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清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是声威大振。据《容阉弟子记》记载，有时某些案件，就连吴长庆出面说情，袁世凯也不予宽宥。所以吴长庆曾对军中的一些亲友说：你们可得小心，千万不要犯法啊！否则，你们要是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他可是绝饶不了你们。
对于年轻的袁世凯，庆军中的许多老兵虽然是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慑于他手中的那支令箭，敢怒不敢言。当时就有一位幕僚周某悄悄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袁世凯大加讽刺：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原来，袁世凯并未中过“秀才”之类的头衔，但当地人都传说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讥讽他是“假秀才”。其实，袁世凯当时的官衔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科中书”，还是叔父袁保庆给他捐来的。
通过这件事，袁世凯取得了吴长庆的赏识和信任，便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还将军中的内务杂事都交给他管理，可以便宜行事。袁世凯既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使”，就开始大展拳脚。首先，他将清军的军纪、军容整顿了一遍。然后，他又差人在军营里到处张贴告示，公布了各项规章制度。为了控制这支军队，他还派出亲信，在营房内外明察暗访，只要听见有人发牢骚，就暗暗记下他的名字。第二天，袁世凯就会把他找来审问，搞得大家都以为袁世凯在军中暗探密布，知道他绝非“等闲之辈”。
当然，袁世凯也知道自己在庆军中的根基不深，许多人是嘴上不说，心里不服。于是他在挥舞“大棒”的同时，也运用好“胡萝卜”，不时施些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有一次他的亲兵管带患病不起，袁世凯就立即命军医诊治，并亲自到帐篷中为他生火、煎药，又时常坐在他的床前，和他一起“唠家常”。无奈这名管带命运不好，已经病入膏肓，回天乏术，等他死后袁世凯又抚尸恸哭了一场，并自己掏腰包购买上等棺木，将他厚葬，后事也办得体体面面。同时，袁世凯还让人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从此，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不光治军严明，还懂得体恤下属，绝不会让部下白给他卖命。所以，人人心目中都只有袁世凯了，慢慢地连庆军统领吴长庆也被丢到脑后去了。
袁世凯“反客为主”计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抓住机会，先是从吴长庆那里获得了整肃军风、军纪的特权，得到了他的赏识，然后他又得以处理军中的内务杂事，掌握了治军权。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袁世凯这个“二老板”终于赢得了全军的军心，而庆军原来的“大老板”吴长庆则被逐渐架空，已经“名存实亡”，在驻朝清军中就出现了“主客易位”的奇怪现象。
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袁世凯是一个阴谋家，他精通权变之术，当然不会让机遇从自己的手边白白“溜走”。想不到发生在异国朝鲜的“壬午兵变”，竟意外地为他提供了人生的第一个军事、政治舞台，袁世凯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从而“脱颖而出”了。
2．袁世凯遇刺，因“祸”得福
“反客为主”古已有之，并不新奇，但是利用“遇刺案”反客为主，恐怕还是袁世凯的一大“创新”。清朝末年袁世凯遇刺，能够死里逃生，本来已经是福大命大，可他又因势利导，借此恐吓王公贵族，最终逼迫清帝“退位”，真是高明之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顿时一片混乱。摄政王载沣起初让陆军大臣荫昌督师讨伐，率领北洋军前往湖北。可是，北洋军都是袁世凯的基本部队，所以荫昌指挥不灵。当时，国内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清廷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袁世凯出山。1911年11月，袁世凯北上组织“责任内阁”，并夺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随后袁世凯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一边命令北洋军攻克汉阳、汉口，一边又伸出“橄榄枝”，诱使黎元洪同意停战议和。
所谓“议和”，也只是袁世凯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南、北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由袁世凯向清廷施加压力，逼迫清帝在优待条件下“自行”退位，然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由袁世凯继任。
此后，袁世凯一面进行“逼宫”，迫使清廷同意“退位”；另一面加紧镇压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巩固自己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准备万一孙中山不肯让位，自己就在北京自行组织政府。因为袁世凯在北方实行高压统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反抗。1912年1月2日，滦州驻军宣布独立，举王金铭为滦军都督，通电赞成“共和”。袁世凯急忙派遣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前去镇压，王金铭等人战死。1月9日，通州一带的毅军各营也准备起事，不幸因余临江告密，王不丞、王洛增等7人殉难。
