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民企期望用画饼和洗脑来解决这个问题，颇有把企业当宗教办、把企业家当心灵导师和精神领袖扮的气势。不过员工很难成为企业家的教徒，如果为他们描绘的个人美好前景总是不能兑现，那么员工们就会选择退出、消极怠工、专心经营小山头等对抗手段。无论是通过精神还是肉体上的阉割，都不可能将组织成员变成驯服工具。组织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需求与思考，要么会随时面临难以预料的逆转巨变，要么因为力量不足，只能无奈地看着目标像远方的地平线一样永远无法到达。
曾有一本苏联连环画，让人受教颇深，数十年不忘。书里讲一群苏联孩子在黑海边放出一个锁在瓶中的魔神，他两千年前被所罗门王封住投入地中海。这位魔神再获自由后跟着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连性格都变好了。后来他研究明白了洋流规律，在一处更遥远的海边救出了自己的哥哥——另一位被所罗门王投入地中海的瓶中魔神。晚解脱的大魔神不好科学盲目自大，非要成为一个独立天体，还要有自己的卫星。小魔神弟弟劝不过来，只好变出几个闪光小球为哥哥做卫星。大魔神很不满意，认为这些小球配不上自己，便给自己变出一个如土星大小的卫星。但是由于彼此的质量相差太过悬殊，大魔神只能绕着这个大卫星转，结果成了自己卫星的卫星。
记得有学者说过，人类的异化往往源于被自己创造出的事物奴役。我们往往自信满满地认为一定能驾驭自己创制出来的事物，但这些事物却有着它们自己的发展逻辑，结果我们常常会无可奈何地被这些逻辑拖着走。为组织目标服务的机制、架构有时会反制组织的走向，使得组织离自己的目标越去越远。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时代设立宰相（或者丞相、相国，即第一行政官员）职位以来，君主们在议政时一直为宰相们设了座位以示尊重，同时宰相们享有各级官员中的最高品级。后来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想削弱宰相的权位，于是一次议事时借口看不清文件让宰相上前讲解，等宰相讲解完回头一看，座位已经被撤去，从此只好站着了。等到清朝时，实际担任宰相职责的军机处首席大臣连站都不行了，只能在皇帝面前跪着议事。而此时这些第一重臣的品级也被降低到二品，在任者多是靠兼任被虚崇的大学士职位才能保证权位对应。
许多历史学家经常借此说明中国历史上皇权在不断压制相权、强化专制，他们认为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是中国政治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但也有另一些历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大多数时候皇帝完全拥有对宰相的任免权，相权可以说是完全依赖于皇权的，怎么可能独立于皇权之外来和皇权争夺政治地位呢？他们指出从字源看“宰相”实际最初指的是两类事务，从中就可以看到相权其实就是皇权的辅助，不能把皇权与相权之争看得太重。但宰相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文官，常常拥有对皇帝诏书的副署权，也就是说宰相拒不签名的皇帝决断不能被下发执行。宰相甚至可以封驳不满意的皇帝诏书，即原封不动地退回给皇帝，等于告诉皇帝：你的意见不对，我无法执行，等你拿出个合理的意见再来找我。于是明朝几次出现内阁首辅带着满朝官员和皇帝打口水仗，追皇考、封皇后、立皇储，只要文官们觉得皇帝意见不妥就能闹得整个庙堂沸反盈天，有时一争就是几十年，最后皇帝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让步了。
为什么从属于皇权的相权能让皇帝本人这样备受折磨呢？宰相的地位、品级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蕴藏在中国国家机器的治理需要中，其中的关键是国家机器主要任务以及管理人员需求这两方面的演变。
我们前面说到企业最终要从外部获取企业家才能，并要辅以一定措施方能让这些才能所有者稳定下来，为企业所用，而非反制企业或分裂企业。其实企业的情况就是国家情况的缩小版，也是在组织目标和人员需求的互动中寻求平衡与效率。我们看看中国古代国家机器的历史，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也能为今天的中国企业提供些有益的启示。
组织的宿命：谋事在我，成事在人，成功终须借助他人
中国有信史可考的早期历史都处于家国天下的宗族政治体制下，统治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宗族手中，尤其主要由宗族中的少数世袭贵族主持政务。殷商代夏、姬周代商，其实就是以殷人、周人为核心的宗族联盟取得中原的宗主权。
