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敏生光教长的带领下，西道堂继承先辈的传统，重新开始了各项建设事业，在宗教建设、发展经济、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发扬民族团结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一）宗教文化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道堂的所有清真寺被全部拆毁。西道堂恢复后，信教群众被压抑了十多年的宗教热情顿时高涨起来，他们积极参加礼拜和各种宗教活动，因此，清真寺的建造成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1980年西道堂集资建起了西大寺，这就使举行大型的宗教活动成为可能。随后根据道堂和信徒经济状况以及各地信徒的实际需要，制定了整个西道堂的清真寺建筑规划，有计划地逐年修建清真寺，以便满足信徒宗教活动的需要。到目前为至，各地共恢复和新建了16座清真寺（包括甘南地区以外），保证了宗教活动的顺利进行。
经过十多年宗教活动的停滞，教职人员非常缺少，一些清真寺聘请不到阿訇。西道堂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大力培养阿訇，除了在西大寺设立经堂学校自己培养外，又专门派数人到国家设立的经学院学习．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现在西道堂已经培养出教职人员30多人，出国深造的有5人。这些教职人员在各个清真寺进行的大小宗教活动中能准确地阐释宗教教义．带领穆斯林正确地履行宗教的仪轨。
对伊斯兰教和西道堂的历史与特点的研究是这一时期西道堂在宗教文化建设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敏生光教长不仅中、阿文语言和文化功底深厚．并且对西道堂教派的历史和特点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的《刘智思想与西道堂》、《伊斯兰“稳慢”制度对西道堂的影响》、《伊斯兰教殡仪的探讨》等文章分别发表于《回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阿拉伯世界》等学术刊物上。在敏教长的带动下，西道堂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开始对回族、伊斯兰教以及西道堂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总结．有许多篇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好风气。
敏教长和西道堂知识分子站在“自观”角度的大量学术文章，阐明了西道堂历史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对西道堂的独特教义做了准确、清晰的解说，使外界对西道堂的理解更加清楚，为西道堂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社会环境。
（二）发展经济
临潭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剩余劳动力增多。敏生光教长就号召信徒发扬西道堂善于经商的历史传统，采取农商兼营的方式，本着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经营策略，沿着前辈开辟的商业道路，在甘、青、川、藏以及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开设商业网点，把东部地区的工业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运至藏区，又把藏区的毛、皮、肉、乳等畜产品运至东部地区，进行传统的“东西贸易”。
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贸易的规模逐渐增大。起初各店铺租车运输营销的货物，后来又各自贷款购车运输，这样就使货物和资金的周转速度加快．经济效益也随之增加。近几年来，西道堂的经济发展逐渐走上了联合经营的道路。现在西道堂有两大支柱产业：一个是遍布各地连锁店似的商业店铺，一个是汽车运输队，都是采用联合经营的方式。通常由几家或几十家出资合办一个或几个公司，出资者同时也是从业人员，公司采取经理负责制，经理根据经营收入情况和每个从业人员的不同岗位发放工资。目前西道堂已在甘肃、四川、青海等省的20多个地方设立了30多个商业网点，经营民族特需用品、日用百货等商品。西道堂的西大寺汽车运输队拥有各种载重汽车70多辆，主要为散布在各地的西道堂店铺运输货物，同时还承揽本县及外地的货运业务，运输任务应接不暇，长年奔驰在甘、青、川、藏公路上。车队每年向县上交纳的税金、管理费、养路费等就有100多万元，为繁荣甘南经济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作出了贡献。
经济发展的效益很快就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体显，在20年前的1985年，西道堂信徒中大约80％以上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到了20世纪末，已经有96％以上的贫困户脱了贫，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些从事多种经营的家庭已经开始了奔小康的目标。西道堂所在的临潭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1997年人均年收入仅580元，尚不能糊口。而当年西道堂信徒家庭人均生活费年收入达949．87元，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790元．远远超过当地平均水平。
近年来随着交通的畅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批零差价缩小，在商业领域里从事运输和销售的盈利日趋减小。西道堂已经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开辟新的产业。针对临潭县饲草资源丰富的特点，早在2000年就办起了养牛场，所产的鲜奶供应当地市场。现在正准备扩大生产规模，并在牛奶深加工方面寻求出路。
（三）支持文化教育，培养有用人才
在当代中国，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全国各地都完整地建起了从小学到大学一整套的现代教育制度，再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道堂创办中小学教育的那种必要条件了。于是西道堂顺应时代的变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支持现代公办学校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拾缺补漏。继续填补当地教育的死角。
