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宗教组织的管理方式逐步实现民主化、规范化。这种制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宗教制度民主改革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初步实行，现在，这种民主管理的制度更加健全。藏传佛教由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管理，各个寺院经过民主选举，纷纷建立了管理寺院的最高权力机构——寺管会。寺管会的职责就是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制定管理寺院的各种规章制度，实施对寺院依法管理的职权。在寺管会主任的领导下，寺院中的大小事务经过民主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具体实施，过去那种是非、好坏都由活佛一个人决定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变。江口寺现任寺管会主任丹巴嘉措就是一位组织能力很强的僧人，他通过寺管会处理寺院的一切大小事务．包括活佛的出外学经、朝圣以及所有对外交往事务。
宗教管理民主化和规范化制度的实施，使民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僧人开始积极主动地思考藏传佛教的发展前途问题，有31．4％的僧人就主张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45．1％的僧人认为藏区经济发展落后影响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同时，对藏族改信其他宗教也开始抱有很大的宽容度，有21．6％的僧人认为各人有选择不同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在全民信教、曾经实行过政教合一制度的藏区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四、藏传佛教信仰变迁的原因分析
（一）寺院综合功能的衰退和其他替代性功能系统的引入和被认同
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前，藏传佛教寺院是藏区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活动的中心，农牧民的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着寺院来进行。1958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后，寺院的政治和经济功能首先被剥离。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在藏区的普及，许多藏族更多地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这样寺院的教育功能逐渐萎缩，对藏族社会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同时，藏区社会的医疗系统自上而下也在县乡，甚至村建立。藏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消灾去祸、祛病保安”，自从村镇有了初级的医疗机构，村民有病就不再一味地依靠祈求神灵和请喇嘛念经，而是服用药物或者上医院就医。过去由于藏区文化娱乐活动的缺乏和单调，藏族农牧民把每年的宗教活动作为难得的娱乐机会，所以每次举行宗教活动时都人山人海，异常热闹。在现代社会，随着电影、电视和各种传媒方式的普及，娱乐方式变得多样化，尤其是卫星电视接收器的推广．电视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文化娱乐工具。藏传佛教寺院的这些功能被替代性功能系统代替和认同后，自然引起了寺院的权威在村民心中和实际生活中的下降。
江口寺所在的亦子多村很早就建起了一所三年制小学，距离村子不到2公里有卓尼县完冒乡的一所完全小学和一所初级中学。由于接受现代教育比较方便，所以亦子多村的文盲相对来说比较少。村子里有一个私人诊疗所，一般的小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治疗，或者到卓尼县完冒乡卫生院诊治。大病可以在村边公路乘车，大约一小时即可抵达甘南州首府合作市进行治疗，很少有人在生病时请喇嘛念经。村民的文化娱乐由以前以宗教活动为核心转变为现在以电视为核心，70％以上的家庭安装了数码卫星电视接收器，最多可以接收70多个频道（包括许多外国频道），比大城市闭路电视接收的频道还多，村民的闲暇时间大部分消磨在电视机前。江口寺在当地藏族中的影响力大大减弱，现在仅仅直接参与一些民俗活动。
（二）藏传佛教信仰弱化和淡化的代际原因
1958年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宗教信仰处于程度不同的抑制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宗教政策开放后，藏族被压抑的宗教情感突然以“井喷”的形式释放出来．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宗教热。这次宗教热的主力军应该是1958年以前出生的，因为1958年以后出生的当时尚未成家立业，即使成家，在家庭中也没有太大的发言权。这一批人在1958年前深受藏传佛教的熏陶，宗教观念比较强烈。而且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便于用钱物直接推动藏传佛教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前进，1958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开始进入了家庭中心位置。由于宗教活动前后停滞了十余年，使得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强烈信仰藏传佛教的社会环境影响，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青壮年，不太了解藏传佛教教义，在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关键年月，没有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们是宗教观念淡化的一代。这一代人恰恰又生活在大力发展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时期，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超过了藏族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因此，强烈关注觋世幸福是这一代人区别于上一代人的明显特征。并且由于这一代人现在正值壮年时期，他们处于藏族社会的中坚地位，他们的这种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向藏族全社会辐射，以致影响到全社会的宗教信仰观念逐渐趋于弱化和淡化。
（三）僧侣世俗化的生活推动了藏传佛教观念变迁
由于藏区经济近年来开始迅速发展．藏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传统的消费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家庭中各种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和高档家具的数量与日俱增。藏族普通群众物质消费方式发生的这些显著变化也同样影响到了教职人员的传统消费方式，僧人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与藏族群众的世俗生活开始接近，最明显的就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部分僧人使用的消费品都逐步具有现代生活的特点。江口寺一些僧人的僧舍中拥有家用电器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扩音器以及高档耐用的组合柜、沙发、躺椅等其他家具。部分家庭比较富有的僧人，家用电器应有尽有，固定电话和手机配备齐全。僧舍的装修高档豪华。地面铺着洁白的地板砖，房檐外面安装有明亮的具有保温功能的玻璃暖棚。由于当地农牧区村落之间相距比较远。绝大部分僧人都有摩托车，在外出时可以骑乘。这些现象表明藏传佛教教职人员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约束僧人的某些宗教规范也随着现代文化的冲击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弛状态。藏族信奉的藏传佛教曾经形成了许多规范教职人员生活行为的宗教戒律，在这些戒律的严格限制下，喇嘛都养成了具有神圣化和固定化的生活模式．与一般信教群众相比有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能不能遵守戒律成了衡量僧人对宗教是否虔诚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那些曾经作为对教职人员进行角色认同的戒律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显著特点就是在现代世俗文化的冲击下，戒律中的部分戒条对僧人失去了原有的约束控制作用，僧人的一些特定生活方式已经开始逐步具有某些现代文化的色彩。神圣化的特点减弱而世俗化的特点增强成了当今藏族教职人员生活方式变化的一大趋势。
现代生活催生了僧侣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世俗化。而僧侣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又对藏传佛教的信众产生了示范和带头作用。从而加速了藏传佛教的世俗化进程。
