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梁启超省亲南下，曾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其“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要“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袁世凯置若罔闻。筹安会成立后，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反对改变国体。继之，汪凤瀛发表《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发表《对于筹安会意见书》，从理论上批驳了筹安会宣言。梁启超之文发表之前，袁世凯已有所闻，派人携十万元前往天津贿赂梁启超，令勿发表。梁启超不听，且将该文录寄袁世凯。袁世凯复派人危词恫胁，梁启超不为所动。发表之后，袁世凯因其在社会上影响太大，派人请严复着论驳斥，并送去一张四万元的支票作为酬劳，为严复拒绝。严复马上收到二十多封匿名信，“或喻以利害，或吓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皆谓“非属此文不可”。严复仍不写。袁世凯“知其意不可夺，驳任公(梁启超号任公)之文，乃改令孙毓筠为之”。
筹安会明目张胆鼓吹帝制、煽动复辟，违反《约法》，触犯《刑律》，完全是个反动组织，必须予以取缔。因此筹安会成立后，李诲即上呈总检察厅，控告筹安会“叛逆昭彰，动摇国本”，倡导邪说，紊乱国宪”，“弁髦法纪，罪不容诛”，要求将孙毓筠等人“按照内乱罪从严惩治”；同时上呈内务部，指斥该部根本不应核准筹安会成立，更不应派军警保护“六君子”私宅，玩视法令，故为宽纵。
贺振雄和梁觉亦上书肃政厅，周震勋上书大理院，分别对杨度、孙毓筠等人提出弹劾、起诉，要求司法机关将他们严拿归案，解散党羽，取消机关，以维护国体而杜绝乱源。贺振雄在呈文中写道：“何物妖魔，竟敢于青天白日之下露尾现形，利禄薰心，荧惑众听，尝试天下，贻笑友邦！窥若辈之倒行逆施，是直欲陷吾元首于不仁不义之中、非圣非贤之类，蹈拿破仑倾覆共和、追崇帝制之故辙，贻路易十六专制魔王流血国内之惨状，其用心之巧、藏毒之深，喻之卖国贼、白狼枭匪，其计尤奸，其罪尤大。呜呼！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者谁？即发起筹安会之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诸贼也！……恳请肃政厅长代呈我大总统，立饬军政执法处，严拿杨度一干祸国贼等，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以救灭亡，以谢天下人民，以释友邦疑义”。
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为此特往见司法总长章宗祥，章宗祥答称：“国家不安而能筹安，岂非人民的幸福！”气得罗文干挂冠而去。
肃政厅亦上书袁世凯，指出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长，竟“唱此异说，加以函电交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以致引起“人民惊疑”。近来人心不安，主要是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因此，应将其“迅予取消，以靖人心”。
事情越闹越大，人民起来反对，司法检察机关出来干涉，袁世凯不得不“限制”一下，表示帝制非出于自己主动之意了。于是在肃政厅的呈文上批道：“世界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国情为建设，以达其巩固国家、保全种族之宗旨。中国当君主时代，厉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实于共和原理毫无识解；迨潮流所至，一旦暴发，更无研究之余地。迄至今日，不但人民无共和之智识，即居议政行政之地位者，真能透彻共和之原理，百不一睹；而一部分人民主张君主之说，暗潮鼓荡，已非一日，前车之鉴，可为寒心。恐其于君主原理，犹之初创共和时代之茫昧隔膜。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查考，明定范围，示以限制，通饬遵照”。硬是扯起“自由讨论”的破旗为筹安会大开绿灯，顶住严惩筹安会头目的强烈呼声。至于什么“界说”“范围”“限制”，不过骗骗人罢了。几天后，他所说的这些又被他抛掷得一干二净。
杨度、孙毓筠等人恃有袁世凯为后台老板，且帝制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不顾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公然抛掉“研究讨论”的外衣，请求实行帝制。开始，他们想待各省代表到齐后，直接呈请实行；但因筹安会不是立法机关，没有呈请实行的资格，才改为由代表以公民身份，请愿于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再由该院呈请实行。而参政院9月1日就开会了，代表尚未齐集。他们又改变主意，把部分来京的各省代表和旅京人士，组织成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能不表示一下态度。9月6日，他特派杨士琦为代表，到参政院发表宣言说：“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接着一个“但书”转开了话头：“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甚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明确告诉参政院，他的大总统是国民公举的，如果国民多数要公举为皇帝，他也只能服从；国民请愿是正确的，不过他身为总统，主动叫国民请愿改革国体，与地位“似难相容”，说不出口，你们参政院对此要深加注意。不言而喻，这是要参政院利用民意让他当皇帝，把帝制由秘密转向公开。如此之宣言，何异于面授机宜！
总之，袁世凯是要向世人表明，他当皇帝既是天命所赋，又是人心所向。
袁世凯自以为有了这一纸冠冕堂皇的诡辩，把自己倒行逆施、背叛民国的罪行一笔勾销，于是12日一早，就发表申令接受帝位。申令在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大言不惭地写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受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他袁世凯只好当皇帝了。
尽管袁世凯“谦逊不遑”，然而尚未做到“三揖三让”，就“当仁不让”，于12月12日下令承认帝位了。
从袁世凯接受帝位的这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中华民国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首先表现在公文程式上。例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比称臣又进了一步，用奏折的形式抬头写着“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过早地称帝称臣不恰当，但袁并不喜欢总统这个称号。
15日，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帝国是在民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袁世凯承认帝位的次日，即1915年12月13日上午9点多钟，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大厅中摆设着御案、御座，不知为什么，御座竟放在了御案前面。前来朝贺的有政事堂和各机关司局长以上、军队师长以上的文武官吏，以及京城附近闻风赶来的大员。少数人行的是跪拜礼，大多数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
