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李鸿章的内心明显是有幽愤的，也有着牢骚和看法。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此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李鸿章终于说“不”了，这样的态度，算是李鸿章平生对朝廷的唯一一次违背。对于李鸿章来说，此举可谓石破天惊。虽然这种态度改变不了什么，但对于一直愚忠成痴的李鸿章来说，有这样的态度，已经出格了。也许这样的做法，甚至可以看出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后自由意识的成长，意味着清国的铁箍已经松动；或者，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清国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也开始对朝廷心存“二心”了，他们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这样的道理很简单：危难时候，他们只得自保自己的一方平安，并且，不想进一步扩大对立面，如果南方各省也发生动乱，或许清国人真的要做亡国奴了。虽然各总督之行为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引起广泛非议，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正是他们如此的态度，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貌似强大的清国一下子乱了方寸。京城保不住了，宫殿保不住了，虚弱的清国急切需要这样一个人来收拾局面，这个人必须不会引起洋人们的反感，最好还在洋人那里颇有面子，能够得到南方各省那些心里不痛快的督抚们的支持和信任；懂得办洋务，能独立处理棘手的重大问题；有与洋人周旋的骨气和勇气，能在议和中尽可能地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清国领土的完整；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慈禧信得过，对慈禧绝对忠诚，或者说，要确保光绪皇帝不卷土重来，维护慈禧的现实权力。
上述条件实在太苛刻了，慈禧在帝国满朝文武大臣中反复选择，浮出水面的，仍是年过古稀的李鸿章。或许，在作此决定的时候，酷爱戏剧的慈禧会想到刘备对诸葛亮的托孤——每当清政府把清国带到毁灭的边缘时，他们想到的，就是启用老迈忠心的李鸿章。这样的结局，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种喜剧呢，还是一种悲哀？
78岁的李鸿章此时已成为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的唯一救命稻草。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了。此时的李鸿章，依旧清癯高瘦，头上戴一顶青缎小便帽，脑后的辫子，已变得花白枯萎了。李鸿章颤巍巍地在贴身侍卫的搀扶下走过跳板，然后在甲板上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所有的官员都静静地等候着他发布开船的命令，但李鸿章许久都没有开口，他只是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睡着一般。南方的7月，正是高温酷暑，闷热的天气凝固得仿佛将要爆炸似的。
前来送行的南海知县裴景福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私交甚密，他走到李鸿章面前，小心翼翼地探听李鸿章对国是的态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损失，没想到李鸿章突然声音哽咽：“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继续着与洋人噩梦般的太极推手。
此时此刻的李鸿章像什么呢？与他忠诚的大清帝国一样，在西方列强高歌猛进迈入新世纪之时，这艘古老的东方航船，只能拖着呻吟的骨架，使尽最后的气力在海潮中颠簸而行，艰难、悠缓、疲惫、衰迈，已接近于彻底地触礁了，陈旧、腐朽的舱板失去了密封性能，裂缝越来越大，海水不断渗入……但掌握着这艘轮船的人，仍然挣扎着，幻想着起死回生，或者忍耐，坚持，做着最后的努力。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据不完全统计，在京城沦陷之后，集体自杀的贵族家庭就有：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和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儿一起自缢；宗室侍读宝丰全家吞金而死；宗室侍读崇寿，杀全家老少之后，自刃胸腹以死；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二等侍卫全成全家5人服毒；一品官富谦全家12人自焚；护军参领续林用刀杀了妻子儿女后自杀；都统御前侍卫奕功，在联军冲到他家门口后率领全家子女共10人进入后院自焚；吉林将军延茂战斗失败后只身回家，与母亲、兄嫂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中书玉彬与母亲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庶吉士宗室寿富，全家集体上吊；国子监祭酒熙元和王懿荣，前者和老母服毒，后者与妻子投井；三品衔兼袭骑都尉员候选员外郎陈銮一家集体自杀人数最多，达31人。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30多户。王公贵族之家自杀总人数在近2000人。
古老的京城，在上演一段时间的迷幻大剧之后，现在，轮到惨烈悲壮的结尾了。所有的悲情都于事无补，“平常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抱君王”，中国历史从不缺少这样不负责任的死法，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对于这些王公贵族而言，如果缺乏对于国家大局的政治智慧，危难时候以自己的生命作砝码，毕竟是无足轻重的。
接到朝廷一个又一个指令后，李鸿章根本就不愿意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是有前车之鉴的，甲午战争后因为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而遭到国人的普遍声讨，“李二先生是汉奸”的骂声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从广东北上之后，李鸿章一直在上海磨磨蹭蹭，他是根本不想去那个是非之地。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李鸿章“不下地狱”，谁又会“下地狱”呢？他当然知道签订这样的条约只会把自己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他太了解自己的民族以及自己的同胞了，知道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在危难之中，这个民族一直有着极其热爱面子、极度自大而又自卑的习性，他们一般不愿意直面事实，不自我反省，只是眼光向外积极地寻找替罪羊。在寻找到替罪羊之后，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然后，便是振臂一呼进行着声讨了。这样的心态与习性，李鸿章从来就看得很清楚，对这一切，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一直到慈禧任命奕为和谈全权大臣，李鸿章“辅佐之”，李鸿章才真正北上了。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李鸿章专程去了一下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衙门。天津是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而直隶总督府则在保定。在一年的时间里，李鸿章一半时间在天津，一半时间在保定。此时此刻，北洋大臣的办公地已是破败不堪，李鸿章蹒跚着步子，察看着废墟中的一切，内心沉痛无比。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联军正在戒严，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就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一个，则是与李鸿章一同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