同志的鲜血擦亮了北方革命党人的眼睛，许多人都认识到，袁世凯既是反动势力的首脑，又是革命深入进行下去的最大障碍，为人又阴险狠毒，早就准备将他铲除。1月16日，袁世凯准备上朝，面见隆裕太后。这个消息预先被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探听到，于是，北京的革命党人决定暗杀袁世凯，以除去这个革命党人的“死对头”。经过讨论，他们决定这次行动分为4组进行。
1月16日上午11点多，袁世凯从皇宫出来，乘坐着双马车，经过东华门大街，准备去外务部新衙门。当时在东华门、王府井一带军警夹道林立。这时，革命同志张先培正在“东兴饭馆”的二楼上，眼见袁世凯的马车到了楼下，便丢下一颗炸弹。哪知袁世凯的马车跑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面爆炸了。当时，袁世凯的马车已经到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文便各掷一颗炸弹，其中一颗炸中了马车，马车被掀翻，当场炸死护卫管带袁振标、护卫排长杜保等多人。
袁世凯这一次也真是“命大”！当时，他的马车虽然被炸弹击中，但袁世凯只是被扔出车外，毫发无损。卫兵们立即拥上来，扶着他上了一匹马。这时，张先培见袁世凯就要逃走，冲上前准备用手枪射击，还没有开枪，袁世凯的一名卫兵已射中了他的前额。张先培中弹，跌倒在地，黄之萌急忙赶来救护，两个人就在马路的中间和袁世凯的卫队展开枪战，而袁世凯却在几名卫兵的保护下，安全地脱险了。
随后大批军警赶到了，张先培、黄之萌等10余人被捕。当天晚上，袁世凯就把这些人交给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的，罪证确实立即被枪决，其他人则被一位好心的外国记者保释。
第二天，革命党人又向外务部袁世凯的办公室扔了一颗炸弹，但只是损坏了一些玻璃。这下子可把袁世凯给吓破了胆，他只好搬到地窖里去办公，再也不敢随便出门了，还一再秘密派人向北方革命党人表示：要“效忠革命，推翻清室，并请各同志勿急”。
这件谋刺案本来是一件坏事，但在政治上却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原来，在这之前，由于南方的革命党人提出：愿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迫使清帝“退位”，所以满族亲贵们都骂袁世凯是一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此外，袁世凯曾威胁清廷：革命党人已大批潜入京师。对此，亲贵们都不信，说这是袁世凯造的谣言。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和王公亲贵们才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大批潜入北京城，相信袁世凯的确是大清王朝的“忠臣”，都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错怪老袁了。
如果是别人遇刺，恐怕早就被吓破了胆。但袁世凯却与众不同，他非常狡猾，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正好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化被动为主动。于是，他便采用“反客为主”的计策，一方面称病不朝，只是把“逼宫”的任务交给心腹、外务部大臣胡惟德和民政部大臣赵秉钧，自己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以免落下“篡夺”大清江山的骂名；另一方面他又让人在外面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之类的谣言，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没几天，“宗社党”骨干良弼也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用炸弹炸死了。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使得王公亲贵们惶惶不可终日，那些王公贵族，大多是胆小怕死，所以再也不敢反对“退位”了，有的人干脆带着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没几天，隆裕太后就只好带着宣统帝上朝，正式宣布“退位”。
本来袁世凯遇刺，他相当于“客”，是处于被动状态。可是袁世凯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冷静地分析形势，适时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机，制定出一个“反客为主”的策略，化挑战为机遇，左右时局的发展，成功地逼迫清帝“退位”。这件事说明：一个人处在逆境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抓住时机，争取主动，而不能陷于被动。
3．软硬兼施，分化国民党
强大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袁世凯精通谋略，自然是深悉此理。所以，面对强大的国民党，袁世凯从容不迫地运用“反客为主”的计谋，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时而坚决打击，时而收买、欺骗，使其不战自乱，最后一道命令就将其解散。
1912年12月-1913年3月，中国进行了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经过激烈的争夺，国民党以较大的优势击败反对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根据《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所列出的数字，国会两院议员共计870席，其中国民党392席，占45％；共和党175席，占20％；统一党24席，占28％；民主党24席，占28％；跨党议员185席，占212％；无党派70席，占8％。总之，国民党在国会两院的席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所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踌躇满志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惟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对于强大的国民党来说，袁世凯是“客”，处于被动状态，但他又十分仇视国民党，总想将其彻底消灭。可是，国民党现在的力量还很强大，袁世凯如果直接下令将其解散．势必会引发一场大乱子，也会失去人心。要袁世凯消极等待，那更不符合他的个性。思来想去，袁世凯决定采用“反客为主”的策略，主动出击，对国民党多管齐下。
