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
在谈到国民党最敏感的战犯问题时，周恩来说：“一切战犯，不论任何人，必须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才能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大的谈判有三次，小的会谈则难以计数。过去的每次会谈，他都以雄辩之才使对手生畏，今天，他在雄辩之外，又增加了几分威严，当然，这几分威严来自于身后三百多万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周恩来说完，张治中接着发言。他对和平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张治中最后说：“这次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可以说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作中共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就是我们代表团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的意见和希望。”
1l时55分宣布散会，双方商定再作一些会外协商，然后举行第二次会议。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经过一天多的研究，提出了40多处修改意见。14日晚，张治巾把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两人相谈了很久。
15日晚9时，地点仍旧，第二次会议。
会前，张治中对解放军是否渡江的问题很担心，他问周恩来：“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有签字，你怎么说就预定4月20日渡江呢？”
周恩来说：“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张治中问：“周先生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带回南京请求不能签字后，中共就预定4月20日渡江，是不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回答：“是的。”
正式会议开始后，周恩来首先发言。
他说：“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因此，我必须在这个协定的文本以外，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的问题，还再提出几点。”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五点补充意见。
第一，人民解放军就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说在协定签字之后，永远不再有内战，而不是说在协定签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战。但有一个临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南京代表团到了北平，而代表团诸位也是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热心和平的人士，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意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过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南京去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第二点，为了保证协议签字以后有效实施，我们必须渡江接收。这一点，已经口头的、书面的和文白先生说过，就是要在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八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管这十个县的地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的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敢于称兵作乱的，我们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
第三点，至于其它地区，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浙、皖、湘、鄂、陕、陇东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下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那么为了要协同讨平它，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十个县份之内，我们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动作。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共代表团所提这一和平协定方案的回答，我们愿意等到二十日。
说完了5点补充意见，周恩来又说：“有许多朋友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时候是很硬的，不过我们也是根据原则性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是从四面八方的讲敷衍，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最后，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张治中对和谈协定，当然已经无法再说些什么。周恩来的讲话，在他看来，意味着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作了最后通牒，这与顽固分子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他预料南京政府不会接受这个协定，但是他还是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不定期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会议于10点20分结束，正式会谈也告停止。
九、黄绍竑携“协定”飞回南京，李宗仁左右为难默不作声
共产党以4月20日为最后期限，所以南京代表团觉得时间特别紧迫。谈判结束后，当晚，长治中就在六国饭店召集代表们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
代表们都认为，这个协定中共已作了较大的让步，而现时国民党不比以往，是“战败求和”， 只有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因而接受协定，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总比顽抗到底、失败到底为好。会议开到深更半夜，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表示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并推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携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
代表团之所以推举黄绍竑，自然是因为他曾是桂系三巨头之一，希望他说得动李宗仁、白崇禧接受条款。推举屈武，是因为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做说服工作。
当晚2点左右，周恩来得知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立刻在六国饭店里单独召见他。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关心地问：“季宽先生，你的心脏病好些了吗？”
黄绍竑说：“大约今晚有些激动，心脏间歇更加厉害了。我明早还是衔命前去的。”
周恩来望着他说：“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哟。我们等你回来。我告诉你，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选定了中南海这个地方办公，前些天，我们在里面的勤政殿这间屋子里，商议了和平协定。我希望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今后还将长期在勤政殿一起共商国事；去建设—个人民自己的强人的新中国。你把这个意思，再次转达给李德邻先生。希望他能飞到北平来签字。”
黄绍竑说：“照我看，协定签不签得成，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周恩来还告诉他：“刚才我跟毛主席通了电话，他祝你和屈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说跟你相约过，等签订了协定你们要填词唱和。”
黄绍竑有些激动：“周先生，不管协定签不签得成，我都要回来的。”
周恩来最后对他说：“为了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和对桂系的希望，我们释放了白先生的外甥海竞强师长，你明天一起带他回南京吧。”
