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社会稳定因素中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重要因素，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上层建筑，它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组织和制度，表现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在宗教存在的漫长历史中，宗教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子因素，却在整个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宗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从客体——信徒层面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甘南的宗教与政治
宗教与政治都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政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主导部分。政治要求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上层建筑必须适合自己的需要，通过为政治利益的服务，最终为经济基础服务。而宗教为了获得生存的空间，只有得到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允许或者支持，才能在社会中获得一定的地位，进而得到发展壮大。
宗教不仅是思想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又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由于政治是经济高度集中的表现形式，政治、宗教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所以同时为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宗教的本质与政治的本质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曾经为政治服务（如政教合一制和国教制度），这时，宗教的教义全部或者部分就具有法律效力，政治通过利用宗教的社会影响来巩固统治。同时，宗教依靠政治的扶持来宣传自己的教义，扩大自己的信徒，发展自己的势力，政治也能成为宗教生存和发展壮大的有力工具。
一、藏传佛教与甘南的政治
甘南地区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和整个藏区藏传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相关，并且随着藏区藏传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一）藏区藏传佛教与政治
藏传佛教自从后弘期形成以后对整个藏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派别，这些派别的出现是藏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在宗教方面的一个反映．表明佛教在藏区再次与政治结合。在藏区社会急剧的动荡和变化中，地方势力（主要是家族势力）和佛教势力，迫于各自利益的互相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利用，相互依赖，形成许多宗教和政治二位一体、谁也离不开谁的政教统一体。这种政教统一体的出现，说明宗教势力的强大和地位的提高，已经到了可以和政治势力分庭抗礼、迫使政治势力采取合作态度的地步。从蒙元王朝开始，整个藏区开始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之下，当时萨迦派的八思巴作为西藏地区的政教首领，开始了对整个藏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明、清两朝仍然沿用元朝对藏区的管理体制，利用藏传佛教各派的宗教力量来加强对藏区的控制。清朝初年，随着格鲁派的兴起、强盛，清朝中央政府开始有意扶持，后来成立了西藏噶厦地方政府，让格鲁派掌管西藏的行政大权，这样格鲁派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逐渐完备。这种把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权力集于一体的现象，标志着藏传佛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个地方政权中，格鲁派上层僧侣占据了重要地位，宗教对政治决策起着支配作用，这是一种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
（二）民主改革前甘南地区藏传佛教与政治
在甘南藏区最早建立了卓尼区域性的“政教合一”统治。卓尼第二代土司赞普的弟弟仁钦龙布在西藏学习格鲁派教义后，在公元1459年回到卓尼，把卓尼大寺从萨迦派改宗为格鲁派，并且担任第一任法台。①兄长担任土司掌握世俗最高统治权，弟弟掌握藏传佛教的最高教权，这是甘南地区最早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卓尼政教合一制和拉卜楞寺的政教合一制略微有些不同，在卓尼政权中，宗教依赖于世俗家族政权的支持，其形式为“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弟任寺主，主持宗教；土司长子例袭土司，次子例袭僧纲，遇独子时，土司得兼僧纲，政教合而为一”。因单传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均由土司兼任僧纲。在卓尼大寺的僧纲谱系中，仅有6位是专职的，其余十几位均由土司兼任。卓尼政教合一制能够延续5个世纪．还得力于历代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明朝政府曾经在卓尼大寺设立过僧纲司，康熙四十一年（1713年），康熙皇帝封卓尼大寺第二任僧纲兼大法台阿旺赤烈嘉措为大国师，并御赐卓尼大寺“禅定寺”的匾额。
明清两朝为了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在甘南藏区逐步实行“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的政治策略。甘南藏区的许多地方没有城镇，大的村落围绕寺庙建成，寺庙很自然地成为这些聚落的中心。地方官吏处理各类事件，都要依靠本地寺庙的上层。加上寺庙系统内大小寺庙之间有从属关系，大寺受土司控制，小寺又听命于大寺，这种上下隶属的寺庙网络体系，在藏区社会政治生活中可以发挥的统治管理职能自然是服务于上层统治集团的。因此，卓尼政教集团成为中央王朝在甘南实行统治的代理人，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的调遣。中央王朝的政策必须通过土司衙门的同意，才能最后在该地区执行。同时它又是该地区藏族利益的代言机构，因而得到辖区藏族的信任和拥护。
公元1711年拉卜楞寺正式动工修建时，青海河南蒙古亲王察罕丹津就把一部分属民献给了拉卜楞寺，1720年康熙皇帝派遣钦差颁授一世嘉木样金册、金印，并封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这在客观上为拉卜楞寺初步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创造了政治条件。二世嘉木样时，拉卜，楞寺的势力范围从大夏河流域发展到甘、青、川的安多藏区，拥有众多的属民和大量的属寺（一般称有108个属寺）。从此以后，拉卜楞寺不仅可以直接管理或者往下属寺院派遣代表管理属寺，而且可以直接任命所属部落的头人，这样就形成了以宗教管理政事的“政教合一”制度，这是拉卜楞寺政教合一体制不同于卓尼“政教合一”制度的地方。宗教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的权利。拉卜楞寺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在甘南藏区实行间接统治的又一个代理机构。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势力开始延伸到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甘南拉卜楞寺和卓尼的“政教合一”制度逐渐受到削弱。1927年甘肃省成立了拉卜楞设治局，直辖于省政府，由省政府派遣官员担任设治局局长。同时成立了拉卜楞番兵司令部（1934年改称拉卜楞保安司令部），由五世嘉木样的哥哥黄正清担任司令，下辖三个团（士兵的弹药粮草自备，无事操其旧业）和一个保安大队（这是常备性质的，由省政府提供粮饷）。1933年拉卜楞设治局升级为夏河县，随后又于1938年在夏河县境内编组保甲，把夏河县编为14个乡镇，各个乡镇长和保甲长的人选，从头人和寺院僧人中按其原来的级别优先加以委用。夏河县政府利用拉卜楞寺辖区原有的“晓化” （即部落）、 “德哇” （村落）等基层组织，以“晓化”为乡，以“郭哇”（僧官）或者头人为乡长；以“德哇”为保，以一名“干林姆”（意为“三老”）为保长，这样夏河县的国家行政系统为：夏河县一晓化（乡）—德哇（保）一甲一户。从此以后，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的单一统治机构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拉卜楞寺所属部落纳入了政府的行政轨道，拉卜楞寺所属部落的头人按其实力大小相应的成为乡长、保长和甲长。实际上，虽然表面建立了国家行政机构，但是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宗教上层手中。夏河县只有一小部分农区的基层政权归夏河县政府管理，拉卜楞寺所辖农区的大部分基层政权和牧区的全部基层政权都在土官、部落头人和寺院派出的郭哇（僧官）管辖之下，夏河县政府如果遇到重大行政措施，也要事前征得当地民族宗教上层有关人士同意。这是两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势力在过渡时期的常见表现。
