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明代，茶具艺术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一种崇尚自然、返朴归真的趋势。在经历了唐代的草创阶段后，茶具一度走入崇金贵银、夸豪斗富的误区，终于，明人拨乱反正，茶具发展又步上了正轨。对茶具去粗存精、删繁就简的历史性突破，为陶瓷茶具成为品饮场中的主流开辟了通道。而白瓷茶具出手不凡的艺术成就，更是堪称我国陶瓷史上的奇迹。
一、平淡自然浮华去
蒙古人的铁骑踏碎了南宋小朝廷一厢情愿的偏安梦，赵氏王朝终于在不思进取中没能逃脱覆亡的命运。随着江山的易主，异族的侵入，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喧赫一时的宋茶具不得不走下神坛，成了历史的遗迹，从此，就只能让后人从故纸堆中去探寻它昔日的辉煌了，这的确是件遗憾之极的事了，但是，它的沧桑乃至消亡，也成就了茶具艺术的新生。
略输文才的蒙古帝国，在九十余年的时间内也很快地土崩瓦解了，时间的限制和文化的差异，也使得这一阶段的茶具没能在茶文化史上留下太深的印痕，但是，元代中期以后，对膏茶点试法的扬弃，却吹响了品饮文化改革的号角，散茶的直接冲泡法，终于让茶具凤凰涅而得以新生了。
明代中叶以后，文人学士们率先举起了反浮华不实的大旗，竭力追求一种平淡的、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文士陈继儒在《容台集叙》中就抖露了这种心态：
“凡诗文家，客气、市气；纵横气、草野气、锦衣玉食气，皆钅且治抖擞；不令微细流注于胸，次而发现于毫端，……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
这股思潮，不仅深刻影响到文学界和艺术界高举重自然、重逸、重神的大旗，形成一种力避浮华的社会审美情趣，而且这种要求回归自然的心态对品茶艺术的直接影响就是把茶从宋代的娱乐性、消遣性的游戏中解脱出来，使之重新成了动人心魄的灵魂之饮。可以说，这种以淡为宗的社会心态，是促成饮茶艺术再次升华的动力所在。
另外，明初统治者的开明政策，也是促成这次转变的主要原因，宋代斗茶的始作甬者是皇帝，推波助澜者也是宫廷，以至最后亡国的苦果也不得不让子孙吞下，花花江山一举让蒙古人夺得，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深知百姓疾苦，他当然不希望此类事件重演，因此作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反映到茶事上的就是“罢造龙团”。据明代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记载：
“国初四方供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捣为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饮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真所谓圣人先得我心也。陆鸿渐有灵。必颊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这段文字说明明太祖朱元璋拒绝穷极精巧、劳民伤财的龙团茶饼，提倡简单易行、直接冲泡的散茶，的确是开了现代品饮法的先河。这也恰恰暗合了文艺界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心态，因此，受到了上下一致的拥护。
正因为如此，明人不再以斗茶为乐，散茶迅速流行于全国。这必然引发了茶具史上的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唐宋以来用于点分茶汤的茶具，大部分退出了历史舞台，庞杂繁缛的茶具体系终于得以轻装上阵，这种去粗存精、删繁就简的改革，无疑是追求平淡自然情趣茶人的不懈努力的结晶，自唐宋以来，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壮举。
斗茶的逐渐消声匿迹，也标志着明朝人对黑盏的废弃。对茶盏釉色的要求，又出现了大转变。白色的茶盏开始登上了大雅之堂。屠隆的《考余事》指出：“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针对当时饮茶观念和饮茶方法的变革，屠隆在推出“莹白如玉”的白茶盏时，比较委婉地指出建盏似乎不太切合明人的口味了；张谦德则因为自感“烹试之法，不能尽与时合”，故“于暇日折衷诸书，附益新意”，也成《茶经》一篇，在谈到茶盏的崇尚时，他认为蔡襄关于青白茶盏为斗茶人士所拜用的议论是“此语就彼时言耳。今烹点之法，与君谟不同。取色莫如宣、定，取久热难冷，莫如官、哥。向之建安黑盏，收一两枚以备一种略可。”快人快语的他道出了一个真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茶具总是要千方百计来适应的，茶人永远是茶器的主人，此所谓“器随人变”也。许次纾在《茶疏》中亦云：“茶瓯古取建窑，……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宣成嘉靖，俱有名窑，近日仿造，间亦可用。”张源《茶录》进一步发挥：“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
看来，茶盏的白色崇尚与茶色存在密切的联系，由于明人饮用的是与现代炒青绿茶相似的芽茶，又因“茶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黄黑红昏，俱不入品”，故而绿色的茶汤，用洁白如玉的茶盏来衬托，更显得清新雅致，悦目自然，陆羽鼓吹的怡情悦目的茶道基本精神，终于在明代得到了回归。