首先，在他的直接策划下，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使国民党丧失了“主心骨”，再也不能团结一致地与袁世凯对抗。
其次，打击国民党的激烈派。原来，国民党议员素来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二次革命”爆发后，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些“激烈派”议员相继南下，参与举兵讨袁。但是，仍有一些“激烈派”议员留在北京，准备在国会弹劾袁世凯。对于这些人，袁世凯视为“附乱分子”，对他们公开进行镇压。7月23日，袁世凯下令逮捕冯自由等人。8月1日，伍持汉在天津被惨遭杀害，为民国以来国会议员为国流血的第一人。
再次，设法分裂国民党，使其在国会中的多数党地位发生动摇。
在袁世凯对南方用兵后，国民党议员大多留在北京，其本部由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谷钟秀等人维持。因此，国民党在国会依然是第一大党，这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很不利。
于是，袁世凯设法对国民党进行“分解”，由梁启超、梁士诒及陆建章等人代为经营。其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其加入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二是“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纷纷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团。大体说来，首先另组小政团的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孙毓筠，接着司徒颖、刘揆一等人也跟着效尤。不到5个月国民党就已分裂出8个小政团：
(1)国事维持会，1913年2月宣告成立，由同盟会的变节分子孙毓筠、王芝祥等人发起。它的宗旨是“维持时局，巩固国家，以至诚大公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居间调停”。据袁乃宽透露：孙毓筠创办国事维持会，“实则欲销薄宋(指宋教仁)之势力。其势力既薄，必不至捣乱”。国事维持会在不少地方建有支部，影响非常恶劣。
(2)潜社，大约成立于1913年4月，以司徒颖、黄霄九为领袖。司徒颖等虽系国民党员，但“一切行动不与该党相关”，不久就登报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3)相友会，1913年5月正式成立，由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起。表面上，其宗旨是“实行调和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但采取的却是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6月，相友会便“与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
(4)超然议员社，1913年5月宣告成立，由夏同稣等人发起。7月，李烈钧在江西起义后，该社公然发出通电：“赣军倒行逆施，首(先)倡乱，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望各军统帅剿抚并用，公私团体，扫除荧惑，使奸邪无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肃清”。
(5)癸丑同志会，1913年6月宣告正式成立，由陈家鼎发起，举刘公为会长。它的宗旨是“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主张“恪守政争范围，以维持共和为维持国家统一之道”，对袁世凯有利。
(6)政友会，本为景耀月所发起，后来与孙毓筠发起的“民宪党”合并，仍取名“政友会”，于1913年6月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其成员以国民党员居多，活动经费也主要来源于袁世凯，这也是他们脱离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是一个完全由广东人组织的小政团，以朱兆莘为首领，有社员20余人。后来，集益社全部并入梁士诒所组织的“公民党”。
(8)大公无我俱乐部(又称大公俱乐部、自由俱乐部)，由湖南众议员郭人璋组织，并公开宣布脱离匡民党，在政治上主张“稳健”。
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下，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四分五裂，丧失了战斗力，这对袁世凯打垮国民党，消灭革命力量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些国民党员为了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转入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派别，还有的则干脆投入进步党。所以，国民党便一蹶不振，就是留在国民党内的人，也不敢再倡言“法律倒袁”了。最后袁世凯一声令下，就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将国民党解散。对此，国民党人却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服从命令，国民党就这样暂时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再强大的敌人，也有“破绽”。面对国民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袁世凯运用“反客为主”之计，“软”和“硬”两手并用，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使其丧失了战斗力，最后被老袁轻易地解散。否则，要平定南方和解散国民党，袁世凯还得花费很大的力气，不会轻易得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