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以藏族和回族为主的信仰民族中，几乎都是全民信教，拥有固定的信徒资源，而且信仰的历史悠久，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临潭基督教作为100多年前才传播的“后发”外来宗教．不仅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而且面对的信徒资源有限，只能在汉族中发展。由于基督教信徒基本上是汉族，因而被当地其他民族视为汉族的一部分：而在绝大部分不信仰基督教的汉族看来，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信教的与不信教的绝对不能等量齐观，因此临潭的基督教信徒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
当然在中国，宗教问题具有特殊性，它往往和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有关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问题时必须考虑民族问题。而基督教在大多数地方以汉族信徒为主，涉及少数民族问题不多，由此客观上造成基督教管理工作上的一些特殊性。
（三）藏传佛教对临潭基督教发展的影响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西靠广阔的藏区，毗邻临潭县的夏河县、碌曲县、玛曲县、卓尼县和迭部县的藏族人口都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临潭县的人口组成中虽然汉族占总人口的将近70％．但它在甘南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从小范围看临潭县被卓尼县四面包围．好像卓尼县境内的一块飞地；从较大范围再看，它被整个甘南藏区包围着，所以受藏族的传统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临潭县的藏族约占总人口的10％，也对本县多民族文化的构成和发展趋向具有较大的导向作用。
1．在甘南藏区浓厚的藏传佛教文化氛围中，基督教在清末以来的传播中屡次遭受挫折
自从1891年外国传教士到甘南的卓尼开始传教以来，先后有几十个传教士来到甘南地区传教。这些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曾经多次受到藏族群众的抵制和抗争，传教活动也处处受阻．有些传教士甚至被驱赶出境。
外国传教士在甘南传教活动遭受挫折的记载比比皆是。早在1898年，德国传教士赫尔德乐由贵州省经四川省到甘南碌曲的拉仁关、西仓一带进行传教活动，被当地群众驱逐。同年．英国人索得生一行三人，由青海同仁到达夏河进行传教活动，很快被当地藏族群众逐出夏河。1898年英国传教士克省悟又带领三个人从临潭来到夏河，传教活动尚未开始，就被当地藏族群众及拉卜楞寺僧人赶走，不允许居留。1902年，传教士席汝珍、克省悟等人赴卓尼活动，也受到藏族群众的阻拦，后来通过赠送礼物的方式疏通卓尼杨土司方才立住脚跟。①美国传教士在临潭旧城所建的福音堂也曾经三次被藏民焚毁。
2．藏传佛教文化目前在甘南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基督教的发展必然受其影响
20世纪80年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后。甘南的藏传佛教发展迅速。藏传佛教寺院总数很快达到108座②，寺院喇嘛总人数7305人，活佛81名。③由于临潭县四面处于卓尼县的包围之中，藏族群众大部分居住在县境内的沿边地区。因而宗教活动可以在本县和毗邻的卓尼县藏传佛教寺院里进行，所以卓尼县，以及整个甘南的藏传佛教对临潭县的多元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在临潭县各个地方随处可见的喇嘛和许多穿着民族传统服装、手拿念珠的藏族群众，就能感受到强烈的藏传佛教文化气息。
从唐朝以来直到现在，临潭先后一直受到佛教、藏传佛教的强烈影响。临潭的基督教在初传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事实证明在当地有很大影响力的藏传佛教能左右它的命运。现在．藏传佛
①《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173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②旺谦、丹曲编著：《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录》，目录1—5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
③《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1712—171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教在藏区社会的影响力虽然赶不上过去那样巨大，但在藏区社会中的主导作用还没有改变。临潭作为甘南藏区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处于这个主导文化的支配之下。基督教作为后起之秀。在宗教资源的划分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藏传佛教作为超过1000余年的宗教文化．已经在当地牢牢地扎下了根．不会轻易受到任何撼动，所以基督教不仅在藏族中很难获得发展的空间，而且在受到藏传佛教文化强烈影响的地区也不太容易找到发展的机会。
