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缓踱向角落。他的床铺被一条悬吊着的毯子遮掩着，他没忘记带上一根蜡烛照明。
丹克斯特将军一只手拿着信，在床上躺着。一阵不可思议的诱惑力让他不去读信。他是这样的疲乏。他心中明白，他的行动可以结束他的苦恼——这也完全能够保住艾劳丝的性命。他的死与此同时并不能改变全军的命运，弗雷在他死后就会接替他出任司令官。这样，这1万人的生命仍然处在岌岌可危之中。这么想着，他打开了信。
“我最亲爱的——此信把最好的祝愿和我最深沉的爱带给你——自从我们结婚后，你一直享受着这种爱。不过，亲爱的，我怕这封信将会让你的痛苦增加。我有一条可怕的消息要带给你。
“当你收到此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了。我得了癌症。我是才忽然感觉不适的，可是现在我已觉得没有力气支撑下去了。墨赫莱维兹医生给我开了安眠药想用睡眠来使我的病痛得到减轻，但我把它们全部省了下来。今晚等我投出了这封信，我就把这些药片一股脑儿吞下去。所有的我都安排妥当了，我知道我快死了。
“于是，亲爱的，我该向你告别了。你对我而言一直是个最理想、最仁厚、最温存的好丈夫。我爱你，全心全意。我觉得很庆幸，因为我不但爱你，而且还崇拜你。
“今晚，在我人生的最后关头，在我脑海里的会是你的形象——我永远的亲爱者。再见了，爱人，再见。”
一阵可怕的空虚在丹克斯特将军心中涌动。他不愿在一个没有艾劳丝的世界上生存着，他突然想起了他上床的原因，于是他把手伸向了手枪——手枪的冰冷使他想起了现实：艾劳丝已命归西天，她已不能被在盖世太保控制了。他明白过来：他还有一个责任—— 一个现在他能执行的天职。
他拔出手枪，再次出现在地下室里。弗雷和布斯还在那儿呆着——他们正等着一声枪响从他床上毯子下传出来呢。看到他冲了进来，他俩非常吃惊。
“不许动！动一动我就打死你！”丹克斯特将军命令弗雷。
弗雷服从了，尽管他的嘴唇在蠕动，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布斯，”丹克斯特将军说得非常快，“立刻打电话给福赛尔将军！”
“原来你想投降！”弗雷的嗓音又变得非常尖锐刺耳，而他的身体因为激动而抽搐起来。
“你说的没错。”丹克斯特将军说。
“你不想想你还有妻子！”弗雷说，“请不要忘记……”
“我妻子已经死了。”
“但是我还有老婆，还有孩子。”
弗雷有尖锐的声音叫嚷了起来。他伸手抓枪——不过，丹克斯特将军没等他打开手枪套，就向他“砰、砰”连射了两枪。
当天晚上，一条“蒙塔维利尔德军已投降”的消息被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在死神面前，1万德国士兵进入了盟军的战俘营。
也是在那天晚上，威尔芬斯曲莱斯市一户人家的大门被4名德国警察敲着。有位神态威严的老太太来开了门——从他们的制服上，她立即认出了他们的身份。
“先生们，我正在等你们呢。”她说。她把挂着的衣帽从客厅里取下来，很快地穿戴好，然后就信步走向等候着的汽车。她一点患癌症的样子也没有。就如不久前她说过的那样：在她人生的最后关头，升起在她的脑海里的是她丈夫的形象：既高大又委琐。让她觉得无比庆幸的是，自己成功地完成了人生最有意义又最巧妙的一次救赎。
美丽的微笑与爱心
文/特蕾莎修女
穷人是十分了不起的人。一天晚上，我们外出，从街上把四个人带了回来，其中一个生命危在旦夕。于是我对修女们说：“你们照料其他三个，我来照顾这个濒危的人。”就这样，我把我的爱所能做的一切为她做了。我把她放在床上，看见她的脸上绽露出那么好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说了句“谢谢您”之后就死了。我不由地在她面前审视起自己的良知来。我问自己，要是我是她的话，会说些什么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会尽量让旁人多关注我，我会说我饥饿难忍，冷得发抖，奄奄一息，痛苦不堪，等等话。但是她把更多更多的给了我——她给了我她的感激之情。她死的时候脸上却带着微笑。
那个被我们从排水道带回的男子也是这样。那个时候，虫子几乎要吃掉了他的全身，我们把他带回了家。“在街上，我始终如动物一般地活着，但我将像天使一样地死去，有人爱，有人关心。”真是好极了，我见到了他的伟大之处，他竟能说出那样的话。他那样地死去，没有责怪任何人，没有诅咒任何人，无欲无求。像天使一样——我们的人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饥肠辘辘——我衣不蔽体——我无家可归——我不为人所要，不为人所爱，也不为人所关心——但是，你却为我做了这一切。