西周安定天下的策略就是不断分封自己的王族勋贵，令其各领一块封地占据天下要津，让这些人各自带一批周人到封地去开枝散叶经营起来。同时周王庭保留了一些殷商时代就有的封国，作为臣属。留在王庭中枢的重臣则是由统治者家族中至亲至贵者担任，这些重臣职位往往是世袭的。如在西周成王当政早期是由两位王叔周公、召公担任主政大臣，他们的后代世袭周公、召公的封号，并一直在朝政中发挥重要作用。约300年后厉王被国人暴动赶出丰镐，正是两位后世的周公、召公主持了“共和”年间的国政。
这样的政治体制是与当时人口稀少、土地广袤、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的。人少地多让人们无须久居一地。当时生产力落后，人们不擅长休耕、轮耕、肥田等保持地力的手段，往往种两年庄稼后一个地方的地力就衰竭了，所以人们也没办法久居一地。因此人们经常迁徙，反正有的是荒地，一个地方不行了，换个地方接着开荒就是。遇到自然灾害更是如此，人们没有必要固守某块土地抗灾救灾，换个地方另开张是更简单方便的选择。生产力低下、人民流动频繁，这使得王庭无法征集足够的财税收入来供养一支专门的行政官员队伍，也没有必要供养这支队伍，因为没有那么多事务需要管，人民通过趋利避害的迁徙就避免了大部分后世朝代须高度组织方能完成的治洪、赈灾等复杂事务。
这样的环境使得对王庭而言，治宗族即治天下，因为只有掌握了自己的族人才能掌握定居在族人城市里的“国人”。虽然那时的城市在今天看来也就是个大土围子，国人大多要每天出城务农，但定居在城里就可以被纳入王权统治，承担起封建义务，也就是所谓的服了“王化”。对于那些散居乡野的“野人”们，王权鞭长莫及，只能看着他们不纳粮不当兵，馋了还敢把国君的马偷来烤着吃。
薄弱的国家赋税基础和简单的国家公务，导致王室与国家的财政不分。西周王廷的收入主要就是王畿地区的实物地租和各下属封国的进贡，换句话说王庭的收入实际上类似于一个大地主兼大族长的收入。王庭的主要政务是“惟祀与戎”，也就是祭祀与征伐，这两者都主要是依靠王畿与各封国的周人子弟来完成。所以主政大臣帮周王管理的主要事务的宗族性质很重，今天意义上的一般公共行政事务并不多，自然主政大臣的职位由宗族里有地位有威望的人士（即与周王至亲的显贵）来担任比较合适。
等到东周时期，随着使用铁质农具等农业技术进步，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长。因此人们靠迁徙解决吃饭问题的余地减小了，大家需要固定的土地来维持生计，“野人”也得变成“国人”。新增人口的土地需求使井田制土地制度逐步瓦解，也使君主和士大夫们得以竞相想方设法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获取更多财富与资源。这种竞赛导致贵族们的权势变化，引发原有封建等级随之崩塌，于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等动摇周礼体制的事件将中华带入一个诸侯混战的时代。
天下板荡。为了生存，为了控制更多的人口与土地，各诸侯国必须提高国家机器的政治动员能力。诸雄间战争规模与持续时间的不断膨胀，既是政治动员能力提高的动力，也是提高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不能支持动辄几十万人会战的诸侯国大多被吞灭了，只留下战国七雄和衰微到无人理会的周王廷和卫国等小不点。
提高政治动员能力的关键是创立治理地方的专门官吏集团，以利于为国家提供成丁与赋税。由于各国内部原有的士大夫不够用或难以信任，所以从异国赶来求功业的客卿们成了重要的补充，各诸侯国的管理人员来源也就超出了原来宗族关系所确定的范围。不过那时的客卿除了少数已经极有名气的外，大多数还是要通过亲贵们的推荐才能从各国国君手中谋得一官半职。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处于国家机器中比较外围的位置，核心决策层往往还是由国君亲族和世袭勋贵占据，尤其军队主帅的职位更是极少委于客卿。所以虽然这时国家政务管理任务繁重了很多，但各国家的核心管理人员仍然主要来自亲贵阶层。尽管客卿中有苏秦这样披挂六国相印的政治明星，但六国也都设立了主持政务的其他实权相国，这些相国多是各国的公子，也就是国君的叔伯、兄弟、子侄等最亲近的血亲显贵。
最重要的例外就是秦国，商鞅变法后秦国大力推行军功授爵制度和郡县制，除了独树一帜地持续将相国实权授予张仪、范雎、李斯等多位客卿外，它还是政治权力向平民开放程度最高的诸侯国，从民间的耕战能手中提拔了大量官吏。秦虽在人口数量上远不及齐、楚，但充沛的多元人员供给造就了干练而强大的官吏集团，这使秦国最终横扫六合、实现了大一统。