（四）基督教发展的内部制约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外国传教士在各地基督教教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教牧人员大多数也是外国传教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会和外国各类传教差会断绝了联系，虽然发动了“三自”运动，但一时很难培养足够的教牧人员，再加上后来进行的宗教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政策，使得基督教教牧人员缺少和宗教素质低下以及信徒自身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非常严重。在西部多民族不发达地区．这种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
1．教牧人员严重短缺
临潭县基督教自1985年复堂聚会后，只在1987年按立过一个牧师，此后虽然产生过教师（副牧师）、长老、执事、宣道员等教职人员，但在宗教活动中担当主要角色的牧师却一直没有再产生。2000年担任县基督教协会会长的李天恩牧师去世后，直到现在不但牧师教职空缺，就连他担任的县基督教协会会长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长（通常简称为“两会会长”）的职务也一直闲置。其中的原因据县宗教局说因为经费缺乏而没有进行基督教“两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职人员人数少、素质不高，不容易从中选拔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会长。
临潭县基督教“两会”会长的人选一般情况下从城关教会中选择，因为“两会”就在城关教堂办公，当选会长后便于就近公私兼顾地处理好教会的事务。相对而言，城关教会中无论普通信徒还是教职人员，各方面素质都高一点。现在城关教会中的四个会长候选人中的一个教师（副牧师）最有资格担任会长职务，但他因家庭子女多、负担重、私事多而无力担当此任。三个长老都有心思担任会长一职，但其中两个年龄超过70岁，而且因文化程度低继任会长的可能性不大。另外一个长老50多岁，他是县城邮电系统的退休职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他的长老教职任命不久，而且是甘肃省“两会”直接任命的，这就违背了由下面各县教会推荐、报批的常规，故而在信徒中没有威望，难以服众。鉴于这种现状，教会五年来一直实行集体领导制。有事时由教师、长老和部分执事共同商议作出决定。但这种只有民主议事而没有集中的领导制所带来议而不决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从而耽误了教会的许多事情。
2．信徒文化程度低
临潭城关和新城教会因地理位置优越，基督教信徒生活条件稍好、素质比较高而外，其余各乡镇因山大沟深、生活条件恶劣，信徒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文盲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在60％以上。
根据临潭县基督教协会2000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全县当时有信徒2 163人，其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21人，占信徒总数的5．6％；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有654人，占信徒总数的30．2％；文盲有1 388人，占信徒总数的64．2％。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现在基本上不能读书写字了，只能粗略认识不多的几个常用字。
另外，根据在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的观察来看．确实是绝大部分不识字，并且听不懂问卷的内容，需要教会的向导用当地方言进行再一次的解读。其实问卷的内容很简单，一般有一点文化的人都可以听懂问卷的内容，由此可见信徒文化水平的低下。
通过问卷调查文化程度一栏，同样可以验证这个结论。在对基督教普通信徒的88份抽样问卷调查中，其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5人，占抽查总人数的5．7％；初中以下文化程度26人，占抽查总人数的29．6％；文盲57人，占抽查总人数的64．7％，可以看出文盲占其中的绝大多数。
3．信徒多数被动信仰、宗教认识肤浅、信仰动机和行为带有很大的功利性
由于文化程度低而直接产生对宗教认识的简单和肤浅．一般信徒均处于感性化的认识阶段．这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到证实。
（1）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是受家庭影响。在总共88份基督教普通信徒抽样调查问卷中“信仰基督教的原因”的选题，选“受家庭影响”的有72份。占总数的81．8％：选“个人信念”的14份，占总数的15．9％；选“其他原因”的2份，占总数的2．3％。由此看来，临潭的基督教大部分是靠解放前和解放初信教家庭或者家族的言传身教来传承．改革开放后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只占一小部分。基督教会的主体信徒主要是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放以后由以前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或者家族通过“井喷”现象猛然形成的，后来基督教发展缓慢，吸纳的新信徒人数特别有限，这就使教会因为缺少新鲜血液而得不到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