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说：“多谢健生兄怜爱。以后就让我们一起为南京的平安祷告吧。”
“我们在这里祷告没有用，蒋先生在溪口指挥一切，他将各地的高级将领都控制住了。”
“代总统发表的7项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根本做不到。”
“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桂系的一帮人愤愤不平，议论纷纷。
张治中见状，萌动了劝蒋出国的念头。他对身边的司徒雷登大使说：“大使先生，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让蒋先生出国较好，这样李代总统就可以放手去做了。”
司徒雷登说：“主意不坏，但恐怕蒋不愿意。”
张治中说：“阁下能否出面，劝一劝蒋先生。”
司徒雷登连忙摇头说：“不，不，不，蒋先生这个人很难说话，我说服不了他。我看还是张将军亲自去比较合适。”
张治中环顾众人，思虑半晌，自认为也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了，就只好点点头说：“我考虑考虑吧。”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人物，见张治中答应此事，内心甚感快慰。他们觉得，张治中一来，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张治中是国民党中少有的几个敢向蒋介石直谏的人。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争取和平，张治中曾经同蒋介石进行过两次非常直率的谈话：一次是在西安，另一次在南京。
西安谈话发生在1948年6月27日。
蒋介石首先对张治中说：“我们来谈谈时局问题。你先说你的意见。”
张治中说：“当前局势必须有一个绝大的政策转变，而这种转变一定要解脱外来的（指美国）挟持，同时要能够阻止党内的分裂趋势，以及国内人心的涣散。”
蒋介石问：“那么，怎样转变呢？”
张治中说：“先要从对苏联政策和对共产党的政策去研究解决办法。对苏外交应该是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至于对共产党的问题，如果对苏联政策能够做到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过半。不过我们应该主动地放弃戡乱主张，停止战争。”
蒋介石说：“对改善苏联关系的办法是可以谈的，我们联苏也用不着借美国吃醋，不过在开始进行的时候，不要先让美国知道。对共产党问题，现在还不能说停止戡乱。我们即使停战，共产党也不会停的。”
张治中说：“目前局势不能再拖下去，军事如此，政治亦如此，经济更如此。要继续拖下去，只有愈拖愈坏，我们应该要有果断。如果能承认不能再拖，便应该毅然决然拿出有效的挽救办法来。如果认为目前军事受了顿挫，共产党气焰高了，便谈不到停战，这是并不尽然的。相反的，我们军事虽然受了顿挫，不过因为我们是执政的党，在政府的立场，受到了很多束缚，很多牵累。假使我们和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还保有几百万大兵，集中在南北几个地区，经过休息和整顿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再起来再恢复的。我们纵然不能消灭共产党，难道共产党就可以军事解决我们吗？这一点，共产党中有眼光的人，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吧？我想，凡有识的人士，绝不会因为我们主动停战而发生其他误解的。”
蒋介石最不愿别人谈和，他说：“那还行！假使我们一旦宣布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要瓦解！共产党混进来之后，发展它的组织和地下活动，我们还受得了吗！”蒋介石没有忘记，北伐的时候，由于孙中山的“联共”主张，许多共产党员进入了国民党的内部。
张治中直抒己见：“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要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其实党的内部分裂也没有什么，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分裂就让它分裂好了！”
1948年11月5日，南京谈话。
蒋介石同往常一样，首先发问：“你看现在的局势怎样？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答：“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6月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辽沈战败，50万精锐丧失，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问：“不打怎么办？”
张答：“还是由总统来倡导和平。目前，从军事、外交、经济，以及民心和士气各方面来看，我认为都应该马上放弃‘戡乱’的主张，恢复和谈。”随后，张治中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恢复和谈的所得所失。
蒋介石被张治中的分析所打动，但他还是固执地不肯进行和谈，他说：“我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蒋介石此时心系徐蚌会战，他之所以不愿接受失败，是因为他对徐蚌会战的结局抱有幻想。蒋介石心想：“徐蚌会战有杜聿明指挥，加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优势，辽沈会战的结局决不会重演。”
可是，张治中哪里知道蒋介石的心思，他见蒋不愿同共产党讲和，就逼了一句：“现在如果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要失败！”
蒋一听此话，非常恼火，大声地说：“革命党人是不怕失败的！”
张治中并没有被蒋的气势所吓倒，他说：“革命党人固然不怕失败，但是我们纵然失败，也要能对国家、对历史有所交代。”
蒋听不进张治中的话，指着张治中说：“你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
张治中间：“那么，你这次要我来有什么吩咐？”
蒋反问一句：“你愿否担任行政院长？”
张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戡乱政策不变更，在目前情形下，我绝对没法担任！”
蒋说：“那么，你先当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张治中坚决地说：“我绝不能担负这个任务！如果你愿意和平，我愿当一个参军供奔走。”
张治中就是这样一个敢于顶撞蒋介石并与之争论的人。
3月3日，张治中同吴忠信乘飞机到宁波，他现在要为和谈奔走了。蒋经国在机场接他，随后，他们一行人乘小车直驰溪口。
此时，蒋介石不在山下，他住到山上雪窦寺妙高台，在这里反思多年来“戡乱”失败的原因。他在心里老是反问自己：“为什么共产党越打越强大呢？”
张治中下车后先到蒋的旧居。故居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庄院，面溪背山，前面是砖砌的大圆门，进院内又是一个半圆门。张在这里待坐了片刻便被带到蒋的新居。新居在故居右侧不远，枕溪卧流，两层小洋房，虽不大，但洋气十足，张治中当夜就住在这里。
第二天，张治中上山拜见蒋介石。见到蒋介石，大家寒暄了一阵。突然，蒋劈头说了一句：“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
张治中大吃一惊，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们是来看望总裁的。”