尚白的直接结果就是促成了白瓷的飞速发展。江西景德镇适时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生产的白瓷茶具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胎白细致，釉色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明如镜”的特点，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品，以至“成杯一双，值十万钱”，明代人把这种白瓷称为“填白”，陶瓷史上则称为“甜白”。用这种洁白光亮的茶具泡茶，叶片舒展，色泽悦目，其味甘醇，既不失茶之真味，又能助品饮雅兴，真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除景德镇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安徽祁门的白瓷茶具也各具特色。特别是醴陵白瓷，更以其瓷质洁白，色泽古雅，音似金玉，细腻美观而广受茶人喜爱。
由于明代较少制作饼茶，而代之以可以直接冲泡的散茶，藏陈用具又显得极为重要了。从现存明代茶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明人对茶叶收藏是如何的重视了。我们先看看张源的《茶录》是怎么说的：
“造茶始干，先盛旧盒中，外以纸封口。过三日，俟其性复，复以微火焙极干，待冷贮坛中，轻轻筑实，以箬衬紧，将花笋箬及纸数重封扎坛口，上以火煨砖冷定压之。置茶育中，切勿临风近火，临风易冷，近火先黄。”
许次纾在《茶疏》中的观点与之相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收藏宜用瓷瓮，大容一二十斤。四围厚箬，中则贮茶。须极燥极新。专供此事，久乃愈佳。不必岁易，茶须筑实，仍用厚箬填紧。瓮口再加以箬，以真皮纸包之，以苎麻紧扎，压以大新砖，勿令微风得入，可以接新。”
这说明，为了保持茶香，不损茶色，明代人对收藏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具体反映到茶具上，张谦德介绍了几种做法：
“茶焙茶焙编竹为之。裹以箬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
茶笼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
纸囊纸囊用剡溪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
这些藏陈用具，包括茶瓮、茶焙和茶笼，选用材料无一不是贴近自然且平淡无奇的，从中足以反映出明代茶道淡雅为上的平民色彩。至于纸囊，也有人认为于茶香有损，因为纸性亲水，易于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对茶真味的保存十分不利。所以许次纾断言：“茶性畏纸。纸于水中成，受水气多也。纸裹一夕，随纸作气尽矣。”
另外，明代茶具还有一个较大的改进，就是茶壶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使得茶盏和茶壶相得益彰，自此以后成为茶饮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最基本单位，这又是明人对茶具作的卓越贡献。
茶壶在明以前已有之，而且还是作为茶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称为“注子”和“执壶”，但那时的茶壶只是用来煎水煮茶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用于泡茶的茶壶，只有在明代，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和陶瓷业的飞速发展，才使茶壶的出现顺理成章。
关于茶壶的质地，明人坚执陶瓷器为上的观点。冯可宾的《茶笺》就说：“茶壶，窑器为上，锡次之。”当然，鉴于当时的条件，这种认识自然有其不足的地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使我们掌握了这么一个常识性问题：锡壶中含铅量较高，有害人的健康，因此，不能用来作茶酒器，特别是需高温加热时更是忌用。关于茶壶的形制，明人主张以小为贵。冯可宾解释道：
“或问茶壶毕竟宜大宜小，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无不可。”
既合理，又怡情，明人那种力求切近生活的恬淡雅致的心态，的确能让世人羡煞不已。至此，茶与茶具，茶具与人的结缘，可谓恰到好处了。
与明人恬淡的心态相呼应的是，冯可宾对茶杯也没有苛求，他认为：“茶杯汝、官、哥、定如未可多得，则适意者为佳耳。”这种观点，真是深得茶道之精髓，重精神而轻形式，是茶饮回归自然的最好写照。
明人的饮茶习惯和方式，也使得饮茶过程中多了一项内容，就是洗茶。因为茶叶在采摘、入焙、蒸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沾染泥沙、土气，而这些杂质，恰恰是最能败坏茶叶真香的，因此，茶洗也成了茶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茶洗的质地和样式，张谦德也作了个简单描述：“茶洗以银为之，制如碗式而底穿数孔，用洗茶叶，凡沙垢皆从孔中流出。亦烹试家不可缺者。”
作为茶饮主要工具的茶盏，在明代也出现了一项重大的改进，就是在盏上加盖。加盖的作用，一是为了保温，二是出于清洁卫生的考虑，能有效防止尘埃的侵入。自此以后，一盏、一托、一盖的三合一茶盏，成了茶人的不可或缺的茶具，人们把这种茶盏称为盖碗。盖碗突出了实用性，更强调了装饰艺术的庄重感，品茗养性怡情，从茶盏的变革中可略见一斑。
二、谁与争锋景德瓷
有关中国陶瓷业的发展情况，“景瓷宜陶”是人所尽知的，其中的景瓷，指的就是江西景德镇生产的瓷器。
作为中国瓷器之都，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是景德镇的旧称，东晋时始设新平镇，唐武德四年（621）设新平县，开元四年（716）改名为新昌县，天宝九年（742）才更名为浮梁县。这句话说明从汉代开始，景德镇就有生产陶器的历史，只不过当时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品“蜒植朴素，即古之土脱碗也，只供迩伪粗用也”。到了六朝的陈代，景德镇开始受到官府的注目，《江西通志》称：“陈至德元年（583）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这说明当时景德镇在制瓷技术上已掌握了一定水平，只不过因烧成温度不高，胎质疏松，才辜负了官府的一片厚望。到了唐代，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景德镇两窑之一的陶窑生产的“假玉器”被作为贡品进御，霍窑生产的瓷器也团胎体轻薄、洁白如玉而备受关注，这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才开始踏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阶段。