袁世凯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百官面北而立，战战兢兢地向他行三鞠躬礼，高呼“万岁”。礼毕，他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以帝王的口气说：“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下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袁世凯把自己说成是天运民心所选定的人物。但毕竟做贼心虚，担心人民造反。所以在申令里又威吓人民：“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最后还严令各省文武官吏，对于反对帝制者，要“严密访查，毋稍疏忽”。谁要反对他当皇帝，谁就是“公敌”“莠民”“逆贼”“败子”，他就要实行无情的镇压。
袁世凯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讲，说什么“为了救国救民，我过去牺牲了自己，今后还要牺牲子孙”。
22日袁世凯申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25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自1916年元旦起，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总统府归文处改名为奏事处，总统府护卫总指挥处改名为大内总指挥处。
袁世凯一边恫吓人民，一边滥授爵位，广施恩德，以笼络众多军阀、官僚，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从15日起，陆续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封公、侯、伯、子、男爵位共一百二十人，受封者大都是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及师旅长等握军政实权者。为了取得满族王公亲贵的支持，袁还申令原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将来写入宪法；又委派皇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代替久不到院的黎元洪；甚至试图和清皇室联姻，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废帝溥仪。清皇室说不出的嫉妒、怨恨，却又无可奈何，被迫拥护他当皇帝，还准备让出皇宫，迁往颐和园。
12月18日，袁下令改原总统府为新华宫。
19日，袁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其实登极的准备工作早在10月下旬就已开始了。政事堂礼制馆早已将皇帝登极、臣下朝贺、祭天祀孔、临朝仪仗等礼制拟好。在仪礼方面，袁竭力表示自己是一个开明君主，申令臣下谒见时免除跪拜礼，后宫选拔女官服役，禁用太监。关于筹备工作，他假惺惺地指示各部院，不可“虚糜国帑，稍涉铺张”，“务以简略撙节为主”；要“不尚虚文，重惜物力，用副归真反璞，轸念民生之至意”。然而据当时报纸所载：登极大典预算总数定为五百九十余万元，这里面还不包括帝制的活动费用和袁氏准备登极用的个人消耗，如宝座、冠服、金玉印章、各种铺陈等，如祭天和登极所用的两件礼服就价值八十万元，五颗金印和一颗玉印就价值七十二万元。假使把这些都加起来，则“数在六千万元”。他就是如此的“轸念民生”。
袁世凯登极的处所是故宫的三大殿，太和殿被更名为承运殿，中和殿被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被更名为建极殿。但袁世凯觉得三大殿和新朝的气魄不大相称，一定要重新进行装修。而且规定新朝尚赤，以红色为代表色，屋顶的黄瓦也要换成红瓦。殿内圆柱一律改漆红色，当中的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工程费一项即二百多万元。
承运殿内设有御极宝座，扶背各处雕有九龙，镶嵌珠宝，价值四十万元。宝座前设有雕龙玺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古炉各三座。座后陈设雕龙嵌宝屏，屏侧各置日月宝扇一对。登极和祭祀用的吉服，都是按照章制定做的。仅登极和祭天用的两袭龙袍：即价值八十万元，其中最大的大珍珠取自清室内库，尚未计算在内。王玺先从清室借来，但因是满汉合璧，不合要求，袁未用，另钤一颗，价值十二万元。金质玉宝五颗，价值六十万元。此外还有案衣、围顶、门帘、拜褥等物，皆黄云缎制成。这些御用品总计在三百万元以上，典礼费一项约二百万元左右，大典筹备专款共用去二千万元。在国家危机日益严重和人民生活日益痛苦的情况下，他们竟如此铺张浪费。
“新朝”所用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一轮红日，是取“五族共戴一君”之意。
12月31日，他下令改明年(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又发行了一种纪念金币和银币：一面以他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的头像作图案；一面以象征封建帝王的“龙”作图案，并有“中华帝国”“洪宪纪元？八个大字。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以及选拔女官等项皇家事务也在分头进行。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择吉日良辰加冕登极了。
袁氏帝制活动从公元1915年8月下旬公开发动，到12月12日宣告“成功”，前后不到四个月，系袁世凯帝制自为。后来公布出来的密电便是铁证。所以，梁启超曾讽刺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汇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这是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最生动的描绘和概括。
袁世凯用两面派手法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又以对内镇压民主革命派，破坏民主共和制，对外出卖民族权益，获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一步步走上专制独裁乃至帝制自为的道路。他原以为经过自己和爪牙们的精心策划，巧妙安排，舆论宣传，武力恫吓，最终可以君临天下，万世一系，其实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筹办帝制的过程中，袁世凯听到的并非都是赞扬声，看到的并非都是如意事，也发现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欺骗他、利用他，如他的长子袁克定就是一例。从某种意义来讲，袁克定希望袁世凯称帝，可能超过袁世凯本人。在整个帝制自为的过程中，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起初，当袁世凯因内政外交遇到麻烦而犹豫不决时，袁克定采取了一些手段欺骗乃父，促使乃父早日下定实施帝制的决心。
当时北京有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它初名《燕京时报》，1901年在北京创刊，是日本外务省在京出版的汉文报纸。它是日本政府在华的主要喉舌，其言论反映着日本政府的立场。袁世凯也总是在公暇之余翻一翻，了解动态。
既然袁世凯重视《顺天时报》，袁克定心生一计，利用《顺天时报》来影响袁世凯。他网罗一班笔杆子，每天编制一份假版《顺天时报》，并严格控制真版《顺天时报》进入中南海，然后发送他的假报。假版《顺天时报》秘密的揭穿，是从来不出宫门的袁三小姐袁静雪。她在若干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