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明朝以来，在甘南藏区先后形成了卓尼和拉卜楞两大政教集团，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各个大寺院一直是强大的经济实体，占有大量的土地、山林、牲畜、草场。有可观的地租、房租、布施、商业、高利贷等收入，有些寺院拥有相当多的封建特权。一般寺院都有自己的香火庄，在被称为“拉德”的教民中影响深远。对整个甘南藏区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清末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思想观念开始传入藏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再加上自从1927年和1937年分别在拉卜楞和卓尼两地建立设治局，先后成立了夏河县和卓尼县，初步实行政教分离的治理方式，从而导致普通农牧民与寺院的隶属关系松弛。寺院与属民的关系日渐疏远，寺院影响的范围从以前藏族生产、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逐渐退缩到思想观念层次，导致藏传佛教的控制领域逐渐缩小。社会影响力减弱。
（二）甘南地区藏传佛教衰落的原因分析
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化中，这种变化除了宗教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的许多共同性的原因外，就甘南地区来看有以下几点原因：
1．汉藏文化的交融
甘南地区是一个藏、回、汉、土等多民族共居、多种文化并存的特殊地带．对藏传佛教来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传统文化对其有着强烈的影响。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全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产生强大的辐射力。虽然藏传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不同之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藏传佛教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点和一致性，这使得两种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吸收与融合产生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藏区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也包括伊斯兰文化，尤其吸收了临近的临夏和本区内洮州伊斯兰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特征使得甘南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洮州周围“熟番”逐渐消失，出现了不少藏民不说藏语、不识藏文、也不着藏服，实际上已经基本汉化。被汉化的藏民受到汉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具有强烈功利性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藏传佛教情结变得淡薄，有的人甚至不太相信藏传佛教了，这在深层次上引起藏传佛教外在形式的汉化倾向。甘南洮州附近的这些藏民宗教信仰变化的现象，随着汉族和汉族传统文化向甘南其他地方的逐渐渗透，也蔓延到甘南其他地方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中间，所以说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的汉化是这里藏传佛教急剧衰落的重要原因。
2．政治作用的减弱
由于甘南地区地处汉藏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沟通中原地区与青藏高原的重要纽带，因此这个地区的社会稳定关系重大。对藏区稳定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藏传佛教当然就受到历代中央封建王朝的重视和扶持。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朝册封一世嘉木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的封号。三年后，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反叛朝廷，拉卜楞寺始终站在清朝中央政府一边，明确抵制了反清叛乱，叛乱平定后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格外奖励。四世嘉木样以及拉卜楞寺曾经协助地方政府连续查处几十起部落纠纷，有效维护了安多藏区的社会秩序，也受到清朝政府的嘉奖。清朝政府利用拉卜楞寺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达到了用军事手段不易奏效的巧妙作用，明显地改变了整个藏区以拉萨为唯一的政治、宗教中心的宗教格局．建立了安多藏区的宗教中心。从意识形态方面约束着甘南地区的藏传怫教信徒，并因此分解和减轻了中央政府治理整个藏区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此外，甘南的洮州很早就是茶马互市的古道、农牧产品的交易地和集散地，各种商队在汉藏边界地带的云集促进了汉族、藏族和穆斯林经济的发展，这也引起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高度重视，抬高了藏传佛教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中原地区汉族传统文化深入藏区。汉藏文化的边界一步步地向甘南腹地推进，历史上所谓“生番”和“熟番”的界限再次向藏区深入，中央集权统治的触角也随之在民国年间进入甘南藏族的中心地区——夏河和卓尼。这样，甘南作为藏汉边界的重要性、藏传佛教上层人物的政治功能逐渐降低．藏传佛教接受中央政府继续大力支持的筹码作用也就减弱了。甘南地区除在经济上显示出它的纽带联系作用外，政治上的作用越来越弱化。
3．近代文明的冲击
社会闭塞、教育落后是宗教观念浓厚的重要原因。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相比。甘南地区相对于藏区腹地受近代文明的影响比较大，社会发育程度比较高，生产力和教育、文化、科技的发展水平比较快，交通通讯比较便利，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比较快，这些对宗教观念的淡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洮州卫都指挥李达首先开办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从此洮州有了正规的教育事业，改变了洮州“宋元以来莽为寇区”的蒙昧状态。明代实行科举制度时。洮州人士中曾经有考中进士者．至于取得举人贡生功名者就更多了，但是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但在明代，回、藏民族教育除清真寺经堂教育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清朝末期，由于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去新式学堂接受教育的少数民族子弟仍然很少。不过这些新式学堂的设立，在宣传新的教育思想、传播自然科学知识、改良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倡私人办学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影响和推动甘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民国年间，拉卜楞镇在1917年创办邮政代办所．1923年设立电报局，1928年创办了拉卜楞藏民初级小学。卓尼在1922年由卓尼杨土司创办了第一高等小学（后来改称柳林小学），开创了现代新式教育的先河。
