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果实
1911年5月，清政府派端方为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大臣，南下处理铁路国有化风潮。端方特地前往彰德向袁世凯请教该类问题。不久端方在四川被杀，其家属都改成汉人装束，奔逃于养寿园避难。
袁世凯天生政治嗅觉灵敏，眼光独到。他看到清廷日益衰败，无可救药，而革命力量则日益发展，方兴未艾。他虽然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所知甚少，但力图改革，使国家民族命运趋向好转的念头，并未衰退。同时，为了日后政坛角逐的需要，秘密派人于1910年前往会见孙中山，表示要与孙“一致行动”。1911年11月10日孙中山经伦敦回国时，接受《滨海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说：“一年前袁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相信来使”。当时孙对来使说，“请回禀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险阻，不是为了轻易受骗”而把使者打发走了。但是到了1911年11月，孙中山说：当时“我认为他在耍花招，其实他是很有诚意的。他希望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孙后悔未能相信袁之“诚意”，与之“一致行动”。袁氏对黄兴也进行了类同的联系，不过时间更早一些。据黄兴回忆说：在袁氏尚未被罢官之时，“其篡弑之心，尚欲一试也。是时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隶总督杨士骧代表人来会，据称(袁)宫保此时地位颇觉危险，甚愿与革命党联合，把清室推翻，复我故国”。由于当时双方活动都极端秘密，此行未见行动，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和黄兴联系时，正是他罢直督，内迁外务部尚书之后。当时贵胄一意扳倒他，此时此际，他却向革命派招手，其间意味深长。袁氏与孙、黄的上述接触，为武昌起义后进行南北和谈打下了楔子，同时也表明了他早有叛清之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在湖北立宪派人的提议与支持下，起义的革命党人把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戏剧性地推举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适逢袁世凯生日，他的党羽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咸集洹上村，为袁祝寿。正当寿宴进行之际，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举座皆惊。袁世凯意识到“此乱非洪杨可比”，决心应时而出，待机行事。莫理循说：“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但问题及为复杂，还有曲折。袁世凯心中有底，并不等于要立即表态。当时，倪嗣冲、段芝贵劝袁乘机而起，称王道帝，黄袍加身。其亲信幕僚张一麟也说：“乘此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之际，登基称王”。袁克定也赞同此举。袁世凯毕竟老练，从他主动与孙中山、黄兴联系，反清之意，早已流露。英国记者莫理循从各方面分析也是这样。但问题太大，他反复思忖，认为此招风险太大，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一、他世受清室恩遇，从孤儿寡妇中取天下，肯定要为后世所责备。二、清廷旧臣尚多，且具有势力。三、北洋旧部握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段祺瑞等，尚未灌输袁氏称帝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达长江以南，即令称帝，亦只半壁河山，尚需对南方用兵，而战争殊无确切把握。五、南方民气发达，人心向背，尚看不透，因此，突然称帝殊无把握，而趋向于“表面维持清室”，等待形势发展，再行计较。
这时，他和各方面的函电和人员往返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他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到了凌晨三四点钟，袁的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他的家人个个喜形于色，‘大人要出去了’”。
同袁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廷则乱成一团。“当时北京可怪之处是许多外国人完全赞同叛乱，而且所有的汉族高级官员都秘密赞成这个反满叛乱”。“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低级的满族官吏也反对清王朝”。此时此刻，清廷当政者，如怯懦无能的载沣，无知的隆裕太后，年迈昏庸的奕匡，未经风雨的年青贵胄，无不张皇震愕，不知从何措手。满人能干之员铁良早被奕匡排挤出北京，任有职无权的江宁将军去了。良弼、善耆、载泽等都极力主战，侍郎桂春则议论“尽诛京城汉人的疯话，满汉官员猜疑日甚”。值此人心惶惶，议论分歧之际，清廷只好急急忙忙于12日任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第一军火速南下，向起义军反攻。命令再组织第二军以及萨镇冰所率领的海军开赴前线。
