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环境的得天独厚不仅使西欧各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更具活力，也推动了它们积极拓殖海外、走向全球。譬如西班牙冒险者对美洲大陆的征服，其推动力就是西班牙国王与这些冒险者之间的交易。国王给予这些冒险者一定时效内的、指定区域的独家探险许可，还可能授予其一些空头官职和爵位，甚至是实际的船只、兵士方面的支持。当然给予的东西越多，国王从冒险收益中的分成比例也就越高，比如皮埃罗征服印加帝国的战利品就必须分1/5给西班牙国王。新大陆无尽金银的诱惑、和国王达成交易获取的支持，正是这些让西班牙的冒险家们能在历史上留名。
拙于交易的中国自我设限
中国历史上其实不乏天才冒险家，如“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如万里封侯统摄西域30年的班超。但在中国他们是不可能跟天子平等合伙按股分红的，他们只能在“君君臣臣”的框框里听凭雷霆雨露莫非皇恩。我们实在无法设想一位中国古代的冒险家能在金銮宝殿上掏出合同跟天子劈账。
这种对交易的无形限制牺牲的不仅仅是臣民们的收益机会，其实皇帝们的收益也一样被损害。唐代上林苑里饲养了上万匹御马，如何处理数量巨大的马粪就成了一项令唐代弼马温们非常挠头的事情，于是有人向皇帝建议把马粪卖给附近的农民，由他们自己运回去做肥料。这项提议让皇帝觉得有望官民两利地解决这桩麻烦事，于是向宰相征询意见，想不到宰相只是悠悠然地说了一句：恐后人以为大唐天子以卖粪沽利。扔出这么一顶怀疑天子与屎壳郎有亲的大帽子，这项动议自然无疾而终了。
这些限制不仅仅带来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更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今天我们多以为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一项徒耗财力炫耀国威的赔本买卖，所以成祖去世后仁宗、宣宗朝就停止了这个入不敷出的“献礼”项目。其实明史学界的研究已经指出这绝非事实的真相，万明女士在《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指出：郑和舰队在下西洋的路上开拓了巨额的官营海外贸易，这为明王朝带来高额利润，绝非得不偿失的面子工程。以胡椒为例，洪武年间胡椒在中国的市价是其海外原产地的20倍，而永乐五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后，胡椒在中国的市价降到了原产地的10倍，此后的几次下西洋又让胡椒的市价连续下跌。明朝的国库里胡椒越积越多，远超政府正常消耗所需。为了消化这些原来的奢侈品，明政府将这些无甚大用的舶来品折价作为实物薪俸的一部分发给官员，原本实物薪俸发放的完全是本土生产的粮食、布匹等重要民生物资，“胡椒工资”显著减轻了国家的财政支付压力。近30年的远航西洋也让中国商品远销海外，开拓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刺激了国内民间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广东的冶铁、苏杭的丝织、景德镇的制瓷都是借这一时期的外贸热潮而兴起的。
不幸的是，郑和下西洋实质上是国家完全垄断海外贸易及其产生的巨大利益。民间商人既没有机会入股这庞大的国家海外贸易事业，也没有实力与郑和的国字号超级大船队进行商业竞争，所以他们也就无法将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共同创造更有利的国际贸易局面。当明朝停止下西洋并执行海禁政策后，民间商人虽然大钻空子发展私人海外贸易也获取了高额利润，继续推动着明朝工商业的发展，但缺乏国家支持的走私状态使整个海外贸易局面危机四伏，隆庆开海之后局面也未能好转。郑和的舰队是15世纪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他们曾将航道沿线纵容海盗行为的土邦们一一镇服。而随着国家海外贸易事业的停止，这柄海上利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从事海上贸易的私人船只失去了国家的直接保护，成了海盗眼里的肥肉，私人海商们自己也往往兼职干起了海盗，内外商匪错综复杂的勾结争斗引发了倭寇祸患的猖獗。海禁政策还使得侨居海外的商民成为没有官方认可的黑户，这导致西方殖民者可以无须担心中华帝国的态度，稍起邪念就敢对这些缺乏组织的海外华人大举屠刀。从1603年到1762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四次屠杀、洗劫华人，造成总计约10万中国人遇难。在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下，爪哇岛上也多次发生针对华裔的种族清洗罪行。
