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是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俩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概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的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大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吹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荃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水永勋名。惟所部请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水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他下令裁去湘军。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猜疑是无须解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资遣，你又辞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说你矫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纰漏，便是‘小题大做’，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时，你再分辨，也是白搭，我劝你何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民君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歌功颂德，自可买静求安，搏取慈禧的欢心，减少不必要麻烦。”彭玉城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
《曾国潘家书》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刊行世间，藉以表明他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书，存于家祠宗庙即可，何必小题大做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来自我标榜，与他平生的行为大相径庭？！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治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衰也。国藩滥竿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造循之修，亦难脐于先进。独是狷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权谋经要：灭忠等于丧廉
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名家圈点：“匡时救世”的仕途之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洲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他在日记中，便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俄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拚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年，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