13日荫昌便从北京出发了，离去时的场面没有丝毫热情。15日，荫昌专门从彰德下车拜访袁世凯，袁偕杨度会见荫昌一行，款待殷切。谈笑风生，询问兵力是否够用？荫昌的副官长丁士源说：“这支军队系您所练，惟三年以来，变化颇多，恐多数编制，您亦或不太清楚”。他说：“此次革命不可小觑”，“君等为国建功必矣”。荫昌是袁的至交，但系庸碌之辈，没有带过兵，尤其是北洋将领另有领袖袁宫保，是不会听从他指挥的。当冯国璋率兵赴汉口时，袁口授冯以锦囊妙计，这就是有名的“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因此，北洋诸军虽已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使身居总司令的荫昌陷于十分为难的境地。
此种局势下，惟有“在山猛虎”袁世凯，成为收拾残局斗望所归的强者。
武昌起义前，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匡，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于9月联名请求辞职、推荐袁世凯出山职掌大权。起昌起义时，袁世凯的党羽四处呼吁，非袁不能撑持局面。11日内阁举行紧急会议，要求起用袁世凯去平乱。14日，奕匡、那桐、徐世昌再次联合请求起用袁世凯。
这时，就连列强也一鼻孔出气的说：“只有袁世凯才能拯救帝国”。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司戴德与法国代表贾思纳认为：“如果清朝政府请一个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出来协助它，并同意一些宪法改革，则叛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就会被粉碎”。银行团要求“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人能保证政府的稳定，才肯借款”。辛亥炮声响起之时，清政府库存空虚，四国银行团考虑贷款的惟一条件是起用袁世凯。清政府只有依赖向银行团借款才能生存下去，银行团的意见对于清廷来说虽然是一个苦果，但怎么也得吞咽下去。他们的舆论更是散布“除非清政府再次召用袁世凯参与国事，否则，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政府取得国内外的信任”。驻京公使，特别是袁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和美国公使嘉乐恒，也一再向外务部、载沣提出，只有起用袁世凯，才能将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
这样一来朝廷起用袁世凯达到了两方面目的：不只可以平乱，而且还能联络外国人以为己助。因此狐疑不决，四面楚歌，一筹莫展的载沣，由于缺乏可以代替袁世凯的官员，迫于形势，只好于14日下诏起用袁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起用是起用了，但对袁是不放心的，赋予他的权柄是有限的。袁只能节制调遣湖北省的清军及其他援军，对于荫昌所统率的北洋第一、第二军和萨镇冰的海军，只能会同调遣。湖北清军已经起义，其他援军一无所有，袁成了空头将军。
在起用袁世凯谕令发布的当天，阮忠枢持奕匡亲笔信从北京赶到洹上村，劝袁出山，这在养寿园中继讨论是否称帝问题之后，又激起了一场是否奉诏问题的争论。杨度劝袁不要奉命，袁克定、王锡彤同意杨的看法；阮忠枢劝袁奉命出山，阮的意见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袁世凯虽然认识到了国不能救，但最终又表示愿意受命。这说明他志在天下，假若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袁决定东山再起，重上政治舞台。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装腔作势，把前方的军事交给亲信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带领大批卫队浩浩荡荡耀武扬威地北上，13日抵达北京。第二天隆裕太后和载沣召见了他，叫他不要辜负重托。他听后诚惶诚恐地说：“世凯拜此大命，膺此大任，日夜苦思。不知如何始能上安圣虑，下除民苦”。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
16日，袁的责任内阁组成，各部人员如下：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未到任前由胡惟德暂署)，副大臣胡惟德(曹汝霖暂署)：民政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度支大臣严修(未到任前由绍英暂署)，副大臣陈锦涛(辞不就）；学务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辞不就)：陆军大臣王士珍(未到任前由寿勋暂署)，副大臣田文烈；海军大臣萨镇冰(未到任前由谭学衡暂署)，副大臣谭学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定成暂署)；农工商大臣张謇(熙彦暂署)。副大臣熙彦(祝瀛元暂署)；邮传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梁士诒暂署)；理藩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袁的亲信党羽。张謇、梁启超是立宪派首领，均辞职不就。
