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立即于15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册封令称赞黎元洪在辛亥革命时“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艰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乱，督师防剿，厥功尤伟”。并令在京简任级以上文官，上校以上武职人员，到黎邸致贺，意欲勉强黎接受王爵。杨度问“武义”二字是什么意思，袁世凯说：“主要是为了表彰黎元洪武昌起义之功”。黎闻讯后，马上召集左右研究，一派主张接受，一派主张拒受，黎采纳了后者。
拜封那一天，从早晨7时开始，百官涌赴东厂胡同，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拥挤不堪，路为之塞。8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请见。黎元洪出来，陆征祥致贺辞：“大总统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满清，功在国家，故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首领，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黎元洪却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祟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说完转身回屋，所有在场官员讨了个没趣，默然散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庄”的成衣匠到黎邸，要为黎元洪量尺寸定做亲王服。黎元洪直言回绝：“我非亲王，何须制服！”并且俱书坚辞所封“武义亲王”。第二天，袁世凯又命政事堂将预先拟就的亲王官制表，送到“武义亲王府”。黎宅收发人员只看到政事堂这一面，没看正面，就给拆开了。等黎元洪阅时，大发脾气：“我不是武义亲王，岂能收阅武义亲王的公文！”弄得收文者大感窘迫，多方设法换封，才退回政事堂。过了几天袁世凯又下一道命令，叫他不要固辞王位，并考虑再加他一个“辅国大将军”之类的崇高名位。黎元洪仍然不改初衷。袁世凯非常不高兴地说：“黎元洪瞧不起王爵，不肯受封，这实际上也辱没了他武昌起义的功劳”。此话传到黎元洪处，黎说：“我正是不想辱没武昌起义的功劳，才不接受封爵的，袁世凯想把我陷于不仁不义之中吗？”
黎元洪本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军阀，并非忠心共和，前几年他与袁世凯联手杀掉了首义元勋张振武即是例证，如今为什么变得如此坚贞不屈了呢？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跟进步党人比较接近，此时进步党人正在酝酿反袁，他凭自己的眼力也看出帝制运动早晚必将失败，将来他以副总统承大总统，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此时如果接受王位，便由“民国元勋”变为民国叛徒，过不了多久就成为洪宪王朝的殉葬品，最后落个千古骂名。
内部矛盾之四是确立太子、分封嫔妃引起的家庭争执，很费脑筋。
按照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的通例，确立皇太子一般是选嫡长子。但是长子克定以前在彰德骑马时摔下来了。致使右腿致残，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对此，袁世凯不无忧虑，说克定“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呢？他曾放出口风，要在老二、老五中，择一立为“太子”。老二克文人极聪明，有才气，工诗词书法，袁世凯常常夸奖他“有天才”。老五克权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也为袁世凯所喜欢。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一天，袁家弟兄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五人各自穿着“皇子服”合拍了一张照片。大家一看，老五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的弟兄不同，只有老二的那一套是和老五的相同。这反映了袁世凯的用意。在老二和老五之间，老二年长，常替袁世凯外出办事。袁世凯偏爱老二还有一个原因，即他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爱子。因此，老二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最高。老大听到了这种舆论，便扬言说：“如果大爷(指袁世凯)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这样一来，总统府内人心惶惶。一天。袁三小姐袁静雪把袁克定的话告诉了袁世凯，不无恐惧地说：“爸，咱家要闹‘血滴子’了！”袁世凯听后，到底沉得住气，只简单地说了两个字：“胡说！”就没有再言语。
“立太子”的纠纷并没有到此为止。虽然立老二的呼声最高，但老五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老五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老五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袁世凯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个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袁世凯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克桓为“太子”。“太子”之争，闹得袁世凯心烦意乱。
姨太太们之间的“妃”“嫔”之争相伴而来。袁承认帝位后，其妻妾都很赞成，元配于氏最为高兴，因为她是当然的“正宫娘娘”。可是在姨太太中间。由于袁的封诰有别，引起几位的不满。袁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姨太太均为“妃”，六、八、九姨太太(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均为“嫔”。为“嫔”者感到太不平等，一致向袁提出要求封“妃”，否则便带着孩子回彰德，而且说起来喋喋不休，没完没了。袁世凯烦恼万分，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对于袁世凯的登极准备，帝国主义列强反应不一。原先鼓励支持袁称帝的日本，现在转变态度极力反对；英国本不赞成，现在亦出面干预。10月28日下午，国体投票刚在某些省区开始，驻京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约同英、俄两国公使朱尔典和库明齐斯会晤外交总长陆征祥，向袁提出劝告。
袁世凯没想到三国提出劝告。不过，他对此事看得并不严重。由于三国不但口头劝告而且还递交了正式照会，所以北京外交部又用照会回答他们。照会大意说，全国人民赞成帝制，如果政府加以压制，就会影响治安，故采取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国总统前于9月6日向参政院发表宣言，认为变更国体不合时宜，足以说明政府本不赞成此举。但是国体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倘从多数民意取决，各省治安可保无虞。照会提出一个反要求，关于本国法权所不及以及逃亡国外的少数暴徒，希望各友邦协力取缔。照会感谢友邦劝告的善意，并且表示保全东亚和平，中国政府与各友邦的目的完全相同。
这个照会日本不满意，因为照会并未针对三国所提出的中国政府能否缓办帝制的问题做出具体答复。11月4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又到外交部，指出中国照会意义不明，请求加以解释。