通过对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藏族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宗教生活的特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宗教信仰逐渐由神圣化转向世俗化是当代藏族宗教生活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尽管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个地区藏族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不同，宗教生活的发展变化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模式和个性。在向世俗化发展的道路上速度各不相同。但是速度的不同。并不能摆脱由神圣化向世俗化转变这一总体的运行轨迹，这也是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宗教生活变迁的一般趋向。第八章多种宗教共存原因探析
1993年夏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此后又于1996年将文中主要观点演绎成了一部专著，这就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将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以宗教为主要参考指标分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还可能有非洲文明。这一观点顿时在世界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后，亨廷顿这一理论的资深评论者之一、德国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则于1998年专门撰写著作以批驳亨廷顿的观点，他的书名为《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在驳斥这个观点之后提出了“文明共存”的思想观点。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上的相似性和文化的差异性一样．也同样可能激化争端……至于它是否真的产生了最不利的影响．或者与此相反，它在经济、环境、移民和交流等问题上转化成了积极的推动力，无论怎样，它都不会听从于命运力量的安排，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家和政治对待文化因素的态度。”
甘南地区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共同存在并得到发展，而且没有产生激烈的文化冲突，正如哈拉尔德·米勒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和政治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谐相处具有很大的作用。我国正确的宗教和民族政策，直接促使形成了密切的民族关系，再加上各个民族在经济上形成的互助协作关系，从而使得各种宗教能够在甘南地区，以及整个中国境内和睦相处。
）第一节 中国独特的人文社会环境
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历朝历代中央政权长期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并且对各种宗教一直采取多种措施进行严格管理。中国长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兼容性”精神，这些要素使得各种宗教在中国和平相处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这为各种宗教平等相处创造了前提
宗教的二元思维模式最容易产生分歧，进而引起冲突或战争。世界上的人为宗教一般是一神教，即信奉一个主或神，信徒往往会形成一种“己教”与“异教”、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宗教的认同功能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这能使信仰同一宗教者更加亲近，认定自己真正站在真理或主宰世界的一方，他们自认为是真正踏实地恪守神的旨意。声称他们信仰的宗教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是负有重大使命感的宗教，而且有义务说服非信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基于二元对立思维之上的被固化了的宗教认同感，造成了宗教意识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宗教所提供的认同神圣化也会深深地嵌入信徒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使信徒容易形成不向对手妥协的排他性格。由于宗教认同的专注与执著，也容易引起对异教和同教其他教派的非理性情绪．视其他宗教、教派为异己或非正统。从而自然产生排他心理，在某些时候就会采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宗教迫害，强迫人们信仰同一宗教。
纵观中国境内宗教的发展演变，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各种民间宗教还是先后从国外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尽管信仰方式不同。彼此之间也存在一些小矛盾、小摩擦，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些小矛盾、小摩擦而像世界上有些国家一样爆发宗教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状况，使中国各种宗教之间不存在太深的恩恩怨怨，这就在客观上为我国各种宗教和平相处奠定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二、中国历朝中央政权一直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
由于宗教崇拜对象具有独一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排他性”。特别当宗教与世俗政权相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时．这种“排他性”很容易演变成宗教迫害或宗教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就是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国家为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相继发起的八次“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如此，其他宗教也是一样．一旦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就会打破各种宗教原有的平衡状态，造成社会动荡。即使从教义和哲学角度来看被认为最为“出世”、最能“超脱”世俗政治的佛教，在历史上由于参与政治，产生的严重后果也丝毫不亚于其他宗教。在南亚的斯里兰卡，20世纪初成立了全国性佛教组织，南传佛教受到国家极力推崇，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遭到贬低，结果破坏了国内不同宗教间的平稳与和谐的关系，引起了激烈对抗。随后，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进行了宗教政策调整，恢复各种宗教平等的政策，但是引起了佛教的不满，结果导致政府总理被激进的佛教徒刺杀，而且也未能避免全国内战的爆发。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建立过地方性的政教合一政权。在东汉末年，道教的支派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割据汉中20年，实行过一段时期的政教合一统治。藏传佛教形成后逐渐在西藏实行了政教合一制度，元世祖忽必烈还把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八思巴封为帝师，任命他掌管全国佛教和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但就全国范围来讲，宗教从来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政教合一政权．因此．在政教关系上不存在宗教之间彼此失衡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潜在因素。由于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汉族。而汉族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特别是传统的鬼神观念在民间的根基较深，没有形成像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强大的宗教信仰氛围。同时，中国历代统治者在处理政教关系上，基本上都能够平等地对待各个宗教，既不“抬高”此教，也不“贬低”彼教，各种宗教没有特别的尊卑贵贱之别．当然就不会产生一种宗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