我想，我们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工作者。也许在人们的眼里，我们是在做社会工作，但其实，我们真的只是世界中心的修行者。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触摸基督的圣体。我想，在我们的大家庭里，我们没有必要用枪支和炮弹来破坏和平，或带来和平――我们需要的只是团结起来，彼此相爱，将和平、欢乐以及每一个家庭成员灵魂的活力都带回世界。这样，我们就能把世界上现存的一切邪恶都打败。
我打算把我所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奖金捐出来，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建立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相信，爱源于家庭，要是我们能为穷人建立家园，我想爱便会传播得更广。
而且，和平将通过这种宽容博大的爱而被我们带来，成为穷人的福音。首先为我们自己家里的穷人，然后为我们国家，最后为全世界的穷人。为了使这一点实现，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就必须与祷告紧紧相连，必须与基督紧密结合才能互相体谅，共同分享，因为同基督结合一体就意味着互相体谅，共同分享。因为，今天的世界上依然有那么多的苦难存在……
当我把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从街上带回时，给他一盘饭，一片面包，我就能使他心满意足了，我就可以躯除他的饥饿。然而，倘若一个人露宿街头，感到没有人要，没有人爱，惶恐不安，被社会抛弃——这样的贫困让人心痛，如此令人不能忍受。所以，让我们总是微笑相见，因为爱的开端就是微笑，一旦我们开始互相自然地相爱，我们就会想着替对方做点什么了。
非法入境的婴儿
文/卡埃瑙瓦埃斯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一位名叫罗泽玛丽的阿根廷妇女路经巴西前往纽约与丈夫团聚。她的儿子不巧就降生在巴西巴拉那州贝伦机场。直到我撰写本文的时候，婴儿依旧被扣留在官僚主义的尿布。这一事件引起了英国领事馆的干预，巴西外交部和阿根廷大使馆分别发表声明。我甚至确信，必须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才能使海关当局释放这个婴儿.……
故事得从头开始讲。在飞行中，罗泽玛丽女士觉得阵阵腹痛。她不忍在飞机上把孩子生出来，而想在陆地上分娩。然而谁能想到这一选择招来的痛苦竟比分娩更大。DC-10客机在贝伦机场紧急着陆，一个新的生命在机场大楼内诞生了。在医院里度过了两个昼夜后，罗女士出院了，但等她的却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妖魔——官僚主义。罗女士带着同行的另外两个孩子来到机场，准备继续旅行，但一位海关工作人员把她扣留了。这位官员查对了三份护照，经过多次反复核实，发现初生的婴儿居然没有任何证件。带着官僚主义特有的那种腔调，他问道：“他是怎么样入境的？”说着用手朝婴儿指了指。
“从我的肚子里。”
这个官僚主义不明白罗女士简明扼要的回答，他不明白这最简单的道理，依旧不慌不忙地重复着他那已背熟悉了术语：“那么，请问女士有没有在行李申请单上填写了腹部携带孩子一个？”我并未申报，但大家都能看见的。”
“这只是个不充分的理由。”他接着说，“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既然这样，孩子怎样入境就怎样出境吧！”
“我的先生，请你原谅我吧……”
他似乎才明白过来，他终于觉察出自己言行的荒诞不经。然而，为了显示他的思维敏捷，他立刻给她提了个建议：
“好吧，女士，那我们就这么办吧！为了让彼此没有任何麻烦，请你把婴儿装在一个皮箱里出境，我就装作没有看到。”
罗女士听完后，呆若木鸡。官僚主义看对方没有说话，又接下去说：“要是您不愿这么办，我只好宣布你是走私。因为你拿不了任何证件来证明这婴儿就是你的孩子。谁知道你是否在做婴儿走私的勾当呢？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的女士，看来我只能扣留你在此。”
