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碧汤石凝结天地秀气而赋形者也。琢以为器，秀犹在焉，其汤不良，未之有也。
压一汤贵欠金银，贱恶铜铁，则瓷瓶有足取焉。幽士隐夫，品色犹宜，岂不为瓶中之压一乎？然勿与夸珍衔豪臭公子道。
缠口汤猥人俗辈炼水之器，岂暇深择？铜、铁、铅、锡，取熟而已，夫是汤也，腥苦且涩，饮之逾时，恶气缠口而不得去。
减价汤无油之瓦，渗水而有土气，虽御胯宸缄，且将败德消声。谚日：茶瓶又瓦，如乘折脚骏登高。好事者幸志之。”
五种汤品，仅观其名就可优劣自判，喜欢“斗”的宋人自不会选择用无釉之瓦盛放的“减价汤”了，自然会直奔金银玉器名之的“富贵汤”与“秀碧汤”了，于是，崇金尚银就变得再自然不过的了。
在宋朝的大量诗文中，也有相关茶具的记载，范仲淹的“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释惠洪“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纹刷鹧鸪斑”，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了金银茶具在宋代的普及和炙手可热。近年在福建福州出土的许峻墓中的一批茶具，为我们印证这一点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许峻（1223～1272），字景大，是南宋福建建唐（今福清长乐）人。出身子名门望族，自己也官至架阁朝清通判。在他的墓里，发现了一批精巧别致的茶具，计有鎏金银碗托、盏、执壶、茶罐、银钵、银壶、铜筷、铜夹等点茶饮茶用具。这些金银茶具，是宋朝侈糜豪华茶道的一个缩影。
富足的生活，畸形的文化，腐败的政治，颓废的国威，是造成宋人追求富丽豪华的茶道的主要原因。其实宋人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晁冲之曾赋诗作文：“争新斗试夸击拂，风俗移人可深痛”，对斗茶现象口诛笔伐，但到后来，他自己也欲罢不能而深陷于其中，以至又“老夫病渴手自煎，嗜好悠悠亦从众”。这说明对一种社会现象，仅凭个人的微薄之力是无法改变的，灰心之余也只好随波逐流了。
在极力追求茶具的精巧豪华之余，宋人针对点茶、分茶当道的客观现实，对前朝茶器也作了一番改进，首先就是创制了茶筅，也就是竹帚。据《大观茶论》载：
“茶筅以竹老者为之，身欲厚重。筅歌疏劲，本欲壮而未必，当如剑瘠之状。盖身厚重，则操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劲如剑瘠，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
这种用老竹制成的竹帚，用于煎茶后分茶前来搅动茶汤，只有厚重才能有力地搅动茶汤，使汤花密布，分茶后汤花不易消散。这种源于斗茶，但却毫不起眼的小竹帚，很快传入日本，融进了日本茶道之中，并保留至今。
在煮水器方面，唐代风行一时的也基本绝迹，而代之以更为小巧精致的铫、瓶之类。陶彀《清异录》说：“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之，锡壶注茶次之。”铫即吊子，是一种有柄有嘴的烹煮器皿。对茶瓶的要求也一样，蔡襄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说得更为详细具体：
“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很显然，不用而改为有柄有嘴的茶铫茶瓶，其目的还是为了适应斗茶的需要，所以，宋代的茶瓶一般都是鼓腹细颈，单柄长嘴，这一点在出土文物中已得到验证。用这种茶瓶注水，容易控制自如，因此，更利于斗茶者技艺的发挥。
综上所述，宋朝茶具的损益，是以斗茶为中心的，这与前朝有相似之处，但更存在本质的差别，从艺术品饮的角度看，宋比唐要更为发达，其普及性与专业化程度要高一些，但也正因为如此，宋人失却了一份恬静的心态和清雅的情趣，更多的却是流于世俗。在这种市井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身的茶具，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沦落为权贵们夸豪斗富的替代品。宋人失衡的心态，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误区，这的确给茶具艺术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宋代茶具并非乏善可陈，以品饮艺术推动茶具的生产和发展，其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珍贵的实物遗产。
三、点分茶汤显奇技
前文说过，自陆羽倡导品饮法后，唐人饮茶就离不开煎煮这一环了。这种煎煮法讲究细煎慢饮，第一次将单纯的饮茶活动升华为艺术的享受，使人在轻啜慢饮之余，能够忘却世间烦恼事，沉醉于一种恬淡、安谧、怡然自得的境界中，充分体会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因此，自陆羽时代起，煎煮法风行了整个大唐。
宋人在百无聊赖之余，把斗茶引进到了整个品饮过程，他们充分继承和发扬了唐人的煎茶法，并根据需要作了较大改进。于是，点茶道应运而生了。这种抛弃了唐代茶道基本精神的“创举”，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将品茶艺术演变成了玩茶游戏。
始于北宋末年的分茶游戏，一度成为文人雅士们所津津乐道的活动。它要求击拂后盏面的汤纹水脉的线条、多彩的茶汤色调、富于变化的袅袅热气，经过茶人自己的臆测，组合成一幅幅朦胧画面，有的象山水云雾，有的似花鸟虫鱼，有的象林荫草舍……，据说，茶皇帝宋徽宗就是一位分茶高手，他曾在宣和二年（1120）当着群臣的面露了一手：亲自煮水煎茶，注汤击拂，妙手丹青后，幻化出了一幅“疏星朗月”的图象。而最擅长于此道的还是僧人福全，他能够在汤面幻成一句诗，若同时点四盏，便能得四句诗，并连贯成一首绝句。凭此绝技而名声大振的他实在有点忘乎所以，竟然不把茶神陆羽放在眼里，他曾经吟作过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生成盏里水丹青，巧尽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
不过，这位眼高手低的和尚确实有资格自吹自擂，因为他在以玩茶为荣的国度，真可谓生逢其时了。
诗人杨万里在《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诗中生动传神地描述了这种游戏：
