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越往上游行，端老四心里越没有底。四川总督赵尔丰是个官油子，此时的心态也和瑞瀓一样，担心端方来抢夺官位，故意将保路同志会的满腔怒火往端方身上引，此时满清权贵入川，意味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朝廷大概是知道了这个情况，又紧急下达了一道谕旨：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原四川总督赵尔丰回任川滇边务大臣。可是岑春煊也很机灵，知道这个时候进川如同玩火，是拿生命在玩一出游戏，因而再三请辞，理由也冠冕堂皇：身体有病，不宜进川。于是清廷又想到端老四，再补发一道上谕：任命端方为四川总督。
就这么走走停停到了资州，端方忽然发现四周全都是“保路同志会”的人，自己犹如坐在一个炸药桶上，随时都有被炸飞的危险。在瑞瀓送给他的第三十一、三十二标中，如江国光、单道廉、邱鸿均、梁维亚等数十人皆是革命党激进分子。当队伍走到宜昌时，就曾有部分人有过杀端方祭旗起事的想法。革命党首领居正认为，武昌起义尚在准备中，杀了端老四会暴露目标，对起义不利，这样端老四才暂时保住了一颗脑袋。
到了资州，杀端的呼声又起，暗潮涌动，只是端老四不晓得。恰逢其时，有人假托满清新贵铁良的名义致电端方，说北方革命党起事，京都危急，两宫已经向山西疏散了，请端方迅速入陕保王。这天，端方召集两标高级军官开会，透露开赴陕甘扩编成军的消息，并向自流井盐场商借银子三万两，作为队伍的开拔费用。
两标官兵多半是湖北人，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已是心有不满，现在听说还要开赴陕西，更是怨声载道。革命党乘机秘密开会，认为武昌已举义旗，两标义士因随端老四赴川，失去了参加武昌起义的资格，留在武昌参加起义的，现在都成了革命功臣，而他们还要跟随这个旗人进入陕甘，岂不是辱没祖宗？即使将来回到湖北，也会被人耻笑。众人越议论，情绪越激昂，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杀端方，无以明心迹。
这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被端老四侦知了，更是寝食不安，肝病也趁势发作，手下的亲信给他出主意：乘船经宜昌返回武汉。端方摇头，长江沿线已被革命党控制了，走这条路线等于自投罗网。又有人向他密陈，愿出死力保他出川，但条件是只允许端方一个人与他同行。端方用警觉的眼光看了那人一眼，仍然摇头。
就在这急乱之中，他忽然心生一计：数年前曾有传说，端方的生母是大臣陶澍家中的一个婢女，陶暗中把她收了房，肚子大了，太太吃醋，硬将她逐出，才归了端方的父亲。端方实际上不是满人，而是汉人陶澍的儿子。在这个传说中，人们还列举出他的名号“陶斋”为证。关键时刻，端老四希望这个传说能帮他的忙。十月初五，端方杀猪宰羊，大张盛筵，召来三十一、三十二标排长以上的军官，还请来资州地方富商名绅作陪。酒喝到七分，端方宣布他恢复陶姓，改名陶方，和满人划清界线，并拿出一叠“陶方”的名片当众散发。
众军官中，对他姓端还是姓陶不感兴趣，最关心的是队伍将来往哪里去。端方不敢以实相告，嘴上支吾了一番，急得眼泪直往下掉，很快被密密匝匝的士兵团团围住了。端方的胞弟端锦出来解围，对士兵许诺说：只要保护他们哥儿俩至西安府，愿出白银四万两犒赏。站在前排的士兵听到了许诺，站在后排却没有听清，还在大喊：“爱钱就不要命，要命就不爱钱，就是当官的答应了，老子们也放他不过！”端方兄弟眼看如此情景，知道军心已变，回到营中二人相抱大哭。
杀机已动，端老四性命就难保了。十月初七凌晨，端方兄弟二人密备了两乘小轿，将两只行李箱系在轿后，下准备趁黑夜逃遁，才行出数十步，突有数十个提枪的军人冲出，将小轿团团围住。端方见势不妙，跳下轿来要逃跑，却被一把刺刀拦在胸前。
“你们这是干嘛？”端方声音发抖地问。
“请大帅升天！”队官刘凤怡大声说。
