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月中旬，一些地方政府就发出支前工作通知。通知要求：“由于庞大主力，很快进入境内，全面的后勤工作即将开始，如担架、运粮、运草、购办油盐菜蔬、带路送信、洗衣做鞋等，将要同时进行，故各县须立即全面动员组织，发动所有力量，投入这一伟大的争取全国解放的甚至是最后一次的大后勤任务。”
1949年2月1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制定了《收复京沪支前计划》。该计划对粮秣、交通、人力、财政，以及支前工作中的组织领导等几个方面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在粮食方面，支前委员会估计：“华野全部及随军常备民兵、民工，机关及可能的一部分俘虏在内，预计100万人，如连同中野在内，以150万人计算，每人每日需加工粮2市斤，每月需粮9000万斤。从阳历2月起以后以5个月接新计算，共需粮食4亿5千万斤。”
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较低下，加之连年战争，农民生活本身已非常艰苦，所以粮食的征集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支前委员会制定了5项政策：（1）根据各地工作发展程度之不同，分别划分区域，按公平合理原则，进行征借。（2）按地区肥瘦及每人平均亩数，酌量每人除去半亩或一亩基地外，按余地计算负担。（3）每亩征借最低十斤，最高二十斤，不再累进，每斤粮食附征烧柴二斤。（4）必须照顾穷人穷庄，适当减轻其负担，个别粮食多之地主富农，可个别多借，但必须使他们粮食能吃到新粮登场。（5）在征借方法上，还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发动和组织群众自觉交粮，避免强迫摊派。
在支前的人力方面，华东支前委员会组织了22个担运大队，每个人队编有3500人，500付担架，500付挑子。这些担运大队大部配属给各军，主要担负运输任务，服役时间为6个月。此外，还有16个民兵团，配属治各野战兵团，支前机构和地方党委，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警戒、巡逻等。
为了搞好支前工作，总前委决定将华东支前委员会与江淮支前司令部合并，成立华东支前司令部，统一组织领导渡江作战支前工作。任命傅秋涛为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曹荻秋为副司令、陈丕显任副政治委员、梁竹航任秘书长。统一后的支前委组织了两个办事处，派张劲夫、黄岩组织第一办事处，任命张劲夫为办事处主任，黄岩为政委，暂住合肥，必要时向前推进，带1500名干部及2个民兵团，开展江淮分区及皖西地区的支前基地各项工作。派万金培、谢晖组织第二个办事处、以万为主任，谢为政委，暂住安徽滁县，带1000名干部及2个民兵团，开展江淮一、四分区的支前基地一切工作。
2月下旬，华野、中野结束淮海战役后，还正在休整，渡江作战的支前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两台民工总队，25天往返1400余里，共挑运弹药59000多斤，转运伤员538名，曾有半个月未吃到菜，连续四五天不动烟火，仅吃些干粮充饥。他们经常日行百里，又多在雨天、夜间行军，但自始至终情绪很高。
为了支援大军渡江，男女老少齐上阵。49岁的韩大奶奶，自愿报名参加渡江第一线突击船队；17岁的渡江女英雄王凤英，为了参加突击抢渡，和自己的哥吵起来，终于如愿以偿。
仅在苏北地区36000名支前民工中，就评出了12785名功臣。其中特等功臣72人，一等功臣130人，二等功臣1321人，三等功臣11051人。此外还有225人为了完成支前任务而光荣负伤，甚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五、张治中纳闷：周恩来怎么不到机场迎接？
国共两党在长江两岸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共产党不怕决战，辽沈决战、淮海决战、平津决战，共产党连战皆捷，士气正旺。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正要乘胜追击，蒋介石、国民党就要丧失对中国的最后统治。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蒋介石暂时放弃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的纷争，支持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希望李氏能用和谈帮他挡住共产党百万大军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3月12日，何应钦内阁一成立，李宗仁就让他赶紧组织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何应钦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并且通过电话和在溪口的蒋介石商洽后，终于在3月底定下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组成名单。团长：张治中，成员：邵力子、黄绍站、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
正式代表团成立以后，何应钦组织他们和一些内阁成员，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最终形成一个和谈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腹案”内容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问题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家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792—793页。）
张治中于3月29日带着和谈“腹案”飞到溪口。
蒋介石拿到“腹案”后，轻描淡写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此时，在溪口陪蒋的还有许多国民党的要人，他们在蒋介石身边吹风，反对和谈。有的甚至在背后说张治中的坏话，“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蒋倒是还倾向于和谈，这主要是出于—种军事需要。为了安慰李宗仁等人蒋对张治中说：“我决不干涉德邻，让他放手去干，我决不复出，愿意终老家乡。”
蒋的话使张治中很高兴，他说：“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上发表否？”
蒋介石答：“你斟酌吧。”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和平商谈代表团”乘飞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这天，李宗仁、何应钦都来了，立法院还特别休假半天，让立法委员们到机场送行。这些欢送者们在心里希望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天王号”专机在云海中穿行，张治中闭目坐在椅子上，他在心里想着李宗仁的一句话：“死马当作活马医。”
