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自从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立即风靡全球。
中国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作用，作为输出软实力重要载体的孔子学院起了重要作用。据2013年年初最新数据，目前410所孔子学院在120个国家开花结果，同时74个国家的266个机构在排队中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在海外土壤迅速生根发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和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与重视。”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胡志平说，“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弘扬华夏文明，架起了海外友人了解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近几年，通过孔子学院、“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中国文化年”等活动，陶艺、茶艺、武术、剪纸、戏曲、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被越来越多的海外朋友熟知。
为支持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培养合格的本土汉语教师和各类汉语人才，孔子学院总部设立“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资助外国学生、学者和汉语教师到中国有关高等学校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或学习汉语言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专业。2012年，奖学金项目招收116个国家的3632名奖学金生，报到3125人，总人数增长12.1%。胡志平表示，稳步发展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仍是2013年的重点工作。2013年奖学金项目招生将拓展专硕奖学金生源，鼓励拉美、非洲地区学院来华进行“一学年+专业硕士”连读，并对欧美孔子学院推荐名额不做限制。此外，孔子学院总部还将设立“孔子新汉学计划”、孔子学院核心教师岗位、全球孔子学院“汉语日”等项目，帮助世界各国优秀青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软实力之所以那么重要，关键在于一个“软”字，这种软的力量，在推行和传导时具有隐蔽性，容易被对方接受，中央电视台《真诚沟通》栏目中有一期讲到一个澳大利亚青年在本国因患病接受了中医治疗后很快痊愈，然后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于是跑到北京学中文，现如今在北京一胡同开了一小店专门为老外介绍中华文化，包括中餐、陶艺等，这就是软实力的力量。
在国外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韩国的Psy，他的《江南style》短短几个月风靡全球，大大增强了韩国的软实力，而与该歌曲相关地点的韩国首都——首尔的江南区后来成为外国游客造访韩国的必到之处。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软实力课题组研究得出：韩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通过奥运会、世博会、世界杯等国际体育和文化活动发生了转变，而韩国在中国的形象则是通过韩国产品、韩国艺人及影视作品抽象出来的。中国社科院学者朴光海引用了一个外交官的话说：“几十名外交官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取得的成果，还不及一部电视剧。”这足以为流行文化的巨大力量提供鲜活有力的证明。约瑟夫·奈指出，“流行文化具有的政治效应并不是全新事物”，荷兰历史学家罗伯·克鲁斯（Rob—Kroes）指出，早在20世纪的消费革命之前，19世纪欧洲有关航线及移民社会的海报就勾勒出了美国西部作为自由象征的形象，年轻的欧洲人“长大后建设的富有意义的世界带有美国的因素和象征”。流行文化的吸引力甚至帮助美国达到了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例子之一就是二战后欧洲民主的重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雷纳德·瓦恩莱特纳（Reinhold—Wagnleitner）说：“二战后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快速适应，对它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它以自由、随意、活力、解放、现代化、年轻化等基本内涵使欧洲战后文化大地回春并充满活力……顺从市场和商业的指令也包含了从传统习俗及其他多种束缚中得以解放的因素。”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总结的，“不管军事力量和政治许诺为美国在冷战期间赢得在欧洲的成功奠定了多么重要的基础，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吸引力真正赢得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智，使其拥护西方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了。”综合起来看，流行文化大体上在两种意义上提升一国的软实力。其一，并不包含价值观内容的流行文化，其本身就可能受到国外普通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从而提升一国在这些民众中间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并为该国的文化产业拓展和维护发展空间。例如，日本的卡通、漫画常常塑造一些可爱可亲的人物形象。对于亚洲地区的民众而言，由于他们与日本人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存在极大的共通性，很多时候就谈不上日本在对他们灌输什么独特的价值观，恰好相反，正是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帮助了日本卡通、漫画在亚洲地区的流行。再比如，章子怡在国际演艺界的发展改变了外国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拖着长长的辫子，长一张大饼脸。显而易见，这不是一种价值观抑或意识形态的功能。其二，包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内容的流行文化的输出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改变国外普通民众的观念和态度，使他们能够理解、接受，甚至支持一个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政策和行为。中国学者何新指出，“意识形态有硬软两面：硬的一面是政治理论体系，软的一面是文艺体系。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硬的一面在其宪法及政治理论中，软的一面在好莱坞。”美国作家本·瓦顿伯格（Ben—Wattenberg）则表示，美国文化包括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但这并非是全部；它同时也描绘了开放、流动、个人主义和自由等特征的价值观。约瑟夫·奈指出，“信息与娱乐之间的接线从来没有像这些知识分子设想的那么明显，在大众媒体的世界，这些界线就变得更加模糊了。流行娱乐往往包含着具有重要政治效应的价值的潜意识形象和信息。”实际上，除了政治涵义而外，流行文化还包含着以个人为主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内涵，而且其本质更多地也还是后者。但是，即便并非宣扬政治观念的流行文化，通过对个体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表现为对民众一个个个体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影响——也可以间接地影响一国的政治。因为一国的文化，或者说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该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联系，其他国家民众对该国流行文化的接受为他们进一步接受该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最后，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名言来结束关于软实力的讨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控制了地球。谁控制了文化，谁就控制了未来。”
（第九章）精神的力量
改革开放前30年，极“左”的政策对于人民是以精神激励为主，否定物质激励，而改革开放后，是以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
前面提到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几大法宝之一，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人可以靠精神力量支撑来干许多事情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共许多党员为了革命事业能够在被抓后忍受严刑拷打，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就因为有一种信仰在支撑着他们，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在和平年代，也一样需要这种精神的力量。在第一篇人性的讨论中讲到：人是懒惰的，那要让人克服自己的惰性来劳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那就需要激励机制，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改革开放前30年，政府对于人民是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而改革开放后，是以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而恰恰这才是正确的激励策略。你看哪个非国有企业里面有“精神文明办公室”，有的是人力资源部负责的绩效考核，奖勤罚懒，奖优罚劣。这正是体现物质激励为主。
