈判，日本得到了一个磨刀霍霍的机会，海军正在加强改造鱼雷，航空攻击降低到20米高度的训练。到9月初，日本陆军“南方登陆作战”训练已经基本完成；海军全面完成了战时编制，偷袭准备工作也日渐完善。其实美国早已察觉到日军在这方面的一系列举动。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沉醉于绥靖政策，妄图通过牺牲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利益换取太平洋上的平静。他们倚仗手中那张对日实行经济制裁的王牌，过分盲目自信。
1940年6月，美国制订了“新彩虹计划第四号”，规定美军在太平洋上不得越过东经一百八十度线向西作战。后来，美国总统还批准了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制订的“大西洋攻势，太平洋守势”的战略方针。在美国绥靖政策影响和防御战的思想指导下，珍珠港的防御其实是一纸空文。他们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事后，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承认：“我知道渡洋远征是有困难的。我也知道日本的航空母舰续航距离和限度。我认为，不光是我们，就连海军部都对日本航空队取得的战果及攻击方法感到极为震惊。”正是美国自己的战略性错误给日本偷袭珍珠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1941年12月7日早晨，家住檀香山的一个美国人正在教自己儿子如何驾驶飞机。上午7时左右，他突然看到了两架日本飞机，于是急忙飞回机场向美国军方报告，但舰队司令部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时，瓦胡岛东北角雷达站的两个新兵在雷达屏上也发现该岛东北一百三十二里外的上空出现大批日本飞机，他们立即向陆军基地作了紧急报告，却只得到了值班中尉的一番嘲弄。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渐渐飞近，直到巨大的轰鸣声盖住了岛上的一切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