1925年，卓尼土司杨积庆被甘肃省政府任命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首次形成隶属于省级政府的军事系统：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一三团部一四十八旗一总管一头人一户。1937年“博峪事变”发生后杨积庆被部下杀死，其子杨复兴继任司令。甘肃省政府为了分解卓尼土司的权力，以恢复旧例为名（按旧例土司生一子，长子为土司，次子袭禅师），册命杨复兴之弟丹珠呼图克图为卓尼禅定寺禅师，管理卓尼土司境内的宗教事务．从而使卓尼土司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政教权力集于一人的局面在末代土司统治时期得以打破。1938年甘肃省政府成立了卓尼设治局。并于同年在卓尼境内编组保甲，从而使卓尼行政系统演变为：卓尼设治局一区一乡（镇）一保一甲一户。这样使以前行政、军事、宗教等职能集合为一的土司组织系统，按照不同职能分为卓尼设治局管行政，同时也涉及军事，因为设治局局长按惯例兼任保安副司令①，以牵制杨土司的行政权力。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管军事．禅定寺禅师管宗教。
甘南藏区的玫教合一制度经过民国时期改土归流．初步实现了部分政权与教权的分离，但是真正完全实现政教合一制度的废除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南藏族自治州建立和实行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过程中。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南藏传佛教与政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甘南藏族自治州1953年的建立，甘南地区的各级行政机构逐渐健全，政教实现了完全分离，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局面彻底改观，教权大于国家政权的现象从根本上消失。1958年进行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又废除了藏传佛教中的封建等级和特权制度，把甘南藏传佛教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宗教。
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藏传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团体．不再具有干涉国家行政、司法等方面的特权，藏传佛教上层人士代表信教群众参政议政，为国家献计献策，以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从而使宗教与政治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1955年、1956年、1958年、1961年、1963年和1965年分别召开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五世嘉木样的兄长黄正清连续五次当选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卓尼土司杨复兴连续六次当选为副州长。改革开放后，甘南藏传佛教界人士继续发扬参政议政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1979年、1982年和1988年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卓尼禅定寺的主持杨丹珠一直担任着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和1998年甘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和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拉卜楞寺的德哇仓活佛担任甘南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除此以外，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长期担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代表着全省藏传佛教信徒的利益，同时通过参政议政的形式把藏传佛教信徒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调动起来，使藏传佛教信仰和国家政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二、伊斯兰教与甘南的政治
甘南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和中国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相关，甘南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从属于这个大前提。
（一）中国伊斯兰教与政治
一般统治阶级对宗教的利用，首先是用神的名义来使自己的统治神圣化。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自称“天子”，意为上天的儿子。而天，则被教义学家解释为至高无上的神。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扶持，充分表明了统治阶级对宗教的利用。而就被统治阶级来说，利用宗教来捍卫自己的现实利益主要表现为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起义和新兴资产阶级初期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依附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和限制，穆斯林没有产生强烈的要求建立独立国家政权的思想，伊斯兰教仅仅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存在。这样．信教民众的基本政治倾向是维护宗教信仰自主权利与民族平等地位。当他们信仰的自主权利受到保护时，往往与国家政治呈协调发展局面；如果这种正当的权利受到歧视或者压制时，捍卫伊斯兰教便成为信教群众反压迫斗争的基本起因和目的。
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一直在“蕃坊”内部流传。没有和儒家文化发生直接接触，因而伊斯兰教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穆斯林可以按照伊斯兰教法处理内部事务。后来明朝政府取消了穆斯林的司法自治权，限制包括穆斯林之间的相互嫁娶，强迫他们同化于汉族，实行限制、歧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政策。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明末清初，穆斯林中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均有研究的宗教职业人员和学者通过汉译著述的方式．把儒家思想文化融入伊斯兰文化之中，努力论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汉译著述活动．这是中国穆斯林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宗教文化纳入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大体系之中的一种努力。清朝中期，由于西北伊斯兰教门宦之间爆发的新老教派之争引起了穆斯林的反清起义，起义经常蔓延到整个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聚居区。从此以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一直采取政治上压制和防范的政策。
（二）甘南伊斯兰教与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