因为人的两大本性，多数人不可能觉悟那么高，只能以物质激励，才能让他们好好工作，努力工作。那是不是物质激励就够了呢，按理来讲是够了的，美国人创造那么多财富，美国政府和教科书也没教他们无私奉献，但如果能有额外的力量作为补充来增加劳动者干好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何乐而不为。何况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仅能增加人民创造财富的动力，而且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改革开放后，素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三观等理论及政策都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为加强领导，执政党的宣传部门还专门成立了文明办，建国以来涌现出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郭明义、张丽莉等道德高尚人物，也涌现出不少如央视的“感动中国”这样弘扬高尚道德情操的节目，大大激励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四化，实现中国梦的热情和积极性。
山东省原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喜凯曾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承和吸收了以往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其内涵从广义上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公共道德。我们通常所说的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语言美、环境美等，就属于这个范畴。这是保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二是社会的文化、知识、智慧状况，人们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素养和达到的水平。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条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以及人们的世界观、信念、理想、情操等。这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它决定着不同社会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建设和谐社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实践的作用。
黑龙江省委党校高原丽教授认为：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一个民族就不会形成共同的信念和统一的行动。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基于国家的层面，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相一致，表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基于社会层面，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表明我们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这是基于个人层面，表明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三个倡导”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要看到，“三个倡导”是一种开放式的概括，因为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要经过实践发展与理论总结的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过程，这种开放式的概括为今后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空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练应遵守以下原则：一是民族性，即体现的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二是时代性，即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三是大众性，即做得易于记忆，朗朗上口，妇孺皆知，见诸行动。
（第十章）保家定边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政策的成功实施，保障了边疆的基本稳定
外国政府和部分国人经常攻击中国的人权，但是他们不清楚或清楚也不愿承认中国在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利益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取得的重大成果。
在当今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于近200个国家。由于民族多、国家少，因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就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而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说，但是汉族人对其他少数民族不但没有歧视，而且关爱有加。中央政府派遣了大量援疆，援藏干部去当地工作，大大提高了地方领导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能力。
下面着重讲讲政府援藏、援疆的例子
中央财政全力支持西藏：
1952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助是1046.6万元，到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近531亿元，总计3019亿元。
西藏用出去的每100元中有93元是中央补助的。
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对西藏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3019亿元中，‘十五’、‘十一五’期间就占2538亿元”。
一笔笔真金白银，一项项特殊政策，凝聚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厚爱。
“十一五”最后落实的188个重点项目，国家投资达1378亿元，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其中大多数是改善民生的惠民工程和阳光工程。
“十一五”末，中央加大了支持西藏的政策力度，包括提高寄宿生补助标准、发放村级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补助等，酥油茶机、青稞也分别被纳入家电下乡和良种补助范围。
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高中阶段农牧民子女上学纳入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范围，农牧民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到每年1300元。
2011年6月22日，湖北第六批援藏首个项目——投资3800万元的西藏山南地区湖北大道延伸工程正式开工。
另外，中央援藏在交通上的大手笔就是青藏铁路，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该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已于1979年铺通，1984年投入运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北起青海省格尔木市，经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西藏自治区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至拉萨，全长1142公里。其中新建线路1110公里，于2001年6月29日正式开工。青藏铁路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日正式通车运营。
援疆工作：
2010年3月30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通过推进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加快新疆跨越式发展，会议确定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19个省市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根据会议精神，19个援疆省区市将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援疆的有效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优先位置，着力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支持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