东西方融汇的近代史：擅长交易者胜
郑和舰队的消失为弱小的欧洲探险商船队腾出了印度洋——南海航线，给了西、葡、英、法、荷等西方各国拓展东方海外贸易事业的机会。各国纷纷特许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就是国家拥有部分控制权、由诸多商人合股经营的独家垄断印度洋——南海区域贸易的公司。这些公司把国家利益和商人利益紧密捆绑起来，合国家与商人之力开拓新的商路，并相机武力夺取商路上的富饶地域。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尼西亚，它们将这些富庶的国度变成本国王冠上最璀璨的钻石，也将殖民地的原住居民们抛进了血海之灾。(1)如果我们当时的历史条件也能催生出类似的商业组织，那么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航海技术而言，东西方在海上商路的相遇恐怕就会发生在欧洲人的家门口。要是历史能这样改写，不仅中国有机会继续维持长久以来的世界领先地位，整个亚洲屈辱的近代史也可能就此彻底重写。而且中国人的优越感来自文明教化而非“上帝的恩宠”，中国人主导的东西方融合可能让人类在迈进全球化的道路上少流许多鲜血。可惜历史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幸运，因交易而发生的东西方相遇改变了彼此的命运，但东方为此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
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东方各国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能否改变以往对交易的理解和心态，能否把握好前所未有的交易机会与交易形式，这对各国努力的结果有很大影响。(1)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都因战争的巨额花费陷入财政危机。清政府仍旧官威独大，一副惯于食言自肥的寡信做派，在融资筹款上自然束手无策。日本则从1870年代就开始发行内外公债，20年间积累了良好的信用。甲午战事最危急时，日本人在伦敦证券市场上发债融到了战费，最后撑到了胜局，走上了成为20世纪东方唯一一个发达国家的道路。
甲午、庚子后的巨额战争赔偿远远超出清朝的赋税岁入，战败的清廷如果靠增加赋税来赔款只能激起席卷海内的民变反抗，那他们的统治就会立刻崩盘。所以清廷只能靠向国外银行团借款来缓解战争赔偿压力。借洋债帮助清政府又苟延残喘了十余年，但只有不断为国外银行团提供新的抵押物，清政府才能不断借到新的贷款来填补财政缺口和偿还旧债。到了1911年，清政府打起了将民间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的主意，结果激起四川保路运动促发辛亥革命，终于为自己钉上了棺材盖，中国也随之迈上彻底重生的征程。
漫漫历史长河的波涛下是生生不息的资源、力量、利益转化，这条大河中的弄潮者都是善于左右逢源赢得最有利转化的英豪。如何发现并把握好各种转化机会？如何争取最有利的转化成效？这是每个有些雄心壮志的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据说德国人有一句谚语：“在死去的龙身旁找不到传说中的王者神剑，只有无数把出身低微、沾着龙血的残刀断剑。”把握好决定命运的转化其实就是把握好一个个交易，就是把握好交易对手的选择、交易客体的构成、交易方式中时间与空间等具体条件的设计、交易环境和意愿的控制等诸多具体而琐碎的问题。
将资源、实力、利益不断转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循环，这是一切行动主体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循环衰败、崩解了，行动主体也就衰退或死亡了，从个人到国家概莫能外。因此对每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而言，找出并定型最有利的循环模式是最重要的事，长城就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定型。
世界变化莫测，各种曾经成功的循环模式难免被意外挑翻。中国军阀、英格兰旧贵族、印第安帝国，一个比一个死得难看，都是因为以往的成功模式无力应对冲击而崩溃。如何战胜冲击继续发展？我们只能借助外部因素来修补、提升甚至超越原有的模式，关键尽在交易。
是否积极拓展交易、是否对交易无谓设限，这是决定命运的问题。近代以来东方受制于西方，甲午战争中国输给日本，善于交易者总能战胜拙于交易者。掌握交易就是掌握命运，而掌握交易的实质就是掌握好交易对手、交易内容、交易条件等具体的操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