徐世昌这次没有入阁，但他由弼德院顾问大臣兼任了军谘大臣，后又被任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清廷为了笼络他效忠清室，且加其一个太保头衔。他表面上站在清室一边，暗中充当袁在清室的内线，仍然参与袁的机密。袁内阁不设协理大臣，但保留了前内阁阁丞华世奎的位置，且升阁丞官阶为正二品。华是徐的同乡老友，一向以徐之马首是瞻，华任阁丞完全受徐指使。遇有重要公文，袁必在上面批“太保阅”三字，使华就商于徐，徐担负着实际上的协理大臣责任。
袁世凯攫取了内阁总理大臣，手握清政府的一切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总头目，摄政王载沣反而成了一个徒有空名的傀儡。
12月7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对南方民军和谈的全权大臣。袁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严修(未行)、杨士琦为代表，杨度、汪精卫(秘密的)、魏宸组为参赞，与民军进行和谈。在这几个主要角色中，唐绍仪、汪精卫是主张民主立宪的，杨士琦和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让这些人物一起参与和谈，是想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时派用场，分别发挥作用。次日，袁召集各代表谈话，一本正经地定下了和谈的基调：“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将来国民程度渐渐开通，懂得共和的真谛，再慢慢改为共和政体”。反复讲了数十分钟，说得非常“沉痛”，完全是一副忠于清室的面孔。身为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公开宣布这一宗旨是必然的。但他的表演是做给人看的，特别是给清廷和皇族反对派看的。
17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次日，南北议和首次会议在上海举行。伍廷芳提出，停战协议必须遵守，如有军队擅自行动，双方均应严加惩处。唐允将此意报告袁世凯。
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定各战场继续停战七日，是为第四次停战。会上伍廷芳提出：今日人心倾向共和，若非承认共和，别无议和之法。坚持必须承认共和，方能开议。唐绍仪个人虽然同意，但因此事关系重大，须电袁请示。袁接电后复唐姑先开议。此时袁从黎元洪、黄兴、汪精卫等人的函电谈话中，已经深知，只要赞成共和，总统的位置大有到手的希望。只是没有得到南方确切的保证，又怕落下王莽、曹操的骂名，赞成共和的话不能自己说，毛遂自荐当总统更不像话。故唐绍仪对伍廷芳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袁要借革命党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尽力设法使和谈不致中断。
同日，廖宇春、夏清治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达成了五项秘密协议，其中重要的两条是：确定共和政体；先覆清室者为大总统。由于清廷在袁世凯掌握之中，协议显然是有利于袁的。这是黄兴对袁作的又一次重大妥协。在廖宇春与顾忠琛谈判之前，段祺瑞曾派靳云鹏北上谒袁说：“第一军全体主张共和，并议推宫保为临时大总统矣”。袁佯装大惊曰：“军心胡一变至是哉？是将置余于何地？”他对北洋军部下也不愿吐露真情，虚伪一至于是！经靳婉词陈说，袁始慨然说：“汝曹握兵柄者，亦复如斯，我尚何言，但使我得有面目与世人相见足矣！”就是说，只要能当上总统，不落篡夺大清政权的恶名，不留下让世人唾骂的把柄，你们便可放手做去。得到袁的默许，靳云鹏方才报告段祺瑞派廖宇春、夏清治南下与黄兴的代表议和。因此，这次正式议和之外的又一秘密议和，是袁世凯所支持的。也正因如此，1912年6月廖宇春写成《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一书，将谈判内幕透露出来，袁阅后“大惭恨，以为发其覆也，尽收其书，而宇春遂锢不用”。
仍然是在这一天，帝国主义公开站出来替袁世凯帮忙了。驻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国领事把同文照会分别递交伍廷芳和唐绍仪，以中国战争继续下去将使外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危险为理由，要求双方早日达成协议，停止冲突，向南方民军施加压力。
这次和谈之中，立宪派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唐绍仪一到上海，就同程德全、汤寿潜等人函电往来不断，请他们帮助出谋划策。伍、唐白天在会议桌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但谈判的真正场所却是赵凤昌的“惜阴堂”，张謇和赵凤昌都参与了南方的决策。张謇同袁世凯的关系自一八八四年后曾经弄得很僵，直到一九一一年张到彰德访袁后才和好如初。袁深知张在南方的地位和作用，且必能助己，叫唐及时同张密商。革命党中的一些人对张也很佩服、重视，遇事经常请教于张。赵凤昌是张謇的党羽和策士，同程德全、汤寿潜关系很密切，是唐绍仪的密友，和伍廷芳以及南方的几个都督均系旧相识，故也受到革命党人重视。这样赵家就成了桌下和谈聚会的地方，张、赵都成了和谈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内奸汪精卫居间说合，处处袒袁，总是在人们中间宣扬袁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谬论。而黄兴又屡屡妥协退让，袁世凯的和谈阴谋终于一步步得逞。