“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煎水老禅弄泉声，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宋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细腻的艺术感悟力，透过分茶，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在斗茶成为社会风气后，点茶的重要性就益发突出了。
宋人对唐煎茶法的改进之一就是煎水不煎茶。他们先将碾罗过的茶末放入茶盏中，注入开水调成糊状，如同浓膏油，这一步叫“调膏”，然后再注入沸水煎茶，之后就可点茶了。点茶是斗茶过程中最见功夫的一环，成败与否，往往在此一举，所以斗茶会通常也叫“点茶”。点茶实际上就是在茶盏中注入开水，与此同时，还要用茶筅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
徽宗赵佶对点茶造诣颇深，他认为点茶的诀窍就在于要全力避免“静面点”和“一发点”。所谓“静面点”，是指手持茶筅击拂无力，或者茶筅过于轻巧，无法击透，不能形成茶汤泛花效应；但如果击拂过猛，不懂得利用腕力和绕着圈使用茶筅，茶汤没有形成“粥面”时茶力就已消失殆尽，等到注水击拂一停，汤花就会消散，出现水痕，这就是“一发点”。
正宗的点茶在《大观茶论》里有详尽的描述：
“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和融胶，环注盏畔，忽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巩磊落。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词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著之，缓拂绕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
“七汤”点茶法如此复杂，可见，点茶确实是门艺术性与技巧性紧密结合的学问了，难怪文人学士要纷纷效仿，连苏轼公也不例外了，他的《试院煎茶》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凤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松。
……
且学公家作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伟人与凡人都沉湎于回味无穷的点分茶与斗茶游戏中，以斗茶艺术来推动茶具向适应其需要的方向发展，一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茶具开始独领风骚数百年。
整个宋代茶具家族中，烹点器可说是出尽了风头，不惟数量众多，品种各异，而且做工十分考究，充分考虑了斗茶的需求。
在点试斗过程中使用的烹点器，主要有茶碾、茶臼、汤瓶、茶盏和茶筅等。
（1）茶碾
宋朝在制茶方法上的改进，使得饼茶的胶质较浓，陆羽推荐的木质茶碾显然不符合要求，因此，宋人对茶碾要求较高，除质地要坚硬外，造型上还要槽深而峻，轮锐而薄。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茶碾和石碾瓷碾就逐渐取代了木碾的地位，唱起了主角。蔡襄和宋徽宗就是坚决主张推广使用金银铁碾的代表人物，徽宗更是详尽地说明了理由，前文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审安老人在《茶具图赞》里美其名曰“金法曹”，并配诗赞道：“柔亦不茹，刚而不吐，圆机运用，二皆有法，使强硬者不得殊轨乱辙，岂不韪舆？”字里行间，饱含了对茶碾的一片深情。我国曾在福建宋墓与宁波瓷窑中出土了铁茶碾与大批黄褐釉瓷茶碾，说明茶碾在当时的茶道活动中具有相当的地位。
（2）茶臼
茶臼又称“擂钵”、“擂碗”、“研盆”，也是用来捣碎饼茶的。唐时茶臼一般规格较大，有石质及瓷质数种。宋代由于盛行斗茶，参加者必须人手一套茶具，自点自饮，所以茶臼规格逐渐变小，质地多瓷，制作趋精巧考究。因为体积小，重量轻，又便于携带，所以深受茶人喜爱，平民甚至土大夫亦经常使用。江西赣州七里镇窑曾出土过大量标本，大小与茶盏近似，胎细密，造型规整，器外壁常施黑釉或酱褐色釉，内壁落脱，落脱处布满了简单或复杂的刻划线条。另外，在一些出土的宋元墓葬壁画里也经常可见到用茶臼碾茶的场景，这说明茶臼的使用也相当广泛。
（3）汤瓶
由于点茶道的盛行，煎茶只煎水，为了使茶性得到较好的保存，煎水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这样，唐代颇为风光的鼎、逐渐被废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小巧玲珑的汤瓶和铫。
汤瓶的制作材料有很多种，唐人苏在《十六汤品》里分别评介了金银、玉石、瓷、铜铁和瓦质汤瓶的优劣等次，我们姑且不论其可信度之高低，但说明汤瓶的用料确实是五花八门。
汤瓶的形制小是其共同特点，也正因为小，在煎水时要向唐朝人那样靠目测是相当困难的。基于这点，宋人又发明了辨别水沸程度的另一种方法，即听声法。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里记下了友人李南金的观点：“《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后世瀹茶，鲜以鼎，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当用背二涉三为合量”。也就是说在水煎过第二沸刚到第三沸时瀹茶最为合适。他辨别“背二涉三”之水的经验是：“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罗大经对李氏的提法并不很赞同，他认为：“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苦矣。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由是引发了一场煎水的大讨论，直至明代的罗廪也加入其中，此处不述。
另外，汤瓶在造型上还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瓶口一定要直。只有这样，注汤才会流畅有力。徽宗称：“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