当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黄绍竑提议：“在地面上游北平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飞机在北平上空兜了一圈后，在西苑机场着陆了。一下飞机，只见迎接他们的人寥寥无几，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显然规格比较低。
张治中和代表们心里非常纳闷：“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来？”周是中共的首席代表。又与张治中的关系甚好，代表们在飞机上就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来迎接的。
南京政府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下榻。
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设便宴款待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饭后，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
周恩来一开始的态度就十分严肃，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逼视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
周恩来没等张治中多考虑，接着又说：“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没料到周恩来对他去溪口的反应如此强烈，仓猝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出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位代表除了章士钊，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了。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要真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见自己的反复解释不被理解，心里也有点生气，不禁和周恩来争执了几句。他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周恩来不到机场去迎接，为什么在六国饭店张贴那些“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浯。
随后，两人淡起和千谈判的具体问题。
周恩来问：“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了吗？对和谈有无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方的。”张治中不敢将他们准各的“腹案” 拿出来，他把这份“腹案”当作是谈判的底价，只留谈判代他们自己掌握。
为击败国民党的拖延战略，中共早就有所准备。周恩来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于，这是：不能拖延的。因此，我们想先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再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张治中同意如此安排。
此后，双方代表从2日至7日，继续个别谈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分别会见国民党和淡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土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李蒸、卢郁文。
六、毛泽东说：“李宗仁现在六亲无靠，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
1949年4月初，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位于香山的西南山坡上，背依古老的香山遗址，有两股清泉顺山而下，终年不息，清朝乾隆皇帝曾题“双清”二字于清泉旁石崖上。民国初年，当过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在此修建私人别墅，命名为“双清别墅”。
这是一座掩映于古树翠竹之间的庭院。院内房舍坐北朝南，高大别致，房前有一座六角红顶凉亭，小巧无华，亭旁一株古银杏树，参天拔地，树下有几竿翠竹，郁郁葱葱，亭旁蓄一池清水，微风吹拂，碧波涟漪，池边依山有一方子台，拾级而上，满院景色尽收眼底。
刘仲容的：车子驶到香山，在夜色朦胧中开上了山坡，行驶了好一会才停下来。下车后后，穿过一个院子，卫士将他领到一排大平房的一间屋里。
毛泽东放下正在阅看的文电，迎了过来，笑眯眯地伸出乎来，身上还穿着带补丁的棉布衣服，乌黑长发向后梳着，脸庞比以前丰满多了，透着红润的气色。毛泽东握着刘仲容的手，很高兴地说：“老乡我们又见面了！你要是早到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式了。”
刘仲容连忙说：“主席，路上不好走，要穿过前线，火车停停开开。”
毛泽东兴致很高，说：“十多年前，我们从荒凉的保安刚搬到延安时，没几天，你穿过前线来看我；这次我们从西柏坡山里刚进北平城里，也没有几天，你也是穿过前线来看我。可见，我们不仅是老乡，我们还有缘份。”
毛泽东几句话说得刘仲容热烘烘的，把大半个月长途颠簸赶路的疲劳都消融了。他轻松地笑着说：“托毛主席的福了！”
毛泽东喷了一口烟，脸色严肃认真地说：“我们没有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到今天取得胜利，靠能吃苦，能克服困难。进城了，我不断给大家讲，我们不能学李自成进京。”
刘仲容打量着毛泽东，见他衣服—卜的补丁在灯光下十分显眼，他感动地说：“主席，我一下子就懂得了共产党为什么能不断地走向胜利的道理。”
毛泽东撇开了这个话题，问道：“你讲讲，南边的情况怎么样？”
刘仲容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李宗仁、白崇禧的近况，然后说：“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求和’，他们认为美国—定会出面干涉，只有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接着问：“李宗仁、白崇禧哪哪一派？”
刘仲容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介石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的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认为蒋介石凭着长江天险，以海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也不是那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