第二天，4月16日清早，黄绍竑和屈武分别乘车来到西苑机场。周恩来率领中共和谈代表叶剑英、林彪、林伯渠、李维汉等都来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等南京方面的代表也都到机场送行。大家都说着祝愿的话，祈愿和平早日实现，机场上的气氛非常热烈，和半月前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到这个机场时的低规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黄绍竑在人群中认出了白崇禧的外甥海竞强。海竞强是桂系精锐部队46军第188师师长，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这次被中共宽大释放后，今早周恩来让其随同黄绍豌一同返回南京。这是中共方面对桂系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当天中午时分，飞机飞抵南京。黄绍竑、屈武在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欢迎下，走下舷梯，乘车直驱傅厚岗。
当天下午4点多钟，李宗仁在公馆里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只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黄旭初，黄绍竑、屈武等了六人参加。
黄绍竑扫了一眼与会几个人的神态，知道都希望他携回适合于他们口味的和平条款。他从皮包里一边掏文件，一边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变动的最后稿，签字时限是4月20日，如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渡江，接收江南地区。如政府同意于4月20日前签字，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尘、童冠贤先生五位同去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和诸位和谈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
黄绍竑简要地汇报了和谈的经过，随即将《国内和平协定》交给李、白、何等人传阅。
李宗仁首先看完协定，然后交给白崇禧。白崇禧一面听黄说话，一面翻阅黄带回来的《国内和平协定》。当他看完之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白说完，就站起身向外走。此时，李宗仁则默不作声。
何应钦也看完了协定，他冷冷地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随便决定，行政院要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嘛。”何应钦是想尽早把情况告诉蒋介石，由蒋来做主。
第二天，李宗仁、何应钦派张群乘专机前往溪口见蒋。
蒋介石一见协定的内容，拍桌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长群说：“总裁，你看此事如何答复？”
蒋怒道：“愚蠢！签不签字共产党都要过江，这个字还有什么要签的！”
张群说：“那下一步怎么办？”
蒋介石说：“让在广州的人开个会，通过拒绝接受中共‘协定’的声明，然后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广州的那些人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们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由孙科任主席。
同一天，李宗仁在南京召开桂系集团要员来傅厚岗议事，听取黄绍纯的详细报告，商讨今后的对策。
黄绍竑见到场的都是桂系自己人，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两天来，关于和谈的舆论很多。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协定，是丧权辱国的协定，这就要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对待它。现在我们面对的形势，既不是民国14年（即1925年）在广州时国共两党的局面，亦不是抗战开始时国共两党的局面。我们现在是败军求和。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从而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取得绝对的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我们要靠蒋介石，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不但是我黄绍竑有体会，在座诸位也都深有体会。”
黄绍竑扫了大家一眼，又继续说：“我们如果及时早下决心，由德公出面与中共签署和平协定，德公可以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我们广西的子弟兵也可以保存下来，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几项条件，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思谋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这时说话了：“我对个人去留出处并不计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所谋所作当是为国家为大多数人利益。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地卸职归田，以谢国人。所以今晚开会，我们还是从国家和大局出发来商讨。”
白崇禧为和谈问题已和黄绍乾争吵过，现在他又听得不耐烦了，颇带火气地说道：“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两年不搞土地改革，讲得好听而已，我们迟早是人家碟子里的菜，只是早晚上席罢了！季宽，你们代表团北上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像这样投降的协定，竟然也带得回来？张文白怎么就糊涂到这种地步？连我们的基本立场都不要了。我早就讲过了，‘汉曹不两立’！”
白崇禧说罢，怒气冲冲地扬长而去。这晚的讨论就不了了之，垂头丧气而散。
18日晚，桂系头目仍然在傅厚岗继续密商，仍是白崇禧和黄绍竑继续交锋，未得出任何结果。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十八日晚，继续在傅厚岗会谈。李宗仁提出应将和议协定交由‘和谈指导委员会’讨论。这就是说，他个人不愿负拒签和议的政治责任，把球踢到对方的阵营里（国民党保守派）去了。”
4月19日，行政院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秘密会议，黄绍竑应邀参加。黄到会场一看，觉得会议的形式很奇怪。会议由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主持，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由广州飞来参加，刚从太原飞逃出来的阎锡山、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被邀参加，此外还有几个部长。白崇禧没有参加，，李宗仁只是列席会议。
会上，吴铁城、萤少谷、阎锡山等发言：逐条批驳《国内和平协定》，反对签字。顾祝同还列举了解放军调动情况，判断中共正在部署渡江作战，说明中共和谈没有诚意。
黄绍竑望见李宗仁静坐一旁，脸色尴尬，一句话也不说。李宗仁现在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是他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不久前他还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要是他表示赞成和谈代表的意见，势必与党方军方发生冲突，只要蒋介石在溪口发一句话，他就很可能被拘禁或被哄下台，甚至有生命危险。因此，李宗仁只好呆坐一旁，默不作声。
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决定明日电告张治中要求中共延展时间，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商淡。
黄绍竑已经料到会有此种结果，所以他并不感到意外。散会后，他回到李公馆，想到明天是20日，是中共限定签字的最后期限，张治中正在北平焦急地等候他的回音，他马上在李公馆给北平的张治中挂了一个电话。
张治中在电活里问：“情形怎么样？”
黄绍兢说：“详细情形不便在电话里谈，行政院今天晚上或明天就会有书面答复，到时你就知道了。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飞去香港。”
张治中在话筒的那一端愣了一阵，接着“呵，呵，呵”了几声。黄绍竑知道张治中已经明白了他的暗示，知道和谈已经破裂了。
十、汤恩伯说：“我们是军人，决不要轻信和平，应当加紧备战。”
1日25日，溪口。
蒋介石虽通电下野，却没有放弃国民党的军权。此时，他正在向三大军界要人：国防部长何应钦、总参谋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面授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