由于近代教育的发展、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对人们的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宗教观念在不少信徒的精神领域中不再占主导地位。宗教已经不是唯一的世界观，宗教的规范也开始限于特定的宗教领域．不能作为经济和政治的规范，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要求发生矛盾。政治经济结构要求具有高度合理化的职能也不是宗教的价值体系所能胜任的，于是宗教不得不从各个领域中撤退。接受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观念的部分藏族农牧民，对于佛教“四大皆空”、“因果报应”、“追求来世”之类的说教提出质疑，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非常虔诚地信仰。甘南藏区近代宗教观念的这种变化．使人们的近代观念逐步增强、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教的弱化不能不说是顺应了近代社会发展的潮流，无疑是一种时代进步。
）第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甘南藏传佛教的发展
甘南的藏传佛教经过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发展，虽然从清朝末年已经开始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但这只是相对于发展鼎盛期而言，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时，甘南的藏传佛教仍然在藏族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藏传佛教的发展
在藏传佛教派别中，格鲁派的势力最强大，其他的宁玛派、萨迦派以及苯教等虽然寺院数量和影响力不能和格鲁派相比．但是还拥有一部分信徒。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统计，甘肃省当时共有藏传佛教寺院369座，喇嘛16934人．其中活佛310人。而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甘肃藏族人口有204630人，喇嘛将近占藏族人口数的9％。甘南地区共有寺院196座（其中宁玛派8处：分布于夏河4处、玛曲2处、卓尼2处；萨迦派2处：分布于夏河1处、迭部1处；苯教9处：分布于夏河1处、迭部8处），喇嘛15592人。其中活佛275人，大小僧官810人，而1953年甘南州藏族人口只有172237人，喇嘛人数约占藏族总人口的9％。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共有僧人3424人，其中活佛68人，大小僧官564人。拉卜楞寺在甘青川康地区管辖寺院141座（甘南境内102寺，青海境内9寺，四川境内30寺），拉卜楞寺不但是安多藏区藏传佛教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慎重稳进”的执政方针，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同时对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策略，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并且在寺院中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由于藏区社会历史复杂，因此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各项制度没有立即进行改革。甘南藏区各个寺院继续保持着旧有的各项宗教仪规和学经制度，对各种宗教特权和封建特权没有改变。后来．当全国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藏传佛教中存在的特权，不但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不相适应，成为藏区社会改革的阻力，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逃亡到甘南藏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与藏区极少数部落和宗教上层相勾结，利用藏传佛教的封建特权和宗教等级制度．在1958年煽动起武装叛乱。为了保证藏区社会秩序的安定。促进藏区社会的发展进步，甘南藏区在全国的统一安排下进行了藏传佛教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
甘南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是1958年6月首先从拉卜楞寺开始，到年底寺院内部的民主改革基本结束，甘南的其他藏区随后也进行了宗教改革。宗教制度改革后，封建特权和宗教等级制度被废除，寺院实行了民主管理，活佛、僧官对喇嘛和普通信徒的束缚大大削弱。更重要的是藏传佛教的活动逐渐开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推动了甘南藏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甘南藏传佛教寺院的民主改革过程中，虽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因受当时“左”的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原因是没有严格区分宗教与封建特权、正当的宗教信仰与压迫剥削制度的界限，以及利用宗教违反国家法律与正当的宗教活动的界限，没收了大多数寺院及僧人的财产，同时关闭了不少的寺院。甘南藏传佛教的196座寺院。只保留了拉卜楞寺、合作寺、禅定寺、郎木寺、西仓寺、博拉寺共6处寺院，15500多个僧人中留在寺院的只有249人，其余的全部还俗。拉卜楞寺只留活佛7人，僧官32人，僧人166人，总共205人。甘南地区正常的宗教活动因寺院的关闭和僧人数量的减少而受到影响。
1960年12月中央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之后．甘肃省和甘南州对1958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作了认真的纠正．对一些处理错误的问题和一些错误批判以及对待不公正的宗教界人士分别进行了纠正和平反．并从1962年起逐步恢复和开放了一批重要寺院。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全省开放寺院达到107座（其中政府批准开放91座，群众自行开放16座），在寺僧人恢复到4000余人，其中拉卜楞寺有僧人1200多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有拉卜楞寺以文物单位的形式而受到保护。其他的藏传佛教寺院全部被拆毁或者关闭，僧人被迫还俗或者回家，藏传佛教正常的宗教活动被禁止。实际上，宗教活动当时被迫转入地下，由公开举行变为暗地悄悄进行。
二、改革开放后甘南藏传佛教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