连推带搡，众刀齐下，砍了六刀之后，端老四一颗血淋淋的脑袋滚落到了地上。其弟端锦见此惨景，万分悲痛，大喊一声“四哥——”转回身来，又大骂那帮兵丁“混账王八蛋”。有个叫贾志刚的兵丁冲上来，照准端锦的脖颈就是一刀。端家兄弟的首级割下后，被当做战利品装入铅箱，放入石灰，沿途示众，最后拿到武昌去报了功。据说，黎元洪见了这两颗人头，不由得连声叹息，让人暂存在武昌洪山禅寺。这支队伍被黎元洪编为“教导团”。
端方、端锦兄弟的无头尸体，被端的幕僚夏寿田(此人后来成了袁世凯的重要幕僚)收殓后放入棺木，一路护送北归，辗转回到京城。端方被清廷赠以“太子太保”，予谥“忠敏”。次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派人把端方兄弟的头颅从洪山禅寺取出，与尸身连接起来予以厚葬。
据袁世凯家人回忆，端方兄弟被杀身亡后，他们在京城的家眷吓得六神无主，最先想到的主心骨还是袁世凯。他们脱下满服，改扮成汉人装束，乘火车来到彰德洹上村避难。因为来得太匆忙，没有合适的大宅屋供他们住，就暂时挤在各房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提到端方，平素不爱动感情的袁世凯也满脸忧伤，认为端老四是他最能推心置腹的一个儿女亲家。
袁克权(1898-1941)，字规庵，号百衲，是朝鲜族二姨太白氏所生，为袁门第五子。袁世凯闹洪宪帝制时，曾让他和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同穿太子服，由此可见袁对这第五个儿子的器重。袁克权确实也聪明过人，他从小最佩服的一个人是严修。1913年，他和袁家几个兄弟袁克桓、袁克齐一起跟随严修出游欧洲各国，就读于英国齐顿汉姆公学，一年后归国。1916年袁克权刚满18岁，骤然遭受丧父失怙之痛，袁氏家族也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到九层地狱，其心灵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末世王孙的出路在哪里？他年纪轻轻，深深陷入困顿与疑惑。仕途是再也不能指望了，沉沦又于心不甘，惟一能供他选择的恐怕只有“隐逸”二字。好在新婚妻子陶雍能理解他，同样遭受了家破父丧的巨痛，这对苦命夫妻相怜相惜，相互搀扶着往前走。
端方生前是闻名遐迩的大收藏家，家中古玩珍品不计其数，其中毛公鼎更是中国青铜器中的扛鼎之作。袁克权、陶雍订亲之时，端方夸下海口，要将此鼎作为女儿的陪嫁品。谁知天公不作美，他竟在四川死于非命。这个毛公鼎后来被其后裔抵押到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无力赎回，遂流落于民间，现收藏于台北故宫。不过陶雍的陪嫁依然不薄，完婚之日，端方家以百衲本《史记》、仇十洲的名画《腊梅水仙》和陈鹤的名画《紫云出沙浴图》等三件稀世珍宝馈赠，也算得上是价值连城了。
有岳父的收藏珍宝垫底，袁克权夫妻的隐逸生活也还过得不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靠典当家产过日子。袁克权常同严修、方地山、张伯驹等人诗酒唱和，也与报馆文人混得很熟。张恨水创作的小说《金粉世家》，很多故事就是从袁克权那儿听来的。
袁克权流传后世的诗集有《百衲诗选》和《忏昔楼诗存》两种。诗风淡雅，感情浓郁，一任忧深似海，于无法言说处泄露隐情，常能令人反复吟诵，韵味无穷，因此有不少拥趸。袁克权的诗作中有不少叙述家史的，对父亲袁世凯，他的感情复杂而又奇特。他有一首诗题为《故园接叶亭前梨树》，诗前小序中写道：“故园接叶亭前梨树，先君己酉退居时手植也。每当清暇，辄扶依啸傲，流连竟日。丙辰遘变，先君弃养，而斯树亦枯萎同谢。因为短章以志感云尔”。诗云：“星坼龙飞直到今，画亭春不成阴。孤鸾别向蓬池远，双桧看依魏阙深。只为遥怜辞庙日，可堪重少济时心。当年昼锦筹觥在，每过空堂泪满襟”。这类怀旧伤怀的诗，传达出人是物非的苍凉，叫人不忍卒读。
袁克权的妻子陶雍也是才女，不仅能红袖添香，文采也颇佳，夫妻二人感情笃深。袁克权一生未纳妾，育有四男四女，分别是子家诩、家说、家誉、家諲；女家训、家诜、家諿、家诒。袁克权死于1941年，时年仅45岁。