在这个情景下，袁世凯只好去找他的老朋友朱尔典，希望通过英国阻止日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朱尔典向袁世凯提出了一个秘密计划，中国对欧战为中立国，而日本则为英国的同盟国，在此情况下，日本对中国有所行动，英国不便出面来反对。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就与英国发生同盟关系，英国在中日两个同盟国之间就能够说几句公道话，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其实：这个计划就是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便采取行动扫除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协约国提供一个制造军火的东方基地。
计划于11月8日由陆征祥转达袁世凯。三天之后，北京外交部邀请日、英、法、俄四国公使举行会谈。陆征祥说；“全国已有二十个省区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如果有少数暴徒反对，无论何时何地，本国政府都有力量应付突发事变，但本国政府决定年内不变更国体”。
这是袁世凯对四国公使所做的一次试探。暗示：“你们所要求的是缓办帝制，而不是取消帝制。我现在答应年内不变更国体，你们就应该没有话好说了。”
11月12日，意大利又插足进来，送来一个请缓办帝制的照会，于是四国劝告再变而为五国劝告，问题更严重了。袁世凯找朱尔典帮忙，朱尔典则借机伙同俄、法公使诱使中国加入协约国，要中国为英、俄提供武器。11月下旬日本向英国发出强硬声明。英国畏惧日本，连忙加以否认。袁亦让外交部声明并无其事。
从各国干涉帝制案发生后，中国方面又接连发生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和肇和兵舰起义等重大事件，日本方面更加振振有辞地说，中国政府所谓“有能力控制大局”完全是骗人的。12月12日，袁世凯向代行立法院承认接受帝位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15日以前给予满意的答复。
在此之前，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后又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以大总统同级的大勋位赠与日皇。
外交部电令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1916年1月24日可抵东京。
得此消息后，日本政府决定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1月14日，日置益公使在使馆内置酒为周饯行，事情似乎进展顺利。不料仅仅隔了一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期到日本”。随后陆宗舆就有电报来说，由于中国政府扬言，等到周特使由日本回国后，中国就要实行帝制，以此引起欧美各国的猜疑，使日本政府感到难以应付。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行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条件，但袁不敢接受。
……
但是无论如何，袁世凯终于还是圆了自己的皇帝梦了！
然而好梦不长，没过多久，袁世凯一手导演的这幕闹剧，就历史地降下了帷幕。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列出了袁世凯叛国称帝的罪行19条。昆明各界人士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和拥护民主共和”口号。一场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讨袁护国战争打响了。
面对这种困境，为争取帝国主义同情。袁世凯不得不延缓“登基佳期”。他把扭转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上，他不断送“慰问品”，又封爵赏禄：以鼓舞“士气”。正在这时，广西陆荣廷等又宣布独立反袁。当袁世凯被一片讨袁声浪弄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的时候，他又收到了冯国璋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密电。在大势所趋之下，3月22日，袁世凯只好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次日又告令立即废止所有洪宪年号。又公布焚毁帝制电800余件，用以表示不再称帝的决心。
不管怎么说他的所作所为是要失败的全国反袁的怒潮汹涌澎湃，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又已破灭，山东、湖南、四川、江苏、江西等省接连爆发了由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领导的反袁起义，袁世凯安插在各地的爪牙为了保存自己的权位，纷纷改变了对袁的顺从态度，有的干脆宣布“独立”，致使袁完全失去了对各省的控制能力。山西北部反袁“风声逼紧”，东北也在酝酿“独立之事”。讨袁的电报、斥令其退位的函扎，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这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犹如“天神雷电”轰得袁世凯再也支撑不住了。
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越来越汹涌，迫使袁世凯安插在各地方的爪牙赶忙改变对袁的顺从态度，宣布“独立”以保住自己的权位。4月底，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公然把袁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还扬言要追究段“盗卖奉荒林及亏空若干”之事。接着，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于5月9日宣布“独立”。他率兵进据西安，驱逐了陕西将军陆建章自称都督。22日当南京会议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陈宦宣布四川独立的通电也到达了。
陈的通电与众不同，特别强调了同袁个人断绝关系。电文中叙说他三次电请袁退位，均未接受。“宦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一向视陈宦为心腹爪牙，陈同袁克定曾拜为把兄弟，袁在推行帝制时，特命他入川，坐镇西南。万没想到他会背叛自己，而且还要断绝个人关系，这对袁世凯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他拿着电报，气得直哆嗦，大叫“人心大变”，然后半天不说一句话。到了次日，他实在忍不住，又发申令，驳斥陈宦，并下令将陈开缺，同时令第十五师(川军第一师改编)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率兵进攻成都。
袁世凯喘息未定，又一记闷棍向他打来。29日，他的另外一个亲信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讨袁。汤当初支持帝制很卖力，是其欣赏的一条忠实走狗。这个消息传来，使袁世凯一下子变得难于控制自己。他时而顿足怒骂近侍，“语多伦促，不可入耳”；时而又呆若木鸡，陷入绝望的沉思。
自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已形神憔悴，精力衰减。自取消帝制后，夜间失眠，喜怒不定，又患腰痛。此后病情逐日加重。“失其自信勇断之力，仅存一形骸矣”。据5月中旬谒见他的禁卫军团长说：“仰望神气，大失常态，面带愁容矣”。在这种情况下，他口头上不得不一再表示“极愿早日退位”，实际仍借口须先“妥筹善后”，拖延时间，还是不肯放弃一点权力。多次传谕阮忠枢等人，所有紧要文件必须呈送亲阅。当他不能坐写字椅时，便在躺椅上躺着批阅公文。后来，不能执笔，仍阅公事，口授阮忠枢、夏寿田二氏代行批答，或由袁克定代阅，夏寿田代批。
另据其他人回忆，袁世凯病危时，由法国医生打了一针强心针，他由昏迷状态苏醒过来。他用僵硬的舌头十分吃力地吐出了最后的四个字：“他害了我！”这个“他”指的足谁？是他的儿子，是朋友还是部下？这个窃国大盗怀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遗弃的怨怼、对爪牙背叛的忿恨，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