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它拥有丰富而优良的瓷土原料和烧瓷燃料。景德镇本地就是一个瓷土的重要产区，浮梁东乡高岭所产的瓷土，是制瓷的优质原料，中外学者把这类瓷土称之为“高岭”（Karlin）土，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即成。”高度评价了高岭土。另外，景德镇的烧瓷燃料松柴和槎柴也相当丰富，松柴指大松树块柴，槎柴指松枝和其它杂枝，前者用于烧细瓷，后者烧粗瓷，至明代以前，一窑所成用的燃料基本上是“柴槎兼用”。由于瓷业的不断发展，燃料供应逐渐由浮梁一县扩展到东达婺源、南至乐平、西到鄱阳东北各乡的广袤地带。
进入宋代，受茶饮社会化的深刻影响，瓷业生产受到极大刺激，陶瓷业分外繁荣，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纷纷出现，闻名于世的有北方的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和钧窑系，南方的龙泉窑青瓷系，吉州窑及建窑的黑釉瓷系，景德镇则当之无愧地成为青白瓷系的杰出代表。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赵恒诏令在浮梁县昌南镇开办御窑，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识，并将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据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评价，这种御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于是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此后景德镇之名著，而昌南镇之名遂微”。由此，景德镇开始奠定了自身在陶瓷业中的地位。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烧造技艺日趋成熟、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阶段。生产的瓷器，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并且开始掌握了多彩施釉和各种彩绘技术，宋代的青白盏茶具，主要产自于景德镇，且享有盛名。宋人彭器资在《送许屯田诗》里评价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
元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时期的分裂状况，神州大地又一次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由于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影响，曾给瓷业生产带来一定程度的逆转，但由于原有基础雄厚，加之统治者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至元十五年（1278）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辖属将作院，专门掌管“烧造瓷器，并漆造乌尾棕、藤笠帽等事”，对景德镇的瓷业烧造，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这种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并冠绝国内窑群。研烧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杰作，这一新的成就，拓展了釉下彩和颜色釉装饰的新工艺。高温烧就的“枢府窑”卵白釉、红釉和蓝釉，是熟练配制各种金属呈色剂的重要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以前瓷器釉色“仿金类银”的局面，开创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釉装饰新天地。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茶具，更因淡雅滋润，成为国内茶人的珍赏，而且还作为友谊的使者，远销国外，特别是在曰本，因享有“茶汤之祖”美誉的珠光特别喜爱这种茶具，而把它定名为“珠光青瓷”。
元代景德镇瓷器生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对官府瓷生产进行了严格控制，凡诸民窑定烧的官府瓷，均应“有命则供，否则止”，严禁超规模、超数量烧制，在瓷器内壁还模印“枢府”、“太禧’、“福禄”或“福寿”款识，这是中国瓷器史上运用官窑款识官搭民烧的开端，为明清时代官窑款识的流行开辟了先河。
如果说明以前中国瓷业生产是“百花争艳”的话，到了明代，基本上就是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景德镇的瓷器产品几乎占领了全国的主要市场，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由此而赢得了“瓷都”之桂冠。
景德镇瓷业烧造的盛况空前，使得其吸引力与凝聚力也极度高涨，全国各地的制瓷名师巨匠，纷纷奔走，齐聚景德镇，呈现“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喜人局面，人才济济反过来又推动了瓷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