那桐和荫昌是袁世凯的盟友，关键时刻帮过老袁的大忙。对这两个亲密的合作伙伴，老袁的报答方式是结成儿女姻亲。往更深层次去追究，袁世凯要想地位更稳当，要想在政坛上混得更好，也离不开这一对满清新贵的扶助。
那桐
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重要职务，对晚清政局影响不小。他有功于袁世凯，主要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与徐世昌等人一起保荐袁老四出山。摄政王载沣对徐世昌的话可以不听，对那桐的意见不能不参考，何况那桐的话说到了绝处：愿以身家性命担保！载沣看到那桐如此死保袁世凯，不由得怒火上升，板着脸狠狠批评了那桐几句。
谁知道那桐也并不是那么好惹的，将头上的官帽子摘下来丢到桌上，告老辞官不干了。庆亲王也乘势配合，天天不上朝，闹起了罢工。前线军情十万火急，加急电报一封接一封雪花似的飞来，手下的几个大臣却和他闹别扭。载沣急得傻了眼，只好赶紧让步，请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袁世凯知恩图报，此后不久，就订下了一门婚事，袁克相(字守安)娶了那桐大孙女张寿芳。袁克相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英文都好，书法上也有一手，以善写篆书而在天津闻名。遗憾的是婚后夫妻二人感情不和，于1958年离婚，膝下无子。建国后袁克相在天津第四十一中学教英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首先揪出了他，连续不断地批斗、游街、毒打，使这个孤独的鳏夫含恨离开了人世。
荫昌(1859-1928)，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楼，又字五楼，同文馆毕业，早年留学德国学习陆军，出任过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在满清后代中，此人出国留过洋，脑袋瓜子里装了不少新思想，正是这一点极为袁世凯所看重。天津小站办新建陆军，向袁推荐“北洋三杰”的就是这个武备学堂总办荫昌。袁世凯在山东办新政，与德国人谈判遇到了麻烦，还是这个荫昌从德国赶回来帮忙，成全了袁老四的好事。此后荫昌调至山东佐赞军务，直接归入袁世凯麾下任副都统，在与八国联军议和中，这个懂洋务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下诏废除军机处，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匡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共设13个大臣，满人9人(其中皇族5人)，汉人仅4人，时称“皇族内阁”。就在这时，荫昌出任陆军大臣，实际上掌管了清廷的军事大权。
武昌枪响之初，荫昌受命节制湖北各军，前往弹压。此前有胡思敬弹劾其人有书呆子气，不宜担当最高指挥官。果不其然，火车行到河南彰德，荫昌下车前去拜访袁世凯，讨教如何对付革命军。其实荫昌聪明得很，他心里十分清楚，名义上归他管辖的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车队，实际上“总舵主”仍然是袁世凯，指挥常常失灵，凡事还得仰仗“总舵主”掌舵。
清帝退位后，荫昌跑到青岛躲了一段时间，避过风头，还是投到了袁世凯门下，担任总统府侍卫武官长，为老袁看家护院。袁世凯死后，荫昌仍在北洋担任高官，凡是北洋政府与“小朝廷”之间仪式性的场合，都少不了荫昌这个特使进宫周旋。荫昌做人乖巧是很有名的，1927年末代皇帝溥仪结婚，荫昌先向溥仪行鞠躬礼，然后又跪在地上磕头，巧妙地解释说：“先前行的鞠躬礼代表民国，现在奴才是给皇上下跪”。做官灵活到了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他。
由此说来，袁世凯结下荫昌这个儿女亲家还真是有远见，既有满清名望，又实用，政治联姻的妙处可窥一斑。