蒋介石仍然很气愤，“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的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蒋的一席话等于一张封条，把张治中的嘴给贴了起来。张治中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在溪口长住下来，慢慢地见机行事。
张治中在溪口一住就是8天，每日不断地和蒋谈话。他们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时谈、游山逛水时谈，晚上围坐在火炉边还是谈。在这8天里，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真是无所不谈，一切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
但是，一当张治中谈及出国之事，蒋就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
张治中没有忘记来溪口的目的，他不能直接提出蒋出国之事，就从老远的地方开题，转弯抹角地劝告蒋介石，委婉地将出国的利弊分析给蒋介石听。
张说：“出国之利甚多。第一，不作反对者之攻击对象；第二，对人民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第三，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与在和谈中提出有伤尊严的要求，并免遭将来进退两难的窘境；第四，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第五，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第六，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
蒋说：“好处不少，害处如何？”
张治中说：“害处也有一些；如第一，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维护；第二，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须付托有人，似无可虑；第三，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
蒋介石在道理上说不过张治中，只好将态度和缓下来说：“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地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由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
张治中见无法说服蒋，只好回南京了。
十一、毛泽东说：“到南方作战，要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1949年3月，西柏坡，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这里开了8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毛泽东在5日的第一天会议上作了报告。
第二天，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走了进来。众人纷纷站起身，给毛泽东让座。
毛泽东坐下后说：“我们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了，你们对今后的军事形势有什么看法？”
“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一百多万军队的方式，不外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可是，如果我们同国民党和谈成功，那么将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呢？”
毛泽东语调平缓地说：“我们希望全面和谈成功，不过啊，对国民党不能抱有过高的希望。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枪。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再打内战了，所以要我说，今后全面和平不能成功，但局部的和平还是存在的。你们对各种问题要灵活掌握，争取多用北平的方式解决敌人。”
邓小平说：“主席，您在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您的这一席话对我们在渡江作战中很有指导。”
毛泽东笑了笑，用手指陈毅说：“是陈毅逼出来的哟，他上次来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干部。现在为你们南下，好几个月只准备了5万3千多个干部；远远不够用。”
陈毅也笑道：“这下够用喽，我们两个野战军，再加上地方武装，有一百多万人。”
毛泽东对邓小平、陈毅说：“你们要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慢慢地实行这种任务的转化。我们过去是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你们到南方去作战，要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将中央机关搬到北平。有一天，他问李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满有把握地说：”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李银桥的太阳穴。见李银桥仍然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1949年3月23日凌晨3点，毛泽东才上床睡觉。临睡前，毛泽东吩咐道：“9点以前叫我起床。”
可是，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去北平的路上太疲劳，直到10点才让李银桥叫醒毛泽东。
毛泽东醒来后有点不高兴，生气地问李银桥：“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
李银桥说：“是周副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向马达轰鸣的汽车走去。走在路上，他见众人都不说话，知道是因为自己刚才发了几句脾气，就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几句诙谐的话，把几个领导人都说笑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地上了汽车。
这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启动了，向华北大平原驶去。最前面的是带路的小吉普，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紧随其后。
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
“现在又是3月份了，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所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向同车的警卫员们。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
“去年3月份呢？”毛泽东又问。
“去年3月21日，由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1号只差两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泽东说得特别认真，认真到带有几分稚气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