首先，西道堂敏教长在信教群众中大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动员信徒送子女上学，以便尽可能多接受现代教育，他还多次资助因生活困难而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由于在西道堂中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风气，所以信徒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临夏市桴罕乡罗家堡村一带居住的73户西道堂穆斯林中，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并有大学生3人，中专生11人。整个西道堂社区．学习文化知识蔚然成风，不仅幼儿入托率达98％，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5％，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为96．8％（12～15周岁）。各项指标名列全县榜首，即使名牌大学毕业生也达数十人之多，社区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社区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
其次，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1987年敏生光教长被临潭县人民政府聘为临潭县城关民族第一小学的名誉校长后，他带头捐资1．78万元，并发动群众捐款，共筹资10余万元，解决了学校的一些实际困难。当学校缺少课桌和凳子时，他个人出资为学校购置了课桌和凳子50套，缓解了学校的困难。他还通过多种渠道与兰州市七里河区柏树巷小学联系，使临潭县民族一小与这个学校建立了长期的教学经验交流渠道。为了帮助民族一小解决操场小的实际困难，敏教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说服信教群众将西大寺的一块地皮无偿赠给学校用作活动场地。敏教长热心支持民族教育的发展，近几年，他在民族教育方面捐物捐款，累计已达到10万元以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称赞。
最后，开办幼儿教育。1994年4月，西道堂创办了“红新月幼儿园”，招聘了专业幼儿教师，免费招收汉、回、藏各族幼儿入园学习，这是临潭县历史上第一个由宗教团体兴办的招收各民族儿童的幼儿园。“红新月幼儿园”后来被甘肃省民委、甘肃省妇联和加拿大国际友人誉为“民族幼儿园”。
（四）开展学术交流
在西道堂知识分子中。有以敏生光教长为主的一支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学术队伍。为了开阔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同时也为了让全国各地了解西道堂，西道堂始终和全国的民族、宗教界专家保持着频繁而密切的学术交流。具体采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两条途径。所谓“走出去”。就是西道堂的知识分子到外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感受外界的学术新观点：“请进来”就是请专家、学者到西道堂进行学术考察，并与西道堂知识分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1993年10月，敏生光教长和马逢春应邀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宗教学会在宁夏召开的“中国宗教学会西北地区学术讨论会”，他们的论文《发扬穆斯林经济文化传统，走向二十一世纪》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1994年底，敏生光应邀带领西道堂一行20人参加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30周年庆祝暨学术交流”活动，发表了多次讲演。1995年11月下旬，敏生光教长赴天津参加了中国宗教学会第四次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他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他也是会上唯一当选理事的职业宗教人士。1997年8月，敏生光教长和宁夏社科院余振贵院长等一行数人组成的“中国回族文化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吉尔吉斯进行学术访问．主要考察了中亚东干族的历史和现状，并和吉尔吉斯国家科学院东干族研究所进行了学术交流。1998年10月，敏生光教长和马逢春先生参加了在宁夏银川召开的“回族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敏教长作了学术报告，中外专家会后争相索要论文及有关西道堂的资料。
在“走出去”的同时，西道堂还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开展大量学术交流。1994年6月，西道堂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穆斯林》杂志社、宁夏社科院、西北民族学院、甘肃民族研究所等单位专家16人对西道堂进行了考察，考察期间这些学者和西道堂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学术交流。1995年8月．西道堂又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及甘肃民族研究所的多名学者考察了西道堂，并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2004年7月，西道堂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回族学会以及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伊斯兰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十多人前来参加宗教活动并进行学术交流。
随着西道堂影响力的扩大，一些外国专家、学者也不远万里来到西道堂参观考察。其中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穆斯林的著名专家乔纳森·N·李普曼和日本学者高桥健太郎来到西道堂考察。李普曼1997年出版的专著《熟悉的陌生人——中国西北穆斯林史》第五章中以“马启西（1857—1914年）及其中国甘南穆斯林大集体”为标题，对西道堂作了将近一万字的剖析。
（五）发扬民族团结的文化传统
临潭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仅城关镇就有7座分属于不同教派和门宦的清真寺。西道堂发扬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与伊斯兰教其他教派和门宦求同存异、互敬互让、互不干涉，并且妥善地处理好与藏传佛教和基督教的关系。
临潭县位于甘南藏区，西道堂相当一部分经济贸易活动就在藏族牧区进行。西道堂历来重视建立和藏族的友好关系，经常派代表参加藏传佛教的一些重大宗教活动，并与藏族上层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