本节末尾说说袁世凯次女袁仲祯的婚姻。父亲为她订亲时，她才14岁，爱情只是挂在柳树枝上的一片绿芽，遥远而又朦胧。父亲去世那年，袁仲祯已经长大成人了，陡然间遭遇家庭的巨变，她像一只随风而去的小舟，在茫茫大海上孤独地飘荡。一个偶然的机遇，袁仲祯认识了薛观澜，此人是晚清重臣薛福成之孙，狂热地痴迷于京剧，与袁克文、张伯驹来往密切，对袁世凯死后袁家的遭遇，薛观澜深表同情，也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袁仲祯。经表哥张伯驹介绍，这一对恋人结成了伉俪。薛观澜与北洋旧属多有交往，又与宋子文等人关系亲密，曾写过不少民国掌故发表在当时的小报上。此人以迷恋京剧出名，尤其是对京剧名角余叔岩的研究，堪称专家。薛观澜、袁仲祯的子女中，有位叫薛民见的学者，建国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出版有《黎元洪年谱》等着作。
三
在晚清政坛，虽说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在争夺天下，但是旧官僚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掌控着地方大权，听从清廷当局者的指挥，是棋局上的重要棋子。对于这股政治势力，袁世凯当然不会放弃，从袁家32个儿女中挑出了几个，向这些旧官僚家庭抛出了红丝线。
张爱玲
先说这个人，张人骏(1864-1927)，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人，清同治进士。这个人是清末“清流派”健将张佩纶的侄子。张佩纶与袁世凯是早年的契友。张佩纶极富文才，恃才傲物，以敢说真话闻名于晚清政坛。他一生不知向清廷上了多少个奏折，被其弹劾的官员不计其数。奇怪的是，这么一位“大炮筒子”，却被素来稳健务实的李鸿章相中，将特有才气的女儿李经耦嫁给了他，张佩纶成了李府姑爷。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代(孙女)中又出了个才女，而且名气比他还要大，此女即是张爱玲。
尽管有张佩纶这么一层关系，张人骏的仕途却并不顺畅。中了进士后，张人骏曾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以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这个职位的任务是专门给官员提批评意见，实际上是既无权利又得罪人的官。不过张人骏为人谨慎，处事平和，苦熬了几年，眼看快有升迁的机会了，又遇到中法马尾海战失败。堂叔张佩纶被人参劾临阵逃跑，遭到贬官罢职的处分，张人骏升官的指望一直在这位堂叔身上，此时如同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光绪中叶以后，张人骏才逐渐官运亨通。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张是山东藩司，直接在老袁手下工作。对昔日契友的这位侄子，袁世凯也还关照。张人骏先后担任过山东、广东、山西巡抚，以及漕运总督、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成为晚清重臣。
武昌起义爆发后，徐绍桢率领的第九镇新军官兵准备响应。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火速调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旧部群集南京，对徐绍桢领导的新军则每人只发5颗子弹。但是在同盟会组织的江浙联军的猛烈攻击下，张人骏的旧部溃不成军。逃命之际张人骏耍了个滑头：一方面请美籍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要求谈判求和；一面备好轿子，乘着夜色逃到了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军舰上，仓皇失措地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