西汉粗定天下后，规定非封侯者不能为相，同时又规定非有军功者不能封侯。这就把担任百官之首的权利圈定在军功贵族里，而当时的军功贵族其实就三类——宗室、勋贵、外戚。宗室是开国皇帝刘邦的直系血亲，勋贵多是刘邦还未出人头地时就结识的至交好友，外戚自然就是鸿门宴上闯帐的连襟樊哙，以及在刘邦身后追随的吕氏兄弟。这是一个围绕着刘邦展开的熟人圈子，他们掌握着中央政权，那些未能进入这个圈子的元戎巨勋们大多被边缘化，甚至身死族灭，如韩信、彭冲、英布等。
西汉大体继承了秦的政治制度，不管是早期崇尚黄老无为之治，还是后来推行独尊儒术，汉家骨子里的治国思想是杂王霸之道而治之。这仍须以法家主导的行政体系为实施基础，所以汉朝也和秦一样需要大量官吏，刘邦留下的小圈子不仅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用人需要，就连中央政府也是如此。
到汉武帝时，西汉国家既要全面击倒北方的对手匈奴，又要在南方百越地区和西南夷地区开边，内部还要完成强化中央、削弱藩国的任务。国家意图完成的治理工作量空前庞大，所需赋税已非此前的治理体系所能支持，官吏数量也远不敷使用。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向民间大量卖官鬻爵以缓解对赋税的强烈需求，为大量平民进入官场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任命了以桑弘羊（桑出身富商家庭，13岁时家里为他捐官当上了武帝身边的侍中，也是卖官政策的受益者）为代表的一批精于财税的人员担任官吏推行盐铁专卖，实施后世称为国家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创了中国政治治理的一个新时代。
这些新官吏没有世袭背景，与皇帝本人关系并不密切，不属于社会原有上层结构。当官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职责，而是他们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担任官吏对他们而言是一份工作，而非一种永久性的身份。这使得他们和皇权之间缺乏西周君臣间那种同宗同族的密切感觉，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利益。为隗嚣带信到洛阳时，马援对刘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曹操欲提兵八十万会猎于吴时，鲁肃对孙权讲：肃可迎操，将军不可也。明末时，诸多臣子可以满口华夷之辨，逼崇祯帝杀死负责与后金秘密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可以转身就跪迎李自成、多尔衮。官吏集团有着巨大的独立利益，他们与皇家的关系并不是拴在同一条绳上的蚂蚱。
绝对皇权存在的基础是严密控制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与人民，所以历朝粗定天下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丈量天下田地数量与地力，统计全国户数与成丁数。皇权需要以此调整土地分配并长期维持下去，使人民拥有的生存资源与对皇权国家承担的赋税劳役有所匹配，不至于离谱到激起新的民变。一个皇朝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要在广大疆域里实现这样的政治目标，就必须拥有大量官吏来实施深入的管理。
此外权揽得多自然事也就管得多，随着疆域与人口的增加，需要皇权国家机器处理的行政事务日趋庞杂。皇帝们不可能单靠一己之力执掌江山，越来越需要依靠文官体系来施政。文官体系的权力随之越来越强大，人数也越来越多，和皇帝身边的宫廷圈子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皇帝本人面对文官体系也渐渐有种陷入包围、不得为快意事的感受。
皇权政治派生出的官吏集团虽然不像魔神的卫星那样完全反制自己的缔造者，但其既不可或缺又有着独立利益的特性自然会让皇帝们心生警惕，想尽办法控制。办法之一就是削弱相权，或者干脆废除宰相设置，把以往宰相的高位和实权分开，分别授予殿阁大学士这样的荣誉职位和内阁学士这样的皇帝秘书班子，以此避免文官体系自立山头尾大不掉。因此才会有了关于宰相座位的故事，虽然宰相有没有座位并不能改变皇权对文官体系的依赖。
除了削弱相权，皇权还采取了多种办法来控制有独立利益的官僚集团。譬如在科举取士中设置最后的殿试，使得进士们都成为名义上的天子门生，与皇室多了一层关系。皇帝们还喜欢让自己少年时的老师出掌相权，多一份信任，也能在皇帝与文官集团摩擦时多些助力和余地。此外皇帝们还往往以内廷干涉外朝，使用那些服侍自己在深宫里长大的太监、侍卫制衡文官体系。所以我们能看到历史上大量掌管奏章、主持特务机关、指挥军队、为帝王本人在地方上开矿或征税敛财的太监，还能看到文官们对太监把手伸出内廷的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