听完后，罗女士只感觉头晕目眩。她要求见机场场长。场长满面笑容地来了，也尽力安慰她，并推说那位工作人员是个新手，保证一切都能得到顺利地解决。
“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女士交给我们婴儿出生证、儿童律师的许可证、护照、所得税申请报单和22000克鲁赛罗（巴币）的存寄收据，婴儿就能够出境了。”
“22000！这简直荒谬之极……”
“得了，得了，我的女士……”场长把她的话打断了，“你应该知趣了，如果是个三胞胎，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罗女士竭力申辩，又讲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之所以在这里停留，只是为了让孩子出生，离开布宜诺艾利斯的目的是去纽约与丈夫团聚，听完这些后，场长大笑一声说：
“好，太好了！为什么女士不早说呢？这样，情况就不一样了，问题就好解决多了。你只要办理一份宜诺艾利斯的居住证，一份阿根廷的政府的证件，证明你的确要移居加拿大，一份结婚证书，一份纽约警察局的证明，确认你丈夫在那里生活，还有你丈夫的两张免冠照，一份加拿大政府的公函，证明你们将在加拿大定居了。对了，你们将在哪一个城市居住呢？”
“蒙特利尔市。”
“是这样，那我们还需要一份蒙特利尔市政府的确证件。另外，你们住别墅还是公寓？”
“住公寓。”
“那就不要忘了再把一份公寓的草图带来。”
罗女士只得抱着初生的婴儿开始向各级官僚办事机构朝拜。
“如果要办理护照，就必须先准备一份免疫证书、选举证、身份证、申请书和三张穿礼服、系领带的照片。
“可是，孩子才出生了30天。”
“这不要紧。女士，在我们这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办理护照，一定得持本人身份证，而领取身份证就一定得先办理一份良民证，领良民证则需要出示工作证，办理工作证更需要数不清的资料和证件，要是没有服务税证明，这一切都不能生效；办理护照还需要持本人的选民证，在领取选民证前，一定得先领取一份居住证，并附一份煤气结帐单，还要准备两张免冠照片和健康证；最后还要一份所得税申报单存根，但是谁知道领取上述申报单存根到底还需要什么证件呢。
“请他亲自填写一份表格就可以了。”
“他还不会写字，但必须先把一份委托书办理好。”
罗女士无可奈何地抱着这个名叫马里奥的孩子到处奔波，她终于发现自己已经陷到迷魂阵里去了，无所适从。但她从中也得到一种实惠，那就是每次孩子哭闹的时候，她就威吓他：
“你要是再哭的话，我就把巴西官僚主义叫来。”
时间像流水一样地流逝。罗女士的丈夫在某一天居然在纽约收到儿子马里奥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我和妈妈还为了巴西政府要求的各种证件而到处奔忙（妈妈还是习惯性将我抱在怀里）。当我们把所有证件办妥后，我想恐怕只能把它们海运到加拿大了。我写信给你，是为了使你放心。看来，我们见面的时刻已经很近了。明天，要是一切顺利，我就可以拿到最后一份证件——我的服役证明。”
胜利的手势
文/洛瑞摩尔
我在收到鲍勃照片时，简直无法把相片上这个搂着州年度最佳射手奖杯、一脸阳光的年轻人，和12年前那个瘦弱畏缩的男孩子联系起来。然而，他高高举起的右手像一道闪电划破我记忆，那是一个孩子对生命的坚强诠释。
我在12年前受蒙特利歌学校的邀请，担任该校足球队春季集训的教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首次和队员们了见面，在草地上，10多个男孩穿着整洁的球服坐听我讲话。从孩子们清澈的眼睛里，我看得出，他们是崇拜我的。结束训话后，我告诉孩子们：“现在轮到我认识你们了。大家站成一排，当我和你们握手时把你们的名字告诉我。”
我夸奖着那些自信地把自己名字喊出的孩子，然后从一个个孩子面前走过，最后走到队尾那个瘦小的男孩面前。他非常紧张地望着我，轻声说：“我叫鲍勃。”然后，他缓缓地把左手伸到我面前。
“哦，这可不行，”我说，“你应该知道哪只手是用来握手的吧？而且你的声音还能再大一点。怎么样，小家伙，我们再来一次？”鲍勃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在那里站着。这个时候，他身旁的狄恩说：“教练，鲍勃的右手在他生下来时就只有两根手指。”鲍勃猛地抬起眼睛，他看着我说：